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端明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福建 362000

五四文学激进主义思潮的政治想象

凌端明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福建 362000

文学与政治自古就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中。当政治的诉求无效时，启蒙觉悟者往往把诉求寄托于思想改造，故而文学的政治想象空间极度高涨，文学身上也无可避免的沾染了诸如激进、二元对立、新与旧等政治特质。民族国家的构建想象由政治向文学的转化不是猝然的，而是有一个隐秘的过程，探究从激进政治如何转化激进文学可以为文学启蒙的发生提供了历史脉络依据。

五四；政治；文学激进主义；启蒙

“激进”这个术语等同于”急进”，意味着急于改革或进取。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及以古老帝国的战败开始，激进主义在中国大地找到了适宜的温床。躁动的情绪起初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而后又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兴其道，形成了文学上的激进主义思潮。文学激进主义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晚清就开始了酝酿，可以追溯到政治激进主义思潮的发酵。所以，本文大致把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为政治时期的激进主义及之后的文学激进主义思潮，这要从激进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酝酿、发生及转向说起。

一、政治激进主义的酝酿与出场

激进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首先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晚清的中国，处于“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腐败的清王朝是一败再败，传统的礼教至上观念在侵略者的船坚炮利面前是不堪一击。同时伴随着国门的被强制打开，西方的科学思想被传入中国，科学以其迅猛之姿开始在一部分的中国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同时在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下，科学开始以它特有的面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一些有志之士有感于中国在“道”的层面的不足，开始注意引进西方的“器”，期望借此可以加强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实力，挽救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于是主动开始了对西方社会的接触和了解，睁开眼去看西方世界，代表人物如林则徐和他的好朋友魏源。身居高层的林则徐最先感觉到自己民族所处的险境。一方面他们著书立说，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希望能够引起统治阶层对世界格局的有一个新认识和增强忧患意识。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所面对不是曾经的夷狄，而是一个来自新兴世界的强敌，再以自己的大刀长矛去迎敌无异于自取灭亡，主张学习西人；另一方面，他们还亲自参加到谋求自强的活动中去。部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上的开始冰消，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改变，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西方科技只不过是“奇技淫巧”。王韬就说：“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1]况且，这些看起来已经比较开明的言论也只是一部分下层士大夫的呼声，在朝野中没有形成主流意识，并没有能够引起上层统治者的重视，上层统治者依然是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种状况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得以改变。

中国人的觉醒是一个缓慢而沉重的过程，也是用血和屈辱换来的过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了沉醉于自我编织的最后的美梦中的清王朝以极大的打击。上层的一些封建士大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失败，是中国自身盲目闭塞、狂妄自大的必然结果，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古老的中国已经和外面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太大的差距。有感于此，但是他们的目光还是集中于“器”的层面，因为他们不敢触及统治阶级核心利益，他们也只是更深入，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加强“器”层面的提升：这就是洋务派形成的原因。

为了避免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封建顽固派的攻讦和阻挠，在固有的体制系统之内，他们想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张之洞、李鸿章等。这样可以打消来自封建统治阵营的阻力，致力于推广西方的科学技术。学习的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近代的侧重于工艺技术的层面，几乎全部的被洋务派借鉴过来。这些洋务派的士大夫顶着顽固派的“以夷变夏”的指责，采取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措施。第一个就是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成立了几所著名的军工厂。这些军械所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学习军事技术及培养专业人才，为自强御敌积累资本。同时随之而产生的是一些翻译机构的诞生。原本是为了翻译经世致用之学，但这些机构的设立打通了异邦文化模式的输入渠道，大大的丰富了国人的视野，从侧面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口。然而洋务派最终还是失败了。甲午海战的大溃败，宣告了洋务派的破产。这是必然的。因为受制历史局限性，他们把自强的希望寄托在多造铜船铁炮上，完全忽视了政府的昏聩无能和政治体制的腐朽，他们依然是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在他们心中，固有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存于万世的不变根本，这个是不能动摇的，梁启超就曾说：“盖当时之人，决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却无他种学问可见。”[3]不仅在做实业是如此态度，就是在与之相关的知识在翻译的时候，只选择那些能够切实解决当前问题的实用之学，至于那些“不实用”的，就很少提及了。西学只是用来“应世事”的，而中学才是“固根底，端识趣”的。但是洋务派的观点无疑有着巨大的进步，他们已经意识到“体”的层面，虽然不敢也不愿触动这根封建政权的高压线，但是他们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宣扬的器物科学在之后的岁月里引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时期培养的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成为了后来戊戌变法的骨干分子。他们所具有的的新型的知识结构促使他们开始对中国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变革，无畏的弄潮儿便把维新运动推向了历史的最前沿。

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标志失败以后，举国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巨大的恐慌之后，维新人士推行的举措。他们较他们的前辈而言，认识上更进一步了。维新人士把目光瞄准了政体的优劣。主张在政治上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已经开始在政治上向封建最高皇权提出了挑战。这已经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向前迈了一大步。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过于理想化的政治态度和过于急切的心态最终断送了变法的出路。在强大的封建顽固派面前，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剩下革命的武装。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民众对清政府愈加不满，最终酿成了腥风血雨的辛亥革命，由此而酝酿形成了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再到辛亥革命的一步步向前逼进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发展线索。这是一个从平和到激进的过程。辛亥革命表象上虽然成功了，但是整个中国社会现状却没有得到大的改观，依然沉浸在封建、愚昧的环境中，民众浑浑噩噩，这让先进的知识分子痛心不已。鲁迅就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4]革命者夏瑜的血没有让民众明白这血是为谁而流，为何而流，华老拴们依然是冷漠的看客或喝血者。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唤醒沉睡中的国民，才能挣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而这个任务交给了一群心怀天下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手上，他们开始接过前辈们努力开创的局面，带着满腔的激情，向文化领域的阵地进发，裹挟着对政治的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深深的忧虑，文学便很自然的充当了文化冲锋陷阵的旗手。

二、文学激进主义的产生

政治激进主义在中国的历程，在流转了近半个多世纪之后，不仅在于军事装备、制度体系的距离，还有人的问题，几千年的愚民统治，使得中国民众愚昧不堪，几次的政治运动之后，“利禄毁人如故也，敌视异己如故也，耀兵残民如故也，漠视法制如故也，紊乱财政如故也，奋私无纪殆更有甚焉”[4]。这种情况下，先进的部分中国人把目光瞄准了文学，让文学来承担起了启蒙的历史重任。夹杂着政治上的血雨腥风，文学开始带着激进主义热烈而奔腾的血液展现在文学的大舞台上。

首先是社会的大环境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五四时期的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建立了名义上的中国民国，但军阀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社会心理上，新旧交错，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权已经解体，但它的枯朽的灵魂还没有完全死掉，在一些思想文化领域还顽强的占据了中国大众的精神意识。一些人或处于政治目的或出于文化上考虑，总有一些人试图为恢复儒家文化、儒家精神而努力，而新的社会政权处于还未稳固的状态，相对封建时代对言论的钳制，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思想比较自由活跃的年代，真的可以说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为文学的兴起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

其二，文学它由于在中国思想史的独特地位，历来被视为“经国之大业”，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化、政治风云的斗争变幻阻塞了文学志士通往仕途的道路，却无意中成就了文人身份的多元性，文人学者们或被迫或主动走出他们思想的象牙塔，从他们所具有的文人自身特点出发去展开思想、社会的改革。在整个社会实用功利的风气的带动下，文人学者提出了“文学救国”的主张，继而把小说作为他们心目中的文学的代表体裁，小说一下子从“小道”的角色提高到了与民族存亡、政治兴废密切相关的高度，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5]。他从日本的小说革新以及之后产生的社会的巨大变化，认定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把小说当做了医治中国千疮百孔的社会状况的灵丹妙药，一些人甚至认为小说具有左右人的好尚，导引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由此可见小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作为文学的代表形式，就承载着太多太多的责任，一些本不属于她的功能范畴，都被急于寻求出路的文人学者无限放大，成为无所不能的救国利器。这种急切的社会心态自然而然会使得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以轰轰烈烈的发展态势和偏激的言论展示给世人。

第三，文学有其自身的求新求变发展历程。中国的传统文学发展到了20世纪，所采用的依然是几千年前古人所使用的语言，脱离社会实际生活。虽然胡适的直线式的文学进化观未免绝对化，但是他认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必然随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文学作为记录人类生活悲欢离合的书写方式、内容、水平也随时代变迁，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这种变化未必就是直线的，也有可能是循环曲折的过程。文学无论其形式如何，总是与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却拿今人情思以古人口吻来表达，扼杀了语言的活力，大大不能展示现代人的思想、情感，所以遭到了文学激进主义者猛烈鞭挞。文学是一种人文学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散文、诗歌、戏曲、小说都曾是历代的经典体裁，内容、形式一直在求新求变，这也说明了文学也是随时代精神的改变而改变。

还有就是五四时期主导这场文学运动的主角的个性使然。以《新青年》为阵地而形成的文人学者，其中的主角就是陈独秀和胡适。章士钊就评价陈独秀“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坡不上，回头之草弗啮”[6]，可见其性格。《新青年》这本起初以探讨政治、生活等各个话题的杂志，之所以能在民初期刊杂志多如牛毛的市场环境中大红大紫，离不开她的主编及各位同仁那些那些旗帜鲜明、与旧的观念相决绝的毅然态度，相对于其他的报刊陈词滥调，迂腐过时的言论，这些不啻于是雷音，自然吸引了大批的读者。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1917年《文学革命论》发表后，文学为何要那么的狂风暴雨般摆出与旧文学决战的姿态在全社会中宣传，其中究竟夹杂了多少对旧思想旧体制的痛恨及由此生发的文学革命激情。

三、结语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文人学者们内在的充满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求新求变的精神。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睁眼开世界，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洗礼，为政治上激进主义做准备的同时，无可避免的是西方文化浪潮的涌入。这也最终让他们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是科学上的，更重要的还是普遍的国民素质的亟待提高，从而开始了文学的启蒙。可是他们深感国内传统文学的不合时宜，他们只有向西方去寻找精神资源，这是一步巨大的跨越。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思潮在历史的撮合下，转化为了文学上的激进主义思潮。

[1]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2.

[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国书局，1959.12.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14.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9.

[5]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17.

[6]陈平原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0.

凌端明（1986年11月—），男，河南信阳人，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