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金昌

往事回首

接收旅大苏军营房

文／张金昌

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和约时为止。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活动结束后，中苏双方就旅大地区撤军问题进行了协商。协商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说：“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出，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出和旅顺海军基地的设备移交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根据双方的协议，1955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组织了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参加的中方军事接收委员会。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三兵团从朝鲜回国，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中央军委又调进空军、海军和治安部队进驻旅顺口，并组建了海军旅顺口基地。由肖劲光、邓华、甘泗淇、刘亚楼等人为接收委员会领导，并组成了各个接收分会。其中接收量最大的是苏军撤军时移交给我军的全部营房、营具和营区的土地及营院内的一切设备、设施。因此，总后派出了以时任总后营房部副部长李基同志为首的营房接收分会。为了对外保密起见，这个分会称为“云台部基力部”。我荣幸地被挑选为营房接收分会成员。因为旅顺地处沈阳军区管辖，所以营房分会就与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共同组成。李基副部长为分会会长，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胡云生部长为副会长，我们总后营房部的任务就是与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两家组成一个工作班子，共同领导接收苏联红军的营房工作，使苏联红军驻旅大的所有营区、营房和一切设施，无偿地、完整地移交给我军。所有营房、土地和一切设施都必须经过清点、丈量、登记建册，然后从基层开始，层层核实后签字、盖章，逐级汇总，编制总的统一表格，由中苏双方最高交接委员会审核签字盖章后，由中苏双方国防部批准存档备案。此接收工作到5月份才正式结束。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随李基副部长回到了北京，历时5个月。

旅大地区苏联撤军前，我们是按苏联红军的部署组织对口接收方式的。从大的方面说，是由陆海空各自组织成接收大军分别对口接收。从每个点来说，苏军这个营区驻的是什么部队，我军也由什么部队去接收。如步兵团对步兵团，炮兵团对炮兵团，坦克团对坦克团。先由基层团队对口交接。当然我们总后和军区的营房部门事先要把各种表格的形式、填写方法和苏军的集团军营房部门的同志设计商量好，再由接收的基层团队去办，统一接收时间、统一口径和方法。完成后，等上级营房部门来核对。当时苏军在旅大地区驻扎了一个集团军的兵力，我们就用志愿军归国的三兵团对口接收。

苏联红军撤出旅大，我军接管，这样大量的交接任务，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难度可想而知。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外交部决定将大连俄语专科学校快毕业的班级师生约二百余人，全部抽出来，作为教育实习课程，交给解放军，担任旅大双方军队交接时的翻译人员。这个决定对当时双方交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学生学习的东西有限，特别是在交接中的专业名词，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经过苏联红军营房人员的翻译，才弄明白，这对实习的学生和教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特别对老师的影响更为深刻。这次交接，使大连俄专师生

获益匪浅。

总后和军区两级营房部门的工作，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步骤：首先由总后和军区两级营房部门的领导和苏军集团军营房部门的领导在一起共同研究两军的交接程序、步骤、方法和登记、统计及最后移交、签字的各种报表，然后统一填写方法和时间。这阶段的大量工作是，先由双方的工作人员草拟好双方都能接受的各种登记、统计表格，草拟并商定交接过程中的一切程序和方案。我当时作为李基副部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中、苏双方全过程谈判工作。双方把一切方案都准备好后，由双方领导来确定。当时参加营房部门接收的我军方代表是李基和胡云生两位部长，而苏联军方除了一位主管营房的集团军副司令（少将）外，还有营房处长兼总工程师列乌托夫、营房副处长谢达烈夫和营房处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军衔都是上校）。经过中苏双方最高营房部门领导对交接程序和各种登记、统计表格方案确定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其次，是各对口接收苏军营房的后勤营房部门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开会集训，让所有参加接收的工作人员都明白如何操作。特别是对各种统计表格的填写和统一做法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同时根据接收委员会要求，对苏方交接过程中的风俗习惯和方针政策都要进行专门学习和交代，为交接打好基础。第三是中、苏双方军队基层在对口交接过程中，我们和军区营房部门主要是在翻译的帮助下，去各个对口接收的营区了解交接情况、检查指导落实。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一些交接中发生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进一步指导基层对口交接工作的落实。基层交接是基础和关键，十分重要。基础数据搞准确了，综合统计才不会出岔。所以这个阶段是双方军队交接工作的重中之重。第四是根据各对口交接逐级汇总上报的各种统计表格，我们两级营房部门的工作人员要进行审查核实分析汇总工作。这个阶段是总部和军区营房部门工作量最大、任务最重的时段。这里首先要对每个团队单位及每个营区的各种统计报表审查、核实清楚，确认无误后，才能分别类型进行汇总。如营房、营具、营区土地、各种设备，营房内还要分军官宿舍、办公房、俱乐部、仓库等各类用房；营具还要分清桌、椅、凳、床、柜等，汇总起来非常困难。那时，既没有电子计算机，又没有计算尺，全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由于数据量大，都用两个算盘连接起来工作。一人念数据，两个人核对，三四个人打算盘，上百个数据相加，三四个算盘完全相符，才能过关。有时，一个数据相加四五遍还有错误。就这样逐级汇总，到最后总统计表汇总时，我们总部和军区抽调出专门汇总的二十几个工作人员工作了三天三夜，除了吃饭时间外几乎都在拨打算盘和填写报表。那时好在年轻，我只有二十多岁。可李基副部长和胡云生部长是两位老红军，他们也不休息，看我们精神十足，十分感动，到深夜了，才不得不在沙发里打个瞌睡。就这样，他俩陪着我们熬了三天三夜，直到统计数据准确无误彻底完成任务后，大家才轻松下来，共同庆祝胜利，高兴地抱在一起又唱又跳，两位部长打开香槟酒，和我们一同祝贺。当时我们像苏联红军那样高兴得欢呼“乌拉”。

综合汇总工作完成后，我们与苏军之间要相互交换文本和统计文件，并且都要用中、苏两国文字登记造册，签字盖章，层层进行各种交接仪式。两军每交接一次都要在一起喝酒，以示庆祝。当时有个规定，只要双方工作到午、晚饭时间，基本上都由中方提出请吃便餐。苏军的特点是，吃饭必喝酒，喝酒必醉。我军规定，可按规定标准实报实销。当然那是按规格、级别宴请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记得参加过一次高级别的宴会，当时只有李基、胡云生两位部长可各带一名随行人员参加。我作为李基副部长的随员参加了这次酒会。这次宴会是在苏军俱乐部舞厅举行的。苏联红军有许多位将军携带夫人参加，其余都是上校以上军官，也都携夫人。我方有邓华、刘亚楼等十几名将军和师以上级别的军官，有人携带夫人，也有人没带。这次大连俄专的几十名女老师和女学生参加了宴会和舞会。但总的来看，宴会和舞会的气氛是好的，中苏的友谊是纯正的、友好的。

根据接收委员会的安排，为了在接收的同时向苏联老大哥进行对口业务学习，总后营房部在旅大地区办了一个“营房管理学习班”。除了总后和沈阳军区两级营房部门的同志参加外，还专门通知了各大军区和海空军营房部门派出有一定业务水平和有发展前途的营房干部参加集训。这个训练班由李基副部长和胡云生部长负责，由苏军集团军营房处的处长、副处长、总工程师分别讲课。专门讲授苏军从总部到基层单位营房管理组织机构、编

制序列、工作职责、业务范围、标准制度及工作程序等等。上课时，苏军教官讲一句，翻译翻一句，最后讲稿翻译成册，发给每一名学员。我当时既任学员，又任训练班的工作人员。由于两位部长经常有外事活动，主要由我和沈阳军区的张玉华科长掌握学习班的活动情况并向两位部长汇报。两位部长只要有时间也和大家一样坐下来听课。每次讲完课，我们都要请苏军教官吃顿工作餐，苏军教官都十分满意。为了表示友好，他们也经常利用吃饭喝酒的工夫，给我们几个陪同人员讲一些课堂上听不到的“内部消息”，最后总是在哈哈大笑声中结束。20多天的营房管理训练班结束后，参加训练班的人员大都回到本单位去了，只留下少量学员和我们工作人员总结工作，写出各种报告后待命。4月16日零时为防务交接时间，此前两国军队由苏方指挥，此后统由中方指挥，4月15日13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由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基地司令罗华生、空三军军长刘丰，苏方由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什继佐夫、海军司令古德利切夫、空五十五军长切德利克，在交接文件上签了字。4月16日零时以后，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交接工作全部完成后，5月25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中苏双方军事最高首长举行完各种送别仪式后，我们才随同李基副部长回到北京。

李基部长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革命、老红军、老部长，他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勤奋踏实，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对同志、对部属以诚相待。我就是在李基部长等一大批老红军、老八路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1959年，李基部长调离总后营房部去西北卫星发射基地时，想把我一起带走，由于工作需要未成。现在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的光荣传统、优秀品德和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