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云南教育出版社 符雪红

2011年，由云南省社科联发起编撰的《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面世，该丛书遴选对象为1949年10月以后出生的云南学者已出版的成名作或代表作，其中半数以上著作为云南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类选题，成为当代云南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重要总结。以此丛书为线索，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学术著作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而鲜有出版于近10年者，这一现象反映出近20年来云南民族历史文化图书出版的一些特点。

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集团模式的影响。现今的出版集团模式出现于10多年前，江苏、四川等出版大省率先为之，意在做大做强。此前云南出版界曾经历了十余年的云南人民出版社下的各副牌专业出版社的格局，各专业出版社系由原各专业编辑室升格而成，由于云南人民出版社享有租型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的专属权利，有力地保证了经济效益，得以拨出资金，扶持出版大批相关图书，如《云南民族史诗·叙事长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专题研究丛书》《西南研究书系》《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等，推动了民族学整体研究和各民族专题研究的深入，并有《贝叶文化论》《南诏文化论》《东巴文化论》《毕摩文化论》等及时总结、积累学术成果的论文集出现。加之此前云南出版界长期积累的云南地方历史、民族史、文物考古、民族古籍等图书系列，为云南出版界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全国从事民族学、民族史、民族文化的学者给予极高的评价，相关图书一再重印或再版，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由于有资金支持，一批长期从事学术图书编辑的编辑，以其对学术研究趋势的把握、对学术专题的判断和与作者队伍长期的交往，获得了作者的信赖，作者愿把心血之作交给本省出版社出版，这是形成那一时期云南民族历史文化图书出版特色的必备条件。这些现今居于云南省人文社科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无不感念当年出版社的栽培、扶持，形成了出版界与学术界双赢的局面。各专业出版社也由此锻炼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中青年编辑。从社长、总编到编室主任乃至普通编辑，都极为重视与学术界的交往与联系，包括国内重要的学术会议，各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规划会都不乏其身影。目前由于各出版社偏重经济指标的完成，且无资金的保障，缺乏主动联系民族文化研究作者的积极性，致使研究成果得到出版的几率相对降低。

第二，“课题式”科研体制导致出版资源多元化，学术著作量大质低。2004年以后，中宣部、全国社科规划办大幅度提高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力度，课题总量和课题经费翻番，各地各单位亦出台课题配套资金支持制度，大大提高了全国各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热情，各高校也把每年获得课题数量作为衡量学术研究水平的标准，各校评选博导、教授等也有此项硬性规定。各省社科基金也照此模式，一些具有重大现实需求的选题容易入选，反之，基础学科和一些纯粹理论性选题不易入选。作者的学术自由和探索兴趣大受压抑，自选题目的兴趣之作因无资金支持难以出版。同时，某些有数万、数十万课题经费的著作一旦结题，寻求出版时，面对同样提出出版经费要求的省内出版社和省外出版社，甚至一些所谓“国字号”出版社，作者大多选择交由影响更大，发行平台、渠道更广的省外出版社，这就造成了出版资源多元化与学术资源流失的现象。例如，某高校近年的博士论文多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而十多年前，这是极个别的现象。如此下去，云南出版界长期以来形成的“聚沙成塔”式的民族历史文化出版特色和传统有丧失断代之虞。

同时，由于“课题制”学术研究的兴起，一些匆忙结题的应景之作、一些蒙混过关的博士论文都获得了出版的机会，造成了学术研究量大质次、虚假繁荣的景象。对比20年前一些老学者积数十年心血才著书立说之苦，现今的年轻学者又何尝不受出版社“有钱就可出书”之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