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

[摘要] 本文以周必大《曾南夫提举文集序》为线索，考察了《宋史》及《宋史翼》均未立传的北宋后期官僚曾安强及其家族的事迹。从曾氏家族的仕途际遇，可以窥测到南宋前夜仕途的艰辛。这种北宋因素，自中期以来开始积淀，至南宋在特殊的背景、特殊的场域之下，终于开始发酵，士人中的多数不再涌向仕途，出现流向多元化的势头。而从曾经贵为宰相的周必大为当地的曾氏家族写下为数不少文字的行为来看，地域势力在当时乡党间的人脉经营相当受到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地域势力的崛起与强盛。而这种地域势力的崛起与强盛则成为宋元变革的强有力的推手之一。

[关键词] 曾安强；周必大；南宋；地域社会；士人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4769（ 2015） 03 - 0001 - 05

小引

从名声上讲，曾安强默默无闻，周必大声名显赫。从地位上讲，曾安强仅至路一级的提举常平，周必大是位极人臣的宰相。从时代上讲，曾安强生活于北宋后期，周必大则活跃于南宋中期。把两人捆绑在一起，犹若相声所说关公战秦琼，彼此不搭界。不过，毕竟还是有东西将揆隔百年以上的两个人联系了起来。这就是周必大写下的《曾南夫提举文集序》等一系列文章。

宋人见于《宋史》列传者，仅为荦荦要者，未收录者甚伙。晚清陆心源，有鉴于此，辑纂《宋史翼》，稍补缺憾，然亦难尽网罗。近阅周必大《周文忠公集》[1]，于《平园续稿》卷12读《曾南夫提举文集序》，略见北宋晚期人物曾安强事迹。曾安强于《宋史》《宋史翼》皆无传记，因以周序为主，参检其他记载，略加钩稽事迹。而钩稽事迹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曾安强家族的仕途遭遇，以及周必大与曾氏家族的关系，结合南宋的政治现实和地域社会状况加以思考，颇有可玩味之处。

一、曾安强事辑

曾安强，字南夫，吉州泰和人。据《曾南夫提举文集序》云，“此吾先大父秦国公元符庚辰同年进士也”，可知曾安强登进士第在北宋元符三年。清雍正《江西通志》[2]卷49亦于“元符三年庚辰李釜榜”之下记有曾安强之名，且于名下施注云：“泰和人，舒州法曹。”于此可见曾安强早期宦历。《江西通志》尚于同卷“元祐二年丁卯解试”之下记有曾安强之名。从元祐二年（ 1087）至元符三年（1100），时光已逝去13年，可见曾安强的科举之途并不平坦。《江西通志》卷75《人物》记载曾安强“登乙科”，成绩亦不是很好。

《江西通志》引述旧籍，尚记有曾安强一些早年事迹，不见于其他载籍。卷99《列女》于“吉安府”之下载：

温氏，泰和人。曾安强既定其聘，后以读书快阎，广帅过而奇之，欲妻以女，曾安强从之。温闻之，自缢而死。

这里记载的是一个悲剧。曾安强本已与温氏订婚，但后来在泰和的名胜快阁读书时，被路过的广东路转运使看中，要把女儿许配给这个有为的青年，曾安强居然答应了下来。消息传到未婚妻耳中，温氏自杀身亡。宋代没有了贵族世袭，士大夫为了保持家声不坠，不仅着力培养自己的子弟走上仕途，还尽可能地选择有前途的青年招为女婿，为自己的家族灌注新鲜血液，把关系网的编织向下一代延伸。因此.宋代不仅有“榜下择婿”之风，更有物色择婿的现象，胥偃择欧阳修为婿[3]，晏殊择富弼为婿[4]，以及这个高官择曾安强为婿，都反映了宋代新土族家族建设的努力。

卷162载：

曾安强为舒州法曹，母丧归葬。值江水暴涨，舟遇石将摧，曾安强以帛系柩，誓与同溺。俄有驾大舰者救之，回视原舟，裂为三矣。人以为孝感。

此为曾安强任舒州司法参军时的事迹。“母丧归葬”，表明曾安强是携带其母赴任的。进士登第授阙，父母跟随赴任，这在下层士人中比较常见。与曾安强同一乡里的杨万里，就曾携父母赴赣州司户参军任。1

《江西通志》卷75《人物》记载曾安强“调舒州法曹，后提举成都路常平”。舒州法曹还属于低级官僚选人，成都路提举常平则已为中级官僚，这中间也一定还有不少宦历。《曾南夫提举文集序》记载了曾安强始任成都路提举常平的明确时间：“政和三年（ 1113），擢使益部。”

曾安强任成都路提举常平事迹，《江西通志》卷75《人物》所载稍详。

其一日：

后提举成都路常平，至则民诉旱，决灌口水以灌田，岁因大穰。士民刻石江上，号《均水记》。

其二日：

先是，庐肆多火，无以潴水。曾安强按地为沟三百所，或病之。俄得断碑，乃张咏

《疏渠积水记》，中一一如所经画。

其三曰：

时朝廷遣中人督上供帛，有邓述者，挟持尤甚，市物不中意，辄焚毁。曾安强疏其事，徽宗斥述不用。

按，此事由《曾南夫提举文集序》所述可以印证：“中贵人邓述市物无艺，不如意辄焚之。公疏其害民十事，徽宗亟为斥述。”不过，据周必大所记，曾安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廉访王竦惧其并害己也，诬公失察典吏受赇，坐谪监当。”

《江西通志》略去曾安强左迁之事实，径记此后事迹：

会户部议籴东南粟百万，顾左右未知所对。上曰：“曾安强可。”遂除河南常平。居七月即罢，卒于家。

检《曾南夫提举文集序》，再度除提举常平，在左迁之后很久：“久之，上思其劲直，复起使两浙、湖南，滋不改其操。”据此，可知通志所记“河南”不确，当为“两浙、湖南”两地。审通志前句云“议籴东南粟百万”，可知所记“河南”或为“湖南”之音近而误植。

除了在上述事实上，文集序与方志所记可以互为印证补充之外，文集序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记载。比如：

时禁旧学，颁新义。公作《读资治通鉴》诗百余言，卒章有“何当释书禁，新学破盲聋”之句，其气何如也。

曾安强的诗反潮流而发，平允地主张解除书禁，让新旧学自由竞争，或许新学可以战胜旧学。文集序以赞赏的口吻引述并评论了曾安强写于徽宗时代的诗句，折射出南宋中期周必大写作文集序时的政治倾向。“新义”是指王安石的《周官新义》等《三经新义》。

南宋初期，痛定思痛，朝野大多认为，北宋亡于王安石新法，因此长期对王安石予以否定性的评价。但到了南宋中期以后，这种一边倒的局面逐渐改变，对王安石开始重新认识，有了予以肯定的声音。李壁为王安石的诗作注就反映了这种倾向[5]，而周必大在引述了曾安强的诗句之后说“其气何如也”，无疑流露出他在对王安石的评价上倾向于肯定的立场。

《曾南夫提举文集序》还记载有曾安强八岁时写的一联五言诗：生才八年，赋白鹭诗云“外洁临清流，中贪鱼虾求。”人已骇伏。

白鹭外表高洁，来到同样也是清澈的河流。高洁的白鹭与清澈的河水可谓相映成趣，给人以清高之美。不过，白鹭来到河上的目的并非显示高洁，而是为了获求河里的鱼虾。一个八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观察，写出这样的诗句，的确令人“骇伏”。

曾安强诗文集没有存世，这样的诗句藉周必大之序而保留下来，十分可贵。由此想到，隐含于大量宋代文献中的诗词或残句不知凡几，《全宋诗》的编纂已极尽搜讨之功，不过大概还有辑佚补阙之空间存在。

二、曾安强家族

《曾南夫提举文集序》还对曾安强的家庭情况有所触及：其父肃，字温夫。山谷黄公宰乡县，以清高处士目之。生四子，皆践儒科。仲安止，著《禾谱》五卷，东坡苏公所为赋《秧马歌》者。公乃其季也。关于其父曾肃，《江西通志》卷75《人物》也有记载：曾肃，字温夫，泰和人。性纯孝，居父丧，庐墓侧，有慈乌来巢之祥。黄庭坚知泰和时，嘉其行，称为清高处士云。

关于《曾南夫提举文集序》所云曾安强兄弟四人，南宋徐鹿卿《清正存稿》卷5《文溪曾氏五君图赞并序》所载颇详：西昌曾肃温夫，嘉祜进士，山谷宰邑，以清高处士目之。有子四人。长安辞长吉，三举，与大观三年特奏名。辟室以居。绘古逸士十人于壁，而徜徉其间，号十一居士。次安上（止）移忠，熙宁中两中第，仕止彭泽令，号屠龙君。尝著《禾谱》，东坡所为作《秧马歌》者。次峄舜和，元符二年进士，仕止清川丞，号青城山人。次安强南夫，第元和（符）三年一科，仕止湖南常平使者，号秀溪居士。是为文溪曾氏五君子。其曾孙待举绘为图，求赞。赞曰：超然一翁，四子仪之。孝友之风，见于须眉。穷不失义，达不离道。问胡为然？从吾所好。落落难合，皓皓易污。岁晚松桧，独不我疏。父子一家，矩镬千古。勖我云仍，祖乃厥祖。[6]

徐鹿卿此文详细记载了曾安强兄弟四人的情况。长兄安辞很有趣，他在自己的房间墙壁上画了十个古代逸士像，犹如“对影成三人”，自称为“十一居士”，作为特奏名出身的他，这种行为无疑是流露出对仕途的失意。

二兄安止所著《禾谱》，凡五卷，《宋史》卷205《艺文志》也有著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0载：“《禾谱》五卷，宣德郎温陵曾安止移忠撰。东坡所为赋《秧马歌》也。谓《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不谱农器，故以此歌附之。安止熙宁进士，尝为彭泽令。右丞黄履安中志其墓。”[7]检《东坡全集》卷22《秧马歌引》所云诚如陈振孙所记。[8]不过，东坡称之为“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可见当时安止已致仕还乡。徐鹿卿记安止“两中第”也值得注意。据明人陈谟《海桑集》卷6《曾学程应征序》讲述的原因是“以乙科不足荣，再试中甲科乃仕”。‘9这说明安止很有实力与自信。由于兄弟四人五次登科，《江西通志》在曾安强传中引述时人郭知章挽其母刘氏诗曰：“一门十捧乡老书，四子五折东堂桂。”科举研究应当深入到细部，这种因成绩不满意中第之后再度应试的现象，似乎研究者注意的不多。

兄弟四人皆有很有趣的别号，十一居士、屠龙君、青城山人、秀溪居士。不仅其父与黄庭坚有交往，其兄安止与苏轼有往来，据明人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8《跋苏颍滨帖》，曾安强跟苏辙也有书信往来。跋文讲述了苏辙与曾安强通信的缘由：“右颍滨先生答司法庐陵曾君曾安强书一通。先生归自岭表，道庐陵而北，司法君兄弟见之，且致书求教。此先生之书所为答也。”[10]

这篇跋文还从两个方面着眼，称赞了曾安强的人品：

三复此书而有感焉，先生见忌于时宰，台谏乘风排击，远窜瘴疠必死之乡。当是时，门生故吏皆畏党祸，无敢通音问者。而司法君乃能款接无所顾，诚哉所谓贤者也。世之为士者，勤学好问，为利禄计耳。一登第，则视故所业若敝屣然，其习至今犹然也。司

法君登第且有官矣，而知王氏新学之非，犹欲求益于先生，不贤而能如是乎？即是二事，可见其卓乎不可及也。

其一是从时代背景着眼。在当时严酷的党争之下，众人对旧法党人避之唯恐不及，曾安强却不畏党祸，主动与苏辙来往。其二从学问着眼。在进士登第之前，人人勤学好问，不过是为了考取功名，为利禄计，一旦登第，多数人便抛弃了学问这块敲门砖。这在何乔新所处的明代也是同样。从已经为官的曾安强还虚心向苏辙问学的行为看，何乔新感到难能可贵，是贤者之行。

关于曾安强的子孙，周必大则有另文披露。《周文忠公集》中《平园续稿》卷9《题曾南夫集序》云：“曾公提举生二子：长伯和讳埙，次仲和讳篪。伯和生弥泰，有子日寅亮。予既畀公集序，今仲和之子日镶、日琏来求别本，复书以遗之。”

三、曾氏家族个案引发的思考

以上以周必大序文为线索，考述了曾安强的基本事迹，通过曾安强及其家族的事迹个案，可以得出普遍性的认识。

曾安强一家父子五人，皆业儒，把走上仕途作为人生的目标。但其父曾肃可以说在这条路上失败了，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四个儿子身上。何乔新的《跋苏颍滨帖》就讲到：“温夫讳肃，尝举进士不第，归而读书教子不复仕.司法君之父也。”像曾安强父亲这样，士人落第绝望而“不复仕”，在科举成功率为千分之一的宋代绝非少数。

此外，观察曾安强兄弟四人的仕途，长兄曾安辞虽然算是比其父幸运，有了出身，不能说是完全失败，但获得的只是作为安慰奖的特奏名出身，没有资料提及其为官，大概最终也没有走上仕途。二哥曾安止很努力，也很有志气，不满足中进士乙科的成绩，再度应试，为的是将来会有更为光明的前途，再试虽然如愿，进入了甲科，但最终也只是跟陶渊明一样，仅做到了彭泽令。宋代县令还多为选人，不是京官，但从东坡称之为“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看，安止到底还是升迁到了中级官僚的京官。不过，据我推测，从安止仅做到彭泽令看，这个京官宣德郎，大概也是致仕之时给的安慰奖。因为南宋有这样的制度规定，选人七阶中层级较高的文林郎以上者，可以关升京官致仕。这也是周必大在奏疏中提及之事。[11]三哥曾峄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一直没有脱出“选海”，最后官位仅至县丞。兄弟四人，只有曾安强还算比较成功，做到了路一级的提举常平，应该是进入了中级官僚阶层。

由曾安强一家的仕途遭遇，除掉其父未中进士便已改弦易辙之外，兄弟四人均通过科举取得了那个时代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出身，这也是通过千分之一的高竞争倍率所获得的。不过，朝思暮想的金榜题名实现之后，是不是就飞黄腾达、风光无限了呢？从前述兄弟四人的仕途经历看，可以说绝对没有满足他们梦想中的期待值。金榜题名后的严酷仕途现实，已经由这四个兄弟的遭遇显示得十分清楚。进士登第后的绝大多数，只能停滞在七阶选人的低级官僚层阶。少数比较幸运的选人，在各种机遇、人脉、时局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才能突破瓶颈，走上比较顺畅的仕宦坦途。他们兄弟四人当中，只有曾安强获得了这种幸运。不过，不假天年，正当还可以在仕途上大展宏图之时，曾安强55岁便去世了。

曾安强兄弟四人的经历是一个缩影。这是北宋后期的情况。北宋后期所积淀的因素，降至南宋愈加发酵。南宋的疆域只剩下北宋的三分之二，但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却合二而一，从北宋承续下来的仕途现实更加严酷。像曾安强父亲那样知难而退的士人应当为数不少。北宋已出现迹象，南宋便更加普遍，许多士人不再不屈不挠，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是知难而退，在繁荣的地域寻求出路，改变了单一而艰难的仕途指向。

四、周必大与曾氏家族：地域社会的折射

北宋时代开始建设经营的新土族，到了南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业已在各个地域盘根错节，相当强盛，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影响力，还拥有世代编制的无所不在的巨大人脉网络，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域社会的主导性势力。

以曾安强事迹试想一下，周必大原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退归乡里之后，曾安强的曾孙来求他为早已死去的曾祖父文集写序，后来另一房的孙子来让周必大把那序文也给他们一份，于是周必大又誊抄给了他们。不能不写，不能不抄，为敬慕前人也好，为人情人脉也好，周必大都必须要做。因为曾氏在庐陵并非无名小户，也是有势力的世家旺族。周必大在一篇文章中，称求他写序的曾安强曾孙曾寅亮为“故人”，意即老朋友，并通过曾寅亮的介绍，他为别人写了《太和县仰山二王行祠记》。[12]除此之外，周必大还应担任衡州耒阳县令的曾安止侄孙曾之谨之请，写过《曾氏农器谱题辞》。[13]据周必大庆元四年所撰《朝议大夫赐紫金鱼袋王君镇墓碣》[14]可知，曾之谨是朝议大夫王镇的女婿。这些事实，都表明了曾氏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

地域势力不是单一势力，而是多种势力的结合，宗族、官宦、胥吏、富民、乡绅等等，并且各种身份交织。同时，地域势力又并非仅在一地发生影响，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可以声气相应，相互作用。曾氏家族未见得就比周必大强势，但从周必大的行动来看，他绝对是予以了充分的重视。这种重视，既有现实的需要，更有未来的期许。“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人脉电是一种精神财富。或许对周必大为曾氏家族写作《曾南夫提举文集序》等文章，可以做如是解读。

结语

以上，以周必大《曾南夫提举文集序》为线索，考察了《宋史》及《宋史翼》均未立传的北宋后期官僚曾安强及其家族的事迹。从曾氏家族的仕途际遇，可以窥测到南宋前夜仕途的艰辛。这种北宋因素，自中期以来开始积淀，至南宋在特殊的背景、特殊的场域之下，终于开始发酵。士人中的多数不再涌向仕途，出现流向多元化的势头。而从曾经贵为宰相的周必大为当地的曾氏家族写下为数不少文字的行为来看，地域势力在当时乡党间的人脉经营相当受到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地域势力的崛起与强盛。

[参考文献]

[1][11][12][13][14]周必大，周文忠公集[0].清道光刊本.

[2][清]雍正江西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 83.

[3]脱脱，等，宋史：卷294。胥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脱脱，等，宋史：卷313。富弼传[M].

[5]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徐鹿卿，清正存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苏轼.东坡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9]陈谟，海桑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10]何乔新.椒邱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