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安

父亲更喜欢看到子孙数量繁衍得越多越好，母亲则更看重繁衍的质量，当家族的新一代嫡庶共存时，企业的控制权又将何去何从？

《甄嬛传》里各宫争宠夺权还让人记忆犹新，今年《琅琊榜》众皇子王权争夺亦引来了收视狂潮。影视作品并非都是杜撰，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病死时众子互相攻打，致齐国一片混乱，停尸六十七天、尸虫爬出窗外都无人问津，直到新的齐君无亏胜出，才把桓公收殓，是为“停尸不顾、束甲相攻”的典故。

无论争位还是夺产，历史以押韵的方式在不断重复。2015年6月，71岁传奇晋商阎吉英因病去世。因其未立遗嘱，63岁的发妻曹玉莲率2子3女“杀”到丈夫公开情人、53岁的郭秋梅处，要求审计遗产——三佳能源集团公司，受到公司时任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的郭秋梅阻挠，甚至引入公权力带走审计人员，双方剑拔弩张。算上了郭秋梅的1儿1女，媒体渲染此事件为“山西一富豪病逝，妻子情妇及7子女争百亿遗产”。

当家族的新一代嫡庶共存时，企业的控制权又将何去何从？

遗产争夺屡见不鲜

中国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富人们起不了什么作用。一般认为，由于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们不会满足独子，更不用说是独生女儿。说起来，这需要企业家及其配偶在失去生育能力之前达到生意场上的成功。不过，可能也不全是这样，男性企业家的配偶过了生育年龄，那么他可以与年轻“二奶”生育孩子。媒体看中大众需求，乐于曝光豪门恩怨。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原婚姻法无诉不究的时代，老一辈企业家除了原配夫人之外，二房三房屡见不鲜。掌控旗下台塑“四宝”、间接控制十余家上市公司的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92岁去美国视察分公司客死他乡。就在三位太太及九位子女忙于后事之际，又跳出了自称为王永庆四房子女的罗氏三姐妹，增加了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三姐妹通过DNA司法鉴定确为王氏后裔，也名正言顺获得三份可谓巨资的遗产。王永庆能安慰的是，自己驾鹤西去之后众多子女抢夺遗产与生意控制权的事情鲜有所闻，遗产分割基本顺利。这得益于其在世时深思熟虑，摆平了二房三房抢破头进经营中枢——台塑行政中心7人小组的纷争，且已经安排好台塑“四宝”最大的股东、财团法人——长庚纪念医院的控制权架构，控制权和经营权传承都顺理成章基本没有横生枝节。

巨轮沉没，漩涡生起。以名菜“金牌烧鹅”闻名的镛记酒家甘穗辉家族、“红顶商人”霍英东家族、华懋集团小甜甜龚如心家族、新鸿基地产郭得胜家族，就连知名艺人去世留下巨额财产也易导致遗产纠纷，如美国摇滚歌王迈克尔？杰克逊、香港女艺人梅艳芳等。这些家庭遗产争夺案，在遗嘱言之凿凿甚至有信托基金保驾护航的情况下都发生了。更何况阎氏家族，既有遗嘱缺失，又有嫡庶斗争，好不热闹！

家族繁衍基因决定？

按照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生物学退休教授罗宾？贝克《基因战争》中的演化生物理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为人父母者都有强大的内在动因实现自己基因的繁衍。这是由数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生物演化过程中，经过优胜劣汰后剩下的强大力量。家庭是战场的最前沿。生存与繁衍的基因决定了人们处于争夺之中——确保我们自己基因存续的意志，牺牲他人甚至是家族成员都在所不惜。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宣扬了一个残酷的理念：决定行为的是内在基因，后天的观念、教育和所谓的理性思考，只能是影响人的行为。自然选择已经在我们的行为中预设好了最佳答案。

男性可以同时找到很多女性帮助他完成繁衍，所以他的基因非常英勇，会不顾一切地让当前伴侣子宫中的孩子降生。而女性繁育一个子女至少需要耗费一年以上的时间，自己一辈子可以生育孩子的数量远远小于男性伴侣。因此女性的基因则是希望较安全的折中方案，要生就要生下自己认可的优秀小孩，如果不行就要及时中止受孕，考虑养好自己的身体为孕育下一个能够传递自己基因的好小孩做准备。有多房太太的家庭里，爸爸更喜欢看到子孙数量繁衍得越多越好，各位妈妈则更看重繁衍的质量。

王永庆健康长寿且善经营的基因看上去繁衍得极为成功。其三房的诸位女儿参与控制台塑财团，二房儿女另立门户创立宏仁集团、HTC等知名企业，都为王家光宗耀祖。而各房太太则关注自己所出子女的成就，且她们认为的成就是借助与其他房围绕家族产业话语权的竞争结果来判断。三太太李宝珠生下四位女儿，看似不如二太太杨娇所出的三女二男。但王永庆的长子、二房所生的王文洋被逐后，三房的女儿们逐渐掌握台塑大权。三房王瑞华与王瑞瑜双双进入台塑7人核心经营小组，与叔叔王永在的两个儿子共同分享经营权。

老爸偏心事出有因

家庭中每个小孩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们即便在孩童阶段也会努力实现个人最大化的繁衍产出，导致兄弟姐妹们之间的竞争，有时会损害同胞。与家庭规模的确定一样，父母亲对某个或某几个孩子特别爱护，出现所谓的偏心也被认为是服务于繁衍利益，因为父母相信资源倾斜让其成为杰出的人，获得地位和财富，繁衍会获得极大的成功。从出发点来看，父母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抚养孩子们成为健康、继续能生育以及有吸引力的成人，子女将来也会为人父母为家族提供最佳数量和质量的孙辈。

在山西介休三佳能源的阎氏家族嫡庶斗争案例中，法律上的配偶曹玉莲的子女认为“老爸很偏心”。阎吉英通过三佳能源围绕焦化和旅游两大产业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十多家全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前者打通了煤-焦-热-电-有机硅单体-硅油硅橡胶及配套深加工项目-多晶硅的产业链，但眼下煤价下跌焦炉停产，整个产业不景气；后者则是绵山5A级风景名胜区，市场估值在60亿元以上，每天从景区获得的现金流高达六十万。母公司三佳能源的股份安排中，阎吉英占60%股份，自称是阎吉英另一“妻子”的郭秋梅占20%股份，其儿子郭利炜占20%股份。不仅如此，最赚钱的景区资产是由大学刚刚毕业的郭利炜担当总经理。

父母亲的偏心或公平，要视家庭所处的阶段、小孩子的数量、年龄、性别、各自潜能以及家庭关系等而定，最终服务于最大化的繁衍产出。在一般的家庭，父亲比母亲有更明显的偏袒，源于男性的父性确认需求，即他是孩子亲生父亲的自信程度。生物学对麻雀、狮子和猴子的研究中都看到了雄性的父性行为，会强烈地被它是否能确认其与后代的血缘关系所支配。女性为了确保男性帮助抚养，会尽力让男性信服他的父性地位。所以，父亲更容易袒护那些无论是长相还是行为，看上去更像是自己的孩子。即便意识上或者医学上能够证明众多小孩都是自己的基因，但演化生物学还是决定了男性会依照孩子的性格、外貌和能力等特征给予不同的评价。这也就解释了所谓的偏袒，是自然选择中实现男性基因最优化传承的手段。

三佳权争胜负隐现

2015年6月，阎吉英因为脏器衰竭，在北京医治无效死亡。新闻媒体一概认为阎吉英未留遗嘱导致两房众子女争抢财产。我们不妨设问：即便是留下了遗嘱又如何，负和博弈的遗产纠纷就不会发生了吗？只要一方认为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一定会跳出来试图从另一方碗里抢回权益。

为避免手足相争，拥有3房13子女的香港红顶商人霍英东去世前可谓绞尽脑汁、机关算尽。除了长房子女外，二房三房禁止从商。即便是长房三子，在事业上各有分工。长子霍震霆继承体育事业；次子霍震寰接掌香港的全部家族生意，确保家业不分；三子霍震宇接掌内地南沙开发计划，各有所为。 “完美遗嘱”不敌兄弟反目，霍震寰被弟弟指责私吞家产告上法庭。与霍英东家产不可分一样，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得胜也不想子孙后代成为金钱的奴隶，定下信托，原则上公司所有权从家族转向信托公司，家族只是受益人和决策者。2008年，不得志的长子郭炳湘与家族罅隙越来越大，干脆向母亲索要财产，与兄弟分道扬镳，但被家族信托拒绝从而闹上法庭，新地股份最终被分拆。法制社会里的遗嘱与信托都挡不住，大家仍然要打得头破血流，转型社会游离于法律边缘的我们更可以从各种可能的地方找到所谓的遗嘱瑕疵，申请重新分割遗产。那么不立遗嘱又会怎样？

阎吉英真的对二房郭秋梅、郭利炜母子特别袒护吗？确实，阎吉英留下的企业财产中，郭秋梅、郭利炜已经拥有40%的权益。剩余的60%作为阎吉英的遗产，如果通过DNA测定郭利炜确实为阎的儿子，那么按照我国的法律，非婚生子女拥有与婚生子女一样的权益，那么郭利炜和曹玉莲的5个孩子一样至少还能够获得6%。当前，郭秋梅试图利用自己和阎吉英的公开关系，以期让一起收养的女儿郭春燕可以从遗产中分得一些权益，再加上郭秋梅目前是家族旗舰三佳能源的财务总监和副董事长，作为当前的实际控制人和“内部人”，无论是经营权还是控制权上，可谓压倒曹玉莲一方。更为重要的是，曹玉莲和郭秋梅两房女性的繁衍竞争，不在于子女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曹玉莲虽有两个儿子，但是曹启用了已经移民外国的大女儿阎香梅，让其回来与小儿子阎慧辉一起出面讨要权益，而不是让长子阎慧光出马。一直以来长子阎慧光甚至没有在家族生意中占得一席之地。可见曹玉莲子女的繁衍权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反倒是郭秋梅的儿子郭利炜，虽然大学刚刚毕业不久，但是已经开始掌控家族最大的资产——绵山风景区，而且相信这个一时打不完的官司拖得越久，越有利于他继续掌控企业，从而让郭秋梅一方占尽繁衍优势。

近些年无论是TVB还是内地电视台，都以古装历史戏的权力争夺主题吸引观众眼球，赚得盆满钵满。从《金枝欲孽》开始，《美人心计》、《宫心计》、《宫锁心玉》、《甄嬛传》到现在的《琅琊榜》不断热播，是不是说明了中国文化熏陶的豪门斗争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下去？

作者供职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