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为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活动，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同时代对翻译的要求，翻译文化意识正日益觉醒，翻译文化观也逐步建立，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翻译已成为翻译研究新的发展方向。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之下，翻译实际上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承担着精神交流的重要作用，是一项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文本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与翻译活动中的价值客体，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产生的，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翻译的目标是传播文化，而它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文本来实现的，因此，本文从文化接受机理的角度，对翻译的文本行为进行研究，将翻译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一、文献综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翻译界对翻译中涉及到的文化问题越来越重视。从语言层面来讲，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上，它已经成为信息交换和人际交流的主要手段。从文化研究的意义上讲，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是文化阐释和再现的主要手段，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1］1。可见，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内在的文化接受机制，在这种内在接受机制的作用之下，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碰撞，相互吸收和排斥［2］86－87。文化的定义有好几十条，然而，这些对文化的定义不外乎两种，一是广义的，包括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狭义的，即由人类文化价值观念所构成的知识体系［3］143。文化是标志某个民族或者人群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集合：某个民族或者人群最重视的文学、艺术、音乐作品等的总和［4］178。

学者魏瑾指出，一方面，翻译过程也是一种文本形成的过程，文本是作为工作主体的译者的处理对象。翻译的表现总是从文本出发，经过译者，最终又归于文本。另一方面，文本并非是一系列文字的简单组合，而是负载外来文化因子的载体，它必须满足一定的文本性（textuality），也就是复杂的语言对象在反映特定社会和交际制约时所具备的一系列特征［1］3。Nord根据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的关系提出了“记实翻译"和“工具翻译”两大翻译策略，并指出文本是交际者表达意图的一种产品，其接受程度依赖于接受者的个体期待，是由文本的接受环境、接受者的社会背景、专业知识以及交际需求来决定，而文本交际情景的完成和文本功能的界定是受“文本接受”所左右［5］。董庆炳教授指出文学文本层次应分为三个层面，包括文学话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和文学意蕴层面。文本结构是有一定层次性的，而每一层次又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职能，它们互相联结，彼此交融，使文学文本的意义与蕴涵在阅读接受，或翻译中渐渐溢出［6］174。当代英国译论家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和莫伊拉．考伊 Moria Cowie在《翻译学词典》是这样定义“文化翻译”的：文化翻译指任何对语言和文化因素敏感的翻译。这种敏感性既包括了对原文中文化因素的转述，也包括了基于原文文化对译语文化词语的重新解释［1］10。刘宓庆从翻译的对象入手，认为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容载或含蕴着文化信息的意义。文化翻译分为广义的文化翻译与狭义的文化翻译。宏观的、广义的文化翻译涵盖容载一切文化信息的意义转换，其中包括语法意义。狭义的文化翻译是我们议论得最多的，指文化矩阵中各层次反映在语言中的意义，集中于词汇、词组、句子、语段（句子的有组织集结）、风格和语言文化心理等层面中［1］11。从文化接受机理的角度，对翻译的文本行为进行研究，在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

二、文化视角下的翻译行为考量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活动，更是文化的迁移过程。翻译过程是译者与原作者的思想意识之间的交流与撞击，但译者与读者间的对话并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当译者的思想意识进入源语作品时，也就进入了一种文化关系中，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观照和比较，体验与领悟。任何一部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的各方面会根据当时的文化接受状态以不同的程度介入翻译过程，并影响译者的逻辑判断和语言选择。刘宓庆［7］38把翻译分成了三个等级，如图表所示：

最高等级能传达原语审美及修辞立意，包括原文的风格、神韵及形式美；既能达意，又能传情。中间等级能在达意以外，适应社会情景要求，包括语体等级、文体样式，等等，即尚能传情。基础等级能实现传达语义信息内容的功能，即言语交际最基本的功能：只能达意。

翻译的不同等级表明翻译活动是不同信息之间的语际转换过程，最为理想的翻译是译者与原作者的水平大致相当，译者应该通过仔细研读原作等途径对原作有足够的了解或深入的研究，使译文达到或接近原文的水平。因此，译者必须了解不同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研究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行为中所受到的各种制约及采取的翻译策略。

（一）文化介入翻译过程研究

文化介入翻译过程通常包括审美文化干涉、伦理宗教文化干预、政治与意识形态介入等。译者对事物的理解通常是从自己已有的文化视角出发，不可能抛开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所形成的审美观念和思想价值观念去理解源语文本。译者在进行跨文化文本解读和翻译时，应该消除不同文化差异对文本意义可能产生的误解，进行有意识的文化解码和文化阐释，尽可能地传递文本深层的文化意蕴。

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空间，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都对翻译有着重大影响，如文化立场对翻译的影响，文化心理对翻译的影响等。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紧密并相互影响，而翻译的主要作用就是要克服语言的障碍，实现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由于几千年来一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长幼尊卑及称呼分得很清楚，基于这种文化心理，汉语在谦词、称呼语上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称别人的儿子、女儿为“令郎”、“令媛”、“贵千金”等，称自己的儿子、女儿为“犬子”、“小女”，而英语中就没有如此多的与之相对应的词。因此，在翻译时要注意两种文化的差异，直译出其意即可。例如，《红楼梦》中贾珍感激不尽，说：“待服满，亲带小犬到府叩谢，”于是作别。这句话的英译为：Chia Zhen thanked him warmly and promised，"When the mourning is over I shall bring my worthless son to your honorable mansion to kowtow his thanks．"And so they parted．可见，翻译活动的进行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者在具体语言的转换中必须考虑文化的因素。

翻译是一种审美，同时也是一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对原作的分析，认识作品的审美构成，形成了对美的信息的直接感受，唤起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激发读者的审美创造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审美愉悦，从而实现源语文本生命力的延续和译入语文本的美学价值。翻译美学是把这种审美和创作进行理性的分析和研究，在理解性阅读的基础上，对源语文本进行审美解构。在审美情趣上，由于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存在不同，对事物的好恶不同，不同文化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例如，“狗”在汉文化中有一定的贬义成份，常用狼心狗肺、狗仗人势、狐群狗党等成语，而英语中则把狗当作笼物，有谚语“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dog”也可以指人，并无贬义，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翻译，英语中的“a lucky dog”（幸运儿）、“agay dog”（快乐的人）、“a dirty dog”（脏东西）等都是很好的例子。由于文化在审美情趣上的差异，翻译时应该有所注意，如把“落水狗”翻译成“a dog in the water”，把“丧家犬”译成“a homeless dog”不仅未能传达出汉语的贬义，还容易引起英美人的同情。

（二）文化翻译策略

译者要尽量忠实地传达原作者笔下的异域文化，又要维护译者所处时代译入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翻译过程中，译者有意识地选择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或对译本做一些增删、改动或淡化处理，从而使得异域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是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介入。译者要弄清楚译文读者的审美取向，并根据读者的文化接受水平和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掌握不同的文化比掌握语言更为重要，词语只有与一定的文化结合起来，才具有特定的意义。

在文化翻译中，异化的翻译策略不容忽视，异化翻译对外来词的融合与吸收，丰富了本族语的词汇和各种语言，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传播。在处理含有文化色彩的文本时，一些代表中国文化特点的词汇，已被异域文化所理解和接受，如“Confucius”（孔子），“Chinese kongfu”（中国功夫），“mahjong”（麻将）等。与此同时，汉语也因吸收外来文化词汇而变得丰富多彩，如汉语中的沙发、雪茄、尼龙等词汇，在形容假惺惺地哭，会用“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形容全副武装用“武装到了牙齿”（be armed to the teeth）来表达。但是，在翻译策略上，不能忽视汉语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也不能为了使译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而原样照搬。总之，适度的归化策略结合适度的异化策略才能使翻译活动达到最优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相对主观的过程，反映出译者的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

三、文化视角下的翻译文本解读

翻译活动离不开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既是对源语文本的接受，又是对源语文本的阐发，译者既是源语文本的接受者，又是源语文本的再创作者。翻译文学的接受是指译语读者对译语文本的阅读、再创作和再评价。它是继翻译家接受、重构源语本文之后，又一次具有创造性的审美行为。翻译文学的建构与接受这一双向交流的过程，共同完成了翻译文学活动整个系统［8］119。因此，探讨翻译中的文化取向和文本解读，研究如何在文本与文化目的之间达到最佳契合显得意义重大。

（一）文化导向的文本分析

文化交流过程既复杂又艰难，翻译跟文化的形态价值密切相关，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之间的文化差异总会产生焦虑和冲突，影响文本翻译活动包括一系列复杂因素，如文化的不稳定性等。出于文化可接受性制约的考虑，翻译过程中进行适当的变通和调节是必要的。翻译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翻译必然受源语文本文化和译入语文本文化的制约。在不同文本进行语言文字转换的同时，要注意克服文化的差异，以保证不同文化导向的文本信息交流，要求译者对两种不同文化都有相当的熟悉程度，才能有助于不同文本之间的文化传递。

文化对不同文本之间的语际有效转换意义重大，文化因素在语际转换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翻译文本中，特别是在文学文本中，语言总会涉及到文化内容，翻译活动会体现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时代精神，深深地打着时代的文化烙印，翻译时应注意文化的渗透性、兼容性、干扰性等特征。翻译中的一些障碍往往来源于文化上的特殊意义，反映某一特定文化的文本，常含有在明显不同的语言文化中很难理解的内容。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上，通常是排斥与本土特定利益相符的其他文本，翻译的文本在不同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影响。翻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源语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译入语的读者，而读者的期待与要求应该是译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面对源语文本文化和译入语文本文化，译者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沟通方式，是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源语文本的意义以及读者的期待，能否与译者的理解与表达形成和谐的关系，将会直接影响翻译的目的与任务是否能顺利完成。

（二）跨文化的文本理解与翻译

从文化角度来说，受源语文化影响的文本，是一个文化复合体，译者要正确理解源语文化文本，掌握这个文化复合体的概念和结构关系，才能准确地把原文中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译文读者。翻译过程中，离开了原来的文化语境的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意义，译语读者对译入语文本的接受表现为对文本的再创造和再评价。翻译起着不同文本之间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而对不同的文化差异，翻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不同的文化，对文本正确理解。因此，跨文化的文本理解在翻译中十分重要，是文化翻译的必经之途。

源语文本通常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源语文本是作者的安排，包括词语的选择与句式的排列，情节的安排，修辞手段的运用等等，体现了作者的意图性，从而对译者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不是可以随便任意翻译的。另一方面，源语文本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语言和文化本身的抽象性和歧义性会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包含着大量的文化因素，而文化也只有在具体的文本中才得以体现。文本的性质和译者的目的都将影响文本中文化成分的处理，对一些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敏感词汇省译，对文本结构进行局部调整，使结构更加紧凑，以适合不同层次的译文读者，增加文本的流畅性。文本的形成和接受由于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语言和文本以及整个文化体系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和综合性。此外，文本产生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例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都对文本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制约着文本的建构，翻译时应综合考虑上述这些因素。

四、结束语

翻译离不开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翻译过程不仅是语言间的交流，而且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译者要熟悉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不同国家的人能否相互沟通，既取决于他们对语言的理解，更取决于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理解。翻译活动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转换。这些从文化视角对翻译文本行为进行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翻译和研究翻译的新角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扩大了翻译研究的空间，为更全面地研究翻译活动开辟了新的渠道。因此，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要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翻译文本体现出文化因素对译者产生的影响，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翻译文本行为，是全面认识和评价翻译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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