驳静

对后者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新命题。事实上，2015年11月13日以后，法国媒体在梳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时，往往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画下重点线。

纪录片《美好的五月》就是拍于1962年，这个法国历史书上的重要年份。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开始后，法国人第一次不得不面对后殖民时期由大规模移民回归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以及之后大半个世纪里，法国移民人群无法抹去的“模糊的背弃感”。

这部纪录片第一次以采访的方式，直接勾勒出当时那个站在十字路的巴黎众生相。前半部分的受访者包括裁缝、贫民、游民、股票职员、画家、发明家和一对将结婚的情侣，他们所谈论的是自己的生活幸福与否。后半部分的议题则相对严肃：审判、罢工、居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等。

阿尔及利亚街头景象（摄于1962年）

导演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在中国影迷当中，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尽管与法国新浪潮中那拨影坛巨匠的声名相比，马克更为神秘。有趣的是，这位导演“有一只猫”。他不只在2004年拍过《巴黎墙上的猫》——借市区墙上一只涂鸦猫的形象回顾千禧年前后的历史，还有一个有趣的传闻，有人向他讨要照片，他竟然给了对方一张猫的肖像。在《美好的五月》中，黑猫的形象也多次出现，这大概是2013年当它重新在戛纳电影节的修复单元上映时，电影海报将一只猫摆在重要位置的原因。

《美好的五月》的另一位导演皮埃尔·劳姆（Pierre Lhomme）主导了这次修复和重新剪辑，并将其称为“符合马克趣味的致敬”。但恰恰是马克身上这种神秘而有趣的特质，使得《美好的五月》作为一部战后巴黎浮世绘的纪录片，对许多人而言，“显得过于轻佻”。这种所谓的“轻佻”，在片中确有多次体现，比如有位受访者——汽车减震器的发明家——正在振振有词，身上偶然出现了蜘蛛，镜头敏感地捕捉到后，静静地特写了10秒钟，过了一会儿，蜘蛛跑到了其他位置，镜头又迅速跟了过去。

这些议题，显然与当时的战后背景格格不入，甚至更加称不上“美好的五月”，然而，马克在他的拍摄计划上写道：倘若我们将来，再来回顾这几年，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许，我们能感受所有东西，而今天看来最明显的那些情绪除外。

马克所说的最明显的情绪，是指巴黎的混乱与焦灼，而它所投射的，则是在持续7年半时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问题存在的巨大争议。

1962年3月，戴高乐政府与阿尔及利亚达成了著名的埃维昂协议（Accords dévian），长达7年半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宣告结束。阿尔及利亚人面临三种选择：独立，完全法国化，或者成为一个与法国保持联盟关系的国家。最终，阿尔及利亚选择了独立。

无论如何，战争终于结束了。人们把这一年的5月称为“战后第一个平静的春天”，语气暗含着的如释重负，还包括了对“二战”以来久未和平的无奈。

但是巴黎并不平静。双方停战后，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遭到了全面驱逐。从1830年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殖民地到1962年独立，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已经占到其人口总数的70%。

1962年3月18日，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埃维昂协议签订后，阿就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投

对于是否要离开阿尔及利亚，当时流传着一句口号：行李或棺材（La valise ou le cercueil）。其生存条件可见一斑。于是，许多人选择回到法国。尴尬的是，“回”这个词，并不十分确切，毕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只是土生土长在阿尔及利亚，有的甚至已经到了第三代。

所以这次大规模的迁移运动，是“黑脚”们的无奈之举。一方面，是“黑脚”们像逃难一样离开，作家阿兰·维贡德莱（Alain Vircondelet）在《大穿越》（La Traversée）中描述了若干兵荒马乱的场景，比如来不及关上门的房子、被遗弃的汽车等等，这也使得他们完全无法将这次迁徙称为“搬家”。尽管最终也在法国本土落了脚，情形却并不乐观，他们到达法国后，“模糊的背弃感逐渐加强”。

这群人，在此之前从未踏上过法兰西的土地。即便有过与法国的接触，也不过是短暂期间里的愉快记忆。而一踏上这片土地，他们立马发现了一个被刻上鲜明阿尔及利亚战争印记的法国，因为本地人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像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人民在面对移民时，都会对他们抢夺“住房”、“工作机会”而忧心忡忡一样，法国人对此也抱以消极态度。

他们被若干媒体描绘成这样一种人：剥削穷人的大农场主，总在咖啡馆等着阿拉伯人擦鞋的中产阶级。这也是“黑脚”一词至今还给许多人以如上片面印象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他们当中超过75%的人，收入只有普通城市居民的20%。真正能被称为有钱人的只占了3%。

作为接收方的法国，也同样混乱而不知所措。最终，马赛成了那个接收最多“黑脚”的城市，也正是如此，直到今天，这个城市还以脏、乱、差而被诟病。

知识分子更是将阿尔及利亚问题引为“责无旁贷的使命”来完成。加缪与萨特之间，那场著名的决裂和法国知识界的论战，也是由阿尔及利亚问题衍生出来的。

1955年秋天，莫里亚克（Fran？ois Mauriac）、加缪和萨特等人开始在《快报》等媒体上发表文章，最初主要以揭露阿尔及利亚战争真相为主，重点在于发生在战地的酷刑、暴力。但是很快，知识界的观点迅速分化，形成了三派观点。

右翼知识分子相对沉寂，以及最后观点越来越倾向于与左翼一致的“反殖民”。即便是当时学生群体中流传的那句“宁要错误的萨特，不要正确的阿隆”中的主角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他1957年出版的《世纪的希望和恐惧》（Espoir et peur du siècle）中，也表达了关于“殖民主义周期已结束”的坚定信念。

左翼迅速地站定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把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斗争当作了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萨特显然是其中引领者和带头人。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的西里奈利教授（Jean-Fran？ois Sirinelli）曾在法国“France Culture”电台的节目中，称萨特在当时拥有“一个人就像一个政党”般的影响力。事实上，他的确也曾于1947年，和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乔治·奥特曼（Georges Altman）共同创办了革命民主联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目的在于“创建一支可以抗衡‘冷战中两个大国的欧洲力量”。萨特的身后，还有波伏娃、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这些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

至于争论的另一方，是加缪和他相当孤寂的身影。

加缪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他反对使用暴力，对此，萨特则嘲笑说，“这个天真的殖民主义者”。加缪呼吁停战，却希望最终建立“阿尔及利亚―法国联盟”，达到双方的和解，保证各个族群被公正地对待，萨特则把这个方案称为“改良主义神话”;加缪希望通过经济改革以提高阿尔及利亚人的生活水平，萨特则坚持认为，必须首先推翻法国的强加的统治。

作为典型的“黑脚”，加缪在这场争论中的位置是特殊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并在那里度过了大半青年时期。就像他194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获奖词所说，他“代表了他那一代人的良知”，虽然一度将自己视作左翼进步分子的一员，却多次在散文和访谈中谈到道德良知问题，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最终让这个问题家喻户晓。

加缪的祖父克罗德·加缪（Claude Camus）1809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早那一拨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之一。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自然出生于阿尔及利亚——说到底，加缪就是众多对自己身份无法清晰定位的“黑脚”典型代表。事实上，加缪本身的阿尔及利亚和法兰西的双重身份，让他陷于分裂，因为他想对两方都保持忠诚。美国人伊丽莎白·豪斯（Elizabeth Hawes）所著的加缪传记写道：“二十年的法国生活，让他变成了巴黎人，可实际上他的口音还是带了那么点阿尔及利亚腔调。”这时候再去看他写于1942年的《局外人》（L'étranger），对书名中的“局外人”一词，无疑会有更多感触。

这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纪论战，裹挟了整个法国的知识阶层。波伏娃在1963年出版的回忆录《事物的力量》（La Force des Choses）中写道：“并不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快乐，我才任由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我的思想、睡眠和幽默感进行全面侵犯。”这种情绪上的回顾，在巴黎政治学院的西里奈利教授看来，则是一个“涉及政治、心理和临床的三元问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法国知识分子》（La guerre dAlgérie et les intellectuels fran？ais）一书中，将阿尔及利亚战争称为“法国近代知识界上极为关键的时期，政治介入写作的敏感时期，欧洲甚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知识分子之间，互相对抗却又互相保有强烈的集体感（solidaire），而这种集体感，正是出于对那个时代强烈的责任意识”。

所以当《美好的五月》呈现出一种与战争无关的社会情态时，有人批评它有失严肃。阿尔及利亚战争变成了一种如法国“黑脚”问题研究学者让―雅克·乔尔迪（Jean-Jacques Jordi）所说的“两难局面”，法国移民团体与穆斯林团体之间的交合只剩下暴力，加缪在战争最白热化的阶段，退出他所称的“公共游戏”，并“令人困惑地一直保持了沉默”。

2015年1月16日，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示威者在街头抗议法国《查理周刊》刊登讽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时与警察发生冲突

作为作家和导演的马克，在拍完这部纪录片后写下的那句话却如预言一般，为法国的现实埋下伏笔。纪录片里，那一代“黑脚”的后代，是否在法国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今法国的知识界在巴黎遭遇恐怖袭击之后，会再一次陷入关于信仰和移民的论战吗？

没有人能否认，1962年的巴黎春天，的确有如《美好的五月》作为影像历史所展现出的平静，以及平静中永远饱含着一股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片子结束时，作为纪录片旁白叙述者出现的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其充满诗意的声音响起：“只要贫穷尚存，你就不算有钱;只要忧伤尚存，你就不算快乐;只要监狱尚存，你就不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