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盈

由香港教育学院文化与创意艺术学系主办的“2014年第一届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研修班”于8月11-15日在香港举办。本次研修班得到了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四所院校协办。研修班邀请了英国伦敦大学的韦尔奇（Graham F Welch）、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冯志强和香港教育学院的梁信慕、梁宝华做了专题讲座，还特邀了谢嘉幸、尹爱青和郭声健等内地音乐教育的知名教授作为导师，参加论文点评环节。

作为一名音乐教育专业的博士生，笔者和来自内地和香港各高校的其他学者、硕博士研究生等四十多名学员一同参加了本次研修班。除了聆听专家讲座，学员们之间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感触和疑惑：为什么国外的音乐教育研究可以做得那么严谨、细致（甚至有些繁琐），而我们平日看到的国内文献似乎总是满纸宏篇大论？目前我国国内的音乐教育研究现状是怎样的，和国外的差距又在哪里呢？本文将从研究班的简要回顾、国内音乐教育研究现状的调查分析以及提出改进建议三部分进行论述。

一、对本次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研修班的简要回顾

音乐教育研究方法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国内研究者们的难点。对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进行专门深入细致的探讨研修在国内尚属首次。五天的研修班包括两个内容：专家专题讲座和研究生（硕博士）论文发表。在专家专题讲座方面，除了关于质性、量性和混合性等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讲解，导师们还介绍了美国等国家地区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最新动向，阐述了“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思维”“文献选择”等音乐教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教育者采用哪些方法开展教育研究呢？韦尔奇和冯志强分别为学员们介绍了质性研究方法、量性研究方法和混合性研究方法等实证方法。

在讲解质性研究方法时，韦尔奇列举了他亲身参与的四个案例，包括学前幼儿音乐、中小学音乐教育、高校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家等阶段和领域，内容涉及到儿童演唱、音乐教育与多重需求、音乐表演、声乐教学等各个方面，其中笔者最为感兴趣的一个案例是关于不同阶段人士音乐表演的一个调查研究。研究的重点是本科生、研究生和音乐家演奏家们如何提高他们的表演水平？这是一个看似容易的话题，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所以然的。因此，韦尔奇的研究便显得非常务实和有说服力。他对18-62岁之间的244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用了案例研究、半结构式访谈、教学观察、小组访谈等研究方法，针对27人进行了案例研究，8人进行了小组访谈，并进行了9次听课活动。他还通过每月电子邮件日记的形式记录影像，包括所有关于音乐学习、表演和教学的事件。他的研究观测点包含非常丰富，包括：参与者的个人背景、自我效能、音乐和非音乐活动的态度、自尊、表演焦虑、音乐学习和自我调节等。最后得出结论：参与音乐活动的时间、性别、独奏或团体表演所引起的焦虑等都是影响音乐表演水平的重要因素。

在讲解量性研究方法时，冯志强没有讲解太多的理论，而是在现场直接做起了模拟研究。他给每位学员派发了提前准备好的针对此次研修班的调查问卷，学员们填写后立即回收，然后在课间时间利用spss软件统计出各项数据。在这样一个实战的演练中，他非常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量性研究的基本步骤是：明确研究目的和问题-测量-获得数据-统计-分析。在整个过程中，哪些是测量，哪些是数据；什么是研究的信度，什么是效度。此外，他还强调了研究必须遵循的道德要求，如不能故意伤害到被试者、不可泄露其隐私等。

在讲授混合性研究方法时，两位教授谈到了研究的个性化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冯志强用了“太极图”做了导入，以中药铺为例形象地说明了开展研究时“对症下药”的重要性，即每一项研究都应根据其特点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韦尔奇则强调了知识和理论的“暂时性”（provisional），即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研究者应该用更加开放的胸怀来看待任何新知识，而不应固步自封、墨守成规。

培训课里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在讲解研究者如何选择文献的时候，冯志强用了见解（opinion）和研究（research）两个不同的字眼来界定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文献，他认为：研究应该有数据的支持，是一个有系统的研究，一般情况下会有多人参与；而见解则通常是一家之言，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不够系统化。他还找了中国和美国一些期刊论文的摘要分别打印出来，然后请学员们分组讨论，从这些摘要的描述中判断哪些是见解，哪些是研究。而令我们中国学员非常尴尬的是，随机抽取的中国13篇论文摘要中竟然没有一篇能明确判断出是研究的，也就是说国内的论文大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范的研究论文，而美国的5篇文献摘要里，除了一篇属于文献综述（review）外，其他4篇都是不折不扣的研究。

在笔者看来，在大洋彼岸从事音乐教育研究的两位教授，他们科学求实、严谨认真的态度是毫无二致的。韦尔奇和冯志强的授课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研究是用实证的数据支撑，而不是用想当然的推测说话。

二、对我国音乐教育论文研究方法现状的抽样调查和分析

了解了国外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现状后，笔者在产生浓厚的兴趣之余，有个疑问：目前我国国内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运用的现状是怎样的呢？是否真如冯志强抽样得出的结果那样令人堪忧？为了尊重事实，笔者选取了目前我国惟一一本国家级音乐教育期刊《中国音乐教育》，而且该刊物在一线中小学音乐教师群体里拥有较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对其所刊载的相关论文进行了抽样调查。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首先，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法，统计了近三年（即2012年1月至2014年11月）共35期《中国音乐教育》杂志刊登的所有文章，共得到总量为601篇，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与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论文291篇，即共抽取样本291篇（表1），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对所得数据进行整理，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研究结果和分析

鉴于教育研究方法分类纷繁复杂，为使研究结果更加清晰，笔者这里借用了姚计海等人在《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一文中的归纳，按照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将音乐教育的研究方法分为思辨研究、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混合研究四大类，又按照各自的内涵（或特征）将每个大类（I类）的研究方法分为了几类具体的II类方法，如表2所示。

1.研究方法的总体运用情况

依据上文表1中研究方法的主要内涵，按照论文题目、关键词、摘要与原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进行了研究方法的详细分析选取的291篇文章中，使用最多的仍为思辨研究方法，文章总数达266篇，占91.4%；其次为质性研究方法，有22篇文章，占7.6%；然后是量化研究方法，仅3篇文章，占样本总量的1.0%：而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的文章则没有。从数据上看，国内音乐教育论文的研究方法仍倾向以思辨为主，质性和量性研究的论文数量总体上较少，但质性研究的数量比量性研究的要高，前者是后者的七倍多。

2.不同年份样本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分布情况

由表3可以看出，从研究方法的II级分类来看，在266篇采用思辨研究的论文中以理论思辨的研究论文比例最高，共计148篇，占思辨研究总数的55.6%，其次为经验总结类研究，为90篇，占思辨研究总数的33.8%。质性研究的论文共有22篇，全部为案例研究法，占质性研究总数的100%：定量研究取向的论文共有3篇，全部为统计调查研究，占量性研究总数的100%；这说明我国研究者对量性研究和质性研究具体方法的运用还比较单一。从时间和年份上看，思辨研究方法的论文在2012-2014的三年间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分别为95篇、90篇和81篇；质性研究论文的总数分别为6篇、8篇和8篇，由于总体数量少，数据差别小，因此虽然表面呈逐渐递增的趋势，但并不能很好说明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得到了有效提升。

三、对我国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运用现状的认识和思考

第一，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

哲学家们通常认为，知识的来源有三种方式：传统（或说对权威的依附），个人经验以及系统的研究。从本次研修班的情况来看，国际上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越来越趋向于混合化多元化，尤其是其他交叉学科的方法不断渗透到音乐教育研究中，使得音乐教育学科更加丰富和成熟。而在我国，由于音乐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教师长久以来形成了依赖传统和权威的惯例，在从事教学和研究时，他们所参考的往往是他们过去的经验、习惯，或是某些名家和大师的最新理论，而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却比较欠缺。本次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国内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仍以思辨研究为主，对于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的运用较少，而且比较单一化，这和国外多元化的状态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在重视音乐学科特点的同时，应加强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等学术素养的学习、训练和运用，加强对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与运用。

第二，研究者对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认识和重视有待进一步加强。

美国音乐哲学家艾伯利斯指出：“经验和权威固然重要，由于科学研究结果在音乐教育实践的决策和深入了解音乐学习过程的本质中的确能够起到革新或革命的作用，所以，科学研究是音乐教师在教学实践面临决择时可利用的一种知识来源。”何谓科学研究？笔者认为，应包括严谨规范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这既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体现，也是研究者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保障。目前，国内音乐教育研究论文数目众多、良莠不齐。在本次抽样的文章中，便存在个别文章学术规范性不足的情况：例如在标题中出现了“实验”“调查”的字眼，可通篇文章仍是经验总结、工作体会式的文字，没有出现任何与试验、调查相关的过程和数据，属于明显的文题不符。因此，研究者在提高对科学研究和学术规范的认识和重视后，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团队协作、合作交流有待进一步加强。

国外的音乐教育研究通常十分看重团队协作精神，许多科学研究由于耗时长、投入大、人员广，难以举一己之力完成，因此必须由团队分工协作才能保障完成最后的成果。在本次研修班中亦体现出此精神：三位导师再三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在每个讲座结束后的一个致谢环节对团队里的所有成员表示感谢，这与我国目前的音乐教育研究现状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反差。在笔者前面抽样的3篇运用量性研究、22篇运用质性研究的论文中，除1篇为两人合作完成外④，其余24篇全部为个人独立完成。当然，抛开其他因素（论文发表排名顺序）等不说，我们认为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十分必要。事实上，不管是演出、教学还是研究，任何有系统有计划的科学活动，都需要不同的人来承担不同的任务，只有通过分工协作、合作交流，才有可能完成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性研究。

第四，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尽管国内已有关于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能够为我国的音乐教育研究提供一定意义的参考价值。但是和国外相比，目前我国仍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音乐教育研究方法分类框架受到普遍公认，本次关于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研修班的举办目前在国内也尚属首次。造成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音乐教育界对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不够重视，对研究方法的认识和研究不够深入。长此以往，可预想的后果就是正如某学者所质疑的那样：“没有科学方法支撑的教育研究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就必然受到质疑，其所建构的理论以及提出的种种所谓解决问题的‘建议与‘策略就会成为无意义的‘意见表达。”加快我国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的建设，对音乐教育学科的发展意义深远，刻不容缓。

结语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的方法论是任何学科都必须掌握的有利工具。时至今日，音乐教育研究方法对于进行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只有通过严谨的方法、科学的研究和充分的数据，才能取得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尽管当前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共识，但付诸于行动上还是和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距离。在未来的音乐教育研究实践中，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们能够自觉地学习新的研究方法，并不断加以运用和提高。我们也呼吁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能够积极搭建平台、组织相关培训，使得一线音乐教师和音乐教育研究者能学习并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事相关的教学科研活动。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