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少华先生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专著《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内容包括“郭店楚简考析”、“上博楚简研究”和“清华竹简探论”。不仅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解决了大量与楚国地理相关的聚讼纷纭的学术难题，还体现了其研究方法的成熟——从文本到思想，从考据到义理，是乾嘉汉学之后更进一步的汉宋兼采的路数。

关键词：《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徐少华；文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乡贤徐少华先生的《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一书，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奉读之后，钦佩不已。

在学界的规范里，徐先生本来是历史地理学专家，精通楚国地理。然而在郭店简出版发行之后，徐先生却转入了简帛研究的领域。在当时，这可谓是一种潮流。然而转眼回首，在徐先生这个年纪，放下已有的荣誉，能一直坚持下来，从郭店简到上博简，以至清华简，并始终处于学界前沿者，屈指可数。不少人热过一阵子之后，便逐渐消失了身影；也有人事后偶或发文，其实已不在学界前沿，并未充分地利用已有成果；乃至有人转而疑惑竹简的真伪。如果不是有强烈的“预流”意识，老老实实地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地补课，是难以为继的。如今，清华简中的《楚居》、《系年》等篇，有大量与楚国地理相关的内容，徐先生利用之解决了不少聚讼纷纭的老难题；而从郭店简一路走来，徐先生又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其实，徐先生对于学术思想素有研究，只是隐而未发。他讨论郭店简的第一篇文章《郭店楚简〈六德〉篇及其思想源流探析》，就溯源穷流，论述了六德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及与相关思想如“三纲六纪”的关系；并指出《六德》所述与《孟子》、《礼记》有别，反映了儒家不同流派的差异；还对传统观点认为《庄子》中述及六经的篇章晚出之说提出批评。最值得瞩目却或许不会引起注意的是，在一些人抓住《六德》中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而高谈古代的民主思想之际，徐先生简单指出这里所谈的是丧礼原则，似是轻轻一笔带过，却展示了学养之深浅。

知此，则当徐先生将郭店简《五行》与马王堆帛书本《五行》对读，并探讨有关问题时，我们就不会奇怪其对异文的同音、音近、义近、形近等现象的分析之细，对简帛本互有繁简情况的举例之当，对衍、脱、误引起差异乃至思想歧义的辨析之详，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并对专门研究者提出异议。若非钻研已久，沉潜有年，不能有此等文章。在这篇《楚简与帛书〈五行〉篇若干问题探析》之后，徐先生还有《楚简与帛书〈五行〉篇章结构及其相关问题》一文，综合简帛《五行》而重作章节划分，详细地说明了竹简本的章节划分更合理，并进而指出《五行》的“经”文中还包含有更早的“经”与“解”的成分，推论《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源自“先君子之言”，可能本有其事，这就将简帛《五行》的研究推向了深入。愚见所及，刘信芳先生也有相似的意见，两文同年刊发，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在上博简方面，徐先生也有几篇文章。其中对《民之父母》和《君子为礼》的探讨，体现了徐先生的研究方法已经成熟——从文本到思想，从考据到义理，这是乾嘉汉学之后更进一步的汉宋兼采的路数！

徐先生先有《竹书〈民之父母〉的文本比较及相关问题分析》一文，将《民之父母》和相近的《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作比较、疏证，这是清人的基本方法。徐先生渡越前人的地方是推测在《民之父母》之外，还有相近的不同传本存在。这看似不经意的一个推测，却体现了学术视野的重大转变。以往的研究，多求简单便捷，见《孔子闲居》和《孔子家语·论礼》相近，便以为是《家语》抄《闲居》；见《闲居》与《民之父母》相近，便以为《闲居》抄《民之父母》，完全不给可能存在而未得机会出土的文献以余地，恰恰凸显了学识的狭隘。徐先生推测有与《民之父母》相近的其他文本，这就说明《闲居》未必来自《民之父母》，而可能是其他相近文本。这一留有余地，体现了复杂性思维的特点。然则他指出《孔子家语·论礼》有胜过《孔子闲居》之处，也就不足奇怪了。因此清人多找与《孔子家语》相近文献，证此书为王肃伪造之不可信，也就不言而喻了。其后，徐先生又作有《楚竹书〈民之父母〉思想源流探论》一文，检出大量与《民之父母》相关的文献，尤其是孔子之后至汉魏时期与“三无”学说有关的论述，指出《民之父母》体现了子夏思想的某些成分，说明在思孟之外，子夏一系也有类似的注重心性的思想意识，并具有一定的学说体系，对儒家后学亦有较大的影响。但这一思想不大可能是孔子思想之真传，其编纂时期当在战国中期。此说真是发千古之覆，使我们认识到儒家八派之外的子夏之学的一面。若非出土简牍，后人何以窥古代思想之一斑！若非徐先生之剔罗扒梳，今人何以考子夏思想之一枝！信阳长台关楚简第一组中，可能也有子夏与孔子的对话，也谈及“民之父母”，可惜残损严重，令人惋惜。

关于上博简《君子为礼》，徐先生也是先有《论〈上博五·君子为礼〉的编联与文本结构》一文，从文本研究入手，拆分原整理者之缀合、编联，拼缀残简，重调顺序，讨论文字，使文本大体可读。继而有《论竹书〈君子为礼〉的思想内涵与特征》一文，重点讨论了三段经拼连后文义可晓的简文，广罗相关相近文献与之比较，指出简文当成于孔孟之间，是早期《礼》类文献的佚篇，包含有“容礼”的内容，意义重大；并且有辩论孔子地位的讨论。这对于孔子形象之形成，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此后，徐先生还有《上博简〈申公臣灵王〉及〈平王与王子木〉两篇疏正》之文，仍然是从基础的文本研究入手，重拼简文，考释文字，兼及史实辨正。篇末记文成后读到学者考释文字意见，有与之相同者，谦云“颇受鼓舞”。其实，徐先生本来有古文字的基础，现在研究简帛，文字方面虽可谓驾轻就熟，但学术性简帛文献的考释与过去的青铜器、玺印、陶文、文书、遣策文字等的释读还是有不同，很多人都不太能适应。徐先生所谓“颇受鼓舞”，说明的是他的出土文献研究已经大成，可以从传统的古文字释读进至学术性简帛考释，从散见出土文献串联跃至竹简缀合，从文本分析上至学术思想分析，进行贯通性的研究，无往而不利。在徐先生的同辈人中，能够进行这种贯通性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而能从郭店简开始，花数年时间“预流”其中，开创一片新领域的学者就更少了。徐先生后有《上博八所见“令尹子春”及相关史实析论——兼论出土文献整理与解读中的二重证法》一文，由文本研究上升到了理论叙述，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作了夫子自道：

出土文献的整理与解读，除了需要具备良好的文字识别、音韵训诂基础，和准确辨析字形字意、疏通文句的功底之外，还应该充分结合、利用丰富的传世文献，相互参证，发现线索，识别文字、内容之异同；同时还要广泛收集、细心比对已有的出土资料，深入分析、反复推敲，完整、准确地领会文意，把握相关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求突破口，这样才能逐渐破解其中的疑难，使我们的整理和探索尽可能接近或复原出土资料的原貌，达到较好的整理、研究效果。否则容易出现偏差或失误，给下一步探索带来负面影响。

这一段叙述，若非深入其中，又超越其上，难以写出。尤其是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参证之外，还提出了“广泛收集、细心比对已有的出土资料”，这无疑对于“二重证据法”具有补充意义。百年来，出土文献日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殄域既分，自囿一隅便难免，贯通的研究越来越少。徐先生的文章，则仍然体现着老一辈学者的贯通之学，他不仅在第一篇关于《六德》的文章中，就引用了敦煌文书中的《孝经注》残片，而且在论《民之父母》时，引用了宋人叶适对“三无”及心性学说的批评。因此徐先生的思想源流分析每每令人拍案叫绝，绝非偶然。

清华简公布之后，徐先生不仅用有关文献分析“令尹子春”等问题，而且有三篇专论，讨论的都是聚讼纷纭的老问题，千年迷案。如《季连早期居地及相关问题考析——关于楚族源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讨论的就是楚族来源的问题。这一问题以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楚族本为江汉流域土著，一是楚族源于祝融八姓之一芈姓季连。前一说一度有郭沫若等支持，成为主流，后一说则经李学勤、徐先生等结合出土文献进行研究后，逐渐成为主流。现在清华简《楚居》不仅证实了徐先生的观点，而且还补充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解决了千年疑案，弥足珍贵。《从〈楚居〉说“丹阳”——兼论芈姓族人南迁的时间和路线》一文，则讨论“丹阳”所在。这一迷案，徐先生曾经归纳为“四系八说”，久未定谳。现在结合《楚居》来看，徐先生认为“丹淅说”较为可信，并讨论了芈姓族人南迁的时间和路线。前人之纷纭众说，范围已经大为缩减，真相接近大白。《清华简〈系年〉第十九章补说——兼论楚县唐、县蔡的有关问题》一文，也讨论了唐县所在这一难题。徐先生的这三篇文章，主要是结合清华简来讨论历史地理问题，充分运用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相发明、互为证据的“二重证据法”，而且还运用了包山楚简、青铜器等出土文献来与出土的清华简互证，每篇文章都是标准的从竹简文字考释开始，到文本分析，再罗列讨论古往今来的有关说法，择善而从，充分体现了徐先生的渊博学识和治学方法。其中有一段论述最值得重视：

分析可见，此前学界于丹阳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当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缺遗甚多，后世学者又多以相对静态的思路解释楚人迁徙频繁、居邑甚多的动态过程有关，因而陷入互相矛盾的境地。

这一段话，对于新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徐先生的书中还有一组文章，《春秋楚申公序列疏补》一文，利用申公的青铜器和上博简《申公臣灵王》及传世文献，理清了春秋时期楚申县的县公序列；《夔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遗存析论》一文，也运用了考古材料和《楚居》，不仅解释《楚居》中的疑难，而且驳正了《水经注》以来的种种误说；《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一文，则讨论里耶秦简中新出现的洞庭郡、分歧颇多的黔中郡的问题，结合张家山汉简，认为洞庭、黔中、苍梧郡本为楚置，秦沿用楚名，驳正传统说法颇多。这些成绩，都来自于对出土文献的认真解读和与传世文献的互相比勘，也是徐先生治学方法的优秀范例。

近几十年来，故楚地出土了大量简帛，楚文化的研究日新月异，武汉大学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重镇。徐先生作为楚人，是此中的杰出代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徐先生为了推动学术研究而奔走联络，促成武汉大学在1999年10月和2006年8月召开了两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了郭店简、上博简的研究。徐先生文章之价值，非这篇小文章所可管窥蠡测；其学者之风范，更非本文所可充分展示，我们不妨引用他的《后记》以作说明。他虚怀若谷地说那些解决千年之谜的文章“谈不上什么大的建树”，更提及有些文章“保存原貌”，“未做大的改动”，“有些地方与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相比，或有一定的差距”。就笔者陋见所及，关于楚都丹阳，李家浩据《楚居》持枝江说；袁金平、李守奎、苏建洲则都认为上博八中的“令尹子春”乃大莫敖阳为，徐先生则认为是郚公子春，而鄙意葛陵简的大莫敖阳为与晋师战于长城之岁，可能与《系年》的阳为与晋师战于长城失败并非一事，这些问题或还有待再讨论。而《申公臣灵王》篇的“申公子皇首皇子”，“斧扑”，则可能当读为“申公子皇止皇子”、“斧质”，或许是徐先生未做改动之处。不过无论这些问题最终的是非如何，都不影响徐先生此书的整体价值，尤其是其研究方法与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李锐，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