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晶晶

每年11月展览开幕前，豪尔赫·威尔士画廊均会挑选过去多年搜集的珍品，决定下年度的展览主题。除了过往安排有关“南蛮艺术”（After The Barbarians）的展览及图录外，画廊通常主题普遍围绕中国外销瓷器。题材大多以中国外销瓷不同风格、时期、制作特征、纹饰和市场作基础，其中包括西洋主题、玲珑透雕、克拉克瓷、漳州瓷、素胎加彩瓷和古染付等。今年的展览虽以一个中央主题作基础，但与过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不只将焦点落于瓷器本身，而是研究中国外销瓷器对17、18世纪的社会影响，探讨其当时在购买者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豪尔赫·威尔士画廊由豪尔赫·威尔士（Jorge Welsh）和路易莎·文海思（Luísa Vinhais）共同搭档经营，至今已经有23年了。豪尔赫·威尔士上世纪70年代从葡萄牙里斯本来到英国伦敦学习绘画，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让他难以继续完成学业，不得已，他放弃学业，开始经营中国外销瓷。豪尔赫告诉我，以前中国文化在葡萄牙人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约14世纪的时候，就有葡萄牙人将中国瓷器带回来，很多家族都会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耀。

清乾隆 粉彩描金甜食盘架一对清乾隆 青花粉彩描金屐式带座汤盅清乾隆 粉彩描金衣橱式花插清康熙 青花花插清乾隆 青花描金奶油盖罐12件和长方形盘

1991年，豪尔赫和路易莎正式在一起合作。路易莎原来是学化学工程的，最初在化工厂工作，但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她对艺术感兴趣，常去博物馆或艺术展。1991年，豪尔赫需要在里斯本和伦敦设立画廊时，与路易莎一拍即合，开始了20多年的合作。路易莎说，我们对外销瓷的评定标准，主要是从三个方向来衡量：有没有艺术价值;稀有程度;背后有没有良好的来源。

豪尔赫·威尔士画廊的这次展览非常有趣，呈现了761件形式各异的中国外销瓷，它们全部来源于生活起居用品，并命名为“华庭雅趣：起居用的中国外销瓷”。展览共分为五章：进餐、喝饮、家居布置、个人物品和梳理卫生。旨在探讨这些瓷器在成为可供收藏的珍品以前，在当时社会的应用，并说明其在收藏者的家居和生活中是如何重要。其中最先搜集的一件得自2001年。

17世纪末和18世纪，各式品类的中国瓷器进口欧洲。瓷器贸易中有一小部分特别为迎合西方市场而烧造，常以西方形制或纹饰作灵感，其被称为“chine de commande”（订制瓷器）。这类瓷器常以小数量订制，并以私人贸易所得。当中大部分器形均仿照西方金属、陶瓷、玻璃料或木制雏本，具有实际用途。除了在此时期大量外销的各种常见如盘或其他器皿外，此次展览还包括盛蛋器、过滤器、餐具柄、布丁模、勺、漏斗、花插、鼻烟盒、杖首、理发盆和便壶等器皿。多变的造型及门类不但反映了瓷器贸易的规模广泛，也显示出中国瓷匠卓越杰出的适应能力。这类器形多依当时欧洲最流行的风尚而订制，因而反映出欧洲订单的规模和该时期欧洲的消费模式。中国瓷器彻底渗透进了当时日常生活，以致制作出大量有关餐饮、家居粉饰、个人卫生和流行饰品的产品。

展览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罕有的中国瓷品的需求，它们不只为粉饰家居，也具有实际用途。花插形式各异，衣橱式和聚宝盆式花插均为18世纪新创的器形。展品中一件清乾隆粉彩描金花插，衣橱式，平背，配平盖可拆，上钻五圆孔。通体饰粉彩描金。前方凸印开光抽屉，加矾红描金，间以西洋折枝花卉，口沿描金。瓶盖同饰折枝花卉，口沿描金，五孔环饰凸印青花卷草纹，围绕加彩开光花卉。衣橱式花插其造型创思灵感源自18世纪中期的法国衣橱。此类制品雏本很可能为法国彩陶（French Faience），不过其他欧洲瓷厂亦有烧制。衣橱式花插中可以灌水，用来摆放折枝花。此类器形应与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花砖相关。花砖为18世纪最常见花器，多呈长方形，上端钻空圆洞盛接花卉。其古代名字仍然不详。

葡萄牙是第一个订制仿西式中国瓷器的欧洲国家。西班牙人最先加入葡萄牙人垄断的亚洲市场的行列，在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间建立航线。然而，17世纪的外贸主要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荷兰人是最先订制较实用的西式器形的欧洲人，早于1608年就开始订制如黄油盘、芥末壶、水果盘、盐钵等器皿。然而，此类早期器皿的造型仍有待考究。随后在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占得优势，1715年在广东成立厂房。1720～1770年，估计有约2500～3000万件瓷器输入英国。英国在此贸易上的垄断使得整个欧洲广泛模仿英国纹饰和造型。法国时尚风格在欧洲也备受青睐，因此许多18世纪订制瓷器的灵感来源仍有待考究。在1732～1747年，法国东印度公司瓷器进口量每年增长从12.3万至86.8万不等，此数只占中西贸易总数约2%～3%。

茶、咖啡和可可自17世纪中期开始陆续引入欧洲，促成了更多社会变化。1659年，托马斯·鲁格（Thomas Rugge）描述：“这段时间里，大街小巷都在出售一种土耳其饮料，叫咖啡。还有一种叫茶的东西。除此以外，也有暖人心窝的饮料叫可可。”此类热饮成为日益增加的欧洲社交聚会中的重要一员。随着这种社会文化的发展，家居成为公开聚会的地方，内部装潢和修饰则成为地位、品位和财富的象征。瓷器非常适合用于茶、咖啡和可可这三类新流行的热饮，故各类器皿的需求日增。瓷器在这个时期日渐流行，促使不久后许多用来粉饰欧洲家居的器皿也陆续烧制和出口。

展览中的一个主题便是“喝饮”，呈现了这一时期喝饮文化的演变。17世纪末和18世纪，饮料一般放于边靠的橱柜上，而非在餐桌上。佣仆会用盘子把玻璃杯盛装的饮料传递给宾客（喝完后就归还玻璃杯，加以清洗再重新装满）。展品中一对清乾隆青花描金镂空长方盘的造型应源自欧洲银器，便是用来盛载各类食物和饮料的。大卫·赫利伯格（David Herrliberger，1697～1777）于1751年制作的版画《Noces des Persones de Condition》可见此类长方盘多用于运送饮料到餐桌上。除此以外，亦可能用于盛载茶、咖啡或可可等饮料。

de La Tour du Pin侯爵夫人（1770～1853）曾描述：“我们不会把执壶或玻璃杯放于餐桌上，但在较大型的宴会里，我们会把装有洋酒的银桶和大概12个玻璃杯放于橱柜上，谁希望喝酒就可以派遣佣仆去倒。”大卫·赫利伯格的版画里显示，佣仆在边靠的橱柜上将酒倒进放于盘子上的玻璃杯里。不过，图中亦可见宾客喝了半杯的酒还放在桌上，并未被立刻清理走。其实，如进餐的习惯一般，喝饮的文化和礼仪在不同的地方也有所分别。喝饮礼仪在宫中也有不同。1738年在跟国王路易十五进餐时，de Luynes公爵就描述每人跟前均有玻璃杯，餐桌上有酒和水。

17世纪末和18世纪，盐、糖和各类香料等其他进口产品也改变了欧洲用膳的文化。烹调方式和进食文化革新，促进各类容器和餐具的生产。各样流行于欧洲的菜式以新款的器皿盛放，如形式各异的酱壶和汤盅等。譬如，欧洲人慢慢流行将各类热酱倒入个别的酱壶，与荤菜分开盛载。法国炖菜流行于18世纪中期，并常以汤盅盛载。在约1760年，各类动物形的汤盅出现，往后20年仍持续烧造。此类汤盅先制于欧洲各瓷厂，后以中国瓷仿制。其用于盛载各类食品，或偶尔跟器形相关。新研制的酒品也促进了此时期的喝酒习惯和相关器皿革新。

展出中可见一件清乾隆青花粉彩描金屐式带座汤盅，木屐式，尖头，矮足，平盖带小屐式顶钮。通体饰青花粉彩，有粉红、矾红、橘、黄、绿、松绿、蓝、褐、墨和金彩。底座绘仕女婴戏图，中央台上摆放花瓶、茶壶和杯。一仕女坐于台前演奏琵琶，环饰青花三角纹。边部绘折枝花卉，口沿环饰锦纹和金彩弦纹一周。汤盅前端饰开光仕女婴戏图，周边环饰折枝花许。底沿环饰青花三角一周，上沿环饰青花锦纹。此类屐式汤盅应用于在餐桌上盛载酱汁;亦可为用餐者提供趣味和娱乐，因为在餐桌上摆放鞋屐有点违背正常的做法。造型别致的汤盅常配座盘，但许多已经遗失。

随着饮食文化渐变高雅，所需餐具也变得多样化，晚餐餐具组合在18世纪也因此变得堂皇。荷兰东印度公司文献记载一些多达500～600件的餐具组合曾被订制，有些更多于1000件。1767～1784年，马尼拉大帆船记录总共登记了524组餐具套装，当中大部分为120～200件餐具不等，只有76组为214～670件餐具。共120件餐具的套装大多包括盘、熏盘、汤盅等器皿，而较大的餐具组合则包含更多形式各异的器皿。

随着糖和香料变得普及化，甜点在18世纪进餐文化中也变得不容忽视。展览中包含一对罕见的清乾隆粉彩描金甜食盘架一对，每个甜食架均由三个贝壳形小盘组成，中央由海豚塑像相连，海豚尾部作手柄。三个贝壳形小盘盘心饰粉彩描金西洋折枝花卉，口沿缀矾红描金西洋矛头纹一周。海豚以矾红填彩，并以墨彩描金勾勒细节，添饰三朵矾红描金小花。此类甜食架是晚餐餐具套装的一部分，用来盛载蜜饯和果脯。其源可上溯1755年制于鲍氏瓷厂（Bow）雏本，后于伍斯特（Worcester）及德比（Derby）瓷厂皆有出品。此外还有烛台和黄油盘。外销法国市场的一组徽章纹餐具组合就包括：供应晚餐主菜的芥末壶、酱壶、沙拉碗，供食用甜点的奶油罐和篮子，饭后泡茶用的茶壶与奶罐。

除了饮食外，陶瓷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也应用于其他用途，包括供家居布置的瓦片、坐墩、烛台等，及其他用于梳理卫生的用具。与只用于陈设装饰而大量出口欧洲的瓷器有别，此等瓷类器皿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具有实际用途的奢侈品的需求。瓷器除了在饭厅以外，也应用于卧房和家居其他地方，彰显了收藏者的财富与品位。其他瓷品也应用于室外，如为供应不同品位需求，形式各异的鼻烟盒和杖首。

豪尔赫和路易莎说：“这个收藏大概最后也会散布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收藏中，成为被这些藏品的历史所深深吸引的收藏者的珍宝。我们寄望其中一些珍品不只被用于装饰上，更偶尔在难得的情况下，应用在它本身的用途中。虽然如此，我们第一个目标还是希望来参观展览和阅读图录的人会欣赏和享受当中的过程，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有助于为这一领域带来新鲜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