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话语叙事及其谱系

2015-11-29孟宪平

社会科学研究 2015年3期

孟宪平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是在分析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活世界的现实场景和人类社会的存在背景构成这种文化动力观的叙事空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其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思想指向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未来发展。随着理论的延伸和扩充，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思想谱系，它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检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有很多语言转换，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被赋予创新性内容。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话语结构

[中图分类号] DO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4769（ 2015） 03 - 0044 - 08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观是关于文化力量的形成过程、作用机理和表达机制等方面的理论体系，其逻辑结构和话语选择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未来发展紧密联系。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力量的认识不断深化，价值诉求却始终如一，他们用社会实践和历史生成相结合的分析范式表达了文化动力观的叙事策略，所设定的目标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认识本质，更在于改造世界、提升主体。

谱系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原初话语和叙事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它以社会实践论和历史生成论为叙事基础，以人的解放和社会发展设定话语前提，以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活动为叙事要点。

（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话语基础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动力的切人点，正如恩格斯所言：“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在唯物辩证法设定的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如果只关注物质力量而忽视文化力量或者只关注文化力量而忘记物质力量，难免会形成机械的或颠倒的文化形式；如果只把文化力量看成想像的造物或观念的东西就会失去现实依托。可以说，当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归人哲学范畴时，就预示着他们关于文化力量的研究时空和研究视角的革命性变迁，历史活动中的文化叙事就被赋予了实践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中，文化力量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推导和观念演绎，而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客观存在。人既是文化载体又是社会主体，人的任何活动都受到一定的思想或情感的支配，人的发展状况及其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衡量文化进步性的重要尺度。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观建立在历史分析基础之上，他们不赞成“文化史观”中不切实际的呓语，也不迁就于旧唯物主义文化观的片面表达，前者是靠文化史家的联想并以纯粹的观念形式表现出来，是唯心史观的曲折反映；后者的“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2]以唯物史观探索文化力量的源泉，找出“力量背后的力量”或“动力后面的动力”，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力量的基调。

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话语策略基础。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都在其中体现出来，他们把文化放在工人阶级解放的大时代中来理解，放在关乎社会发展前途的高度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视野中来理解。资本主义文化的力量以追求价值和剩余价值为基础，资本和利润推动文化工业加速发展。但是，“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3]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与文化矛盾一起生产出社会悖论和文化悖论。在唯物辩证法的引领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因为事物的流动性而把认识世界的努力看成白费力气，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话语符号揭示了文化发展的规律。

（二）生活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话语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以冥思式的抚慰”作语言组装，也没有把生活世界看成脱离主体的孤立环境。在他们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是赋予客观世界以“文化特征”的活动，是表达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活动，因此，生活世界就是充满文化创造的价值世界。如果脱离生活世界和社会主体，仅从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角度去看待文化现象，那么文化力量就失去了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4]，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创造表现出广泛的辩证因素，而当这种文化思想与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相遇时，文化力量就获得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言，不管是正常状态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还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都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生活的社会中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原初语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他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产生影响的生活世界。

与生活世界的发展历程相适应，社会的文化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过程。虽然资本主义文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文化愈发展，思想与行为之间的悖论愈明显，工具依赖中的文化疏离以及经济繁荣中的思想矛盾也愈明显。“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宗教和政治。”[5]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精神异化以及自身异化相互交织，使生活世界的文化秩序发生颠覆性变化，无产阶级在文化方面的历史挫折表现为精神生活水平的低下。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有机地融合的，文化被分裂为阶级形式和民族形式，这种人为的区域分隔使文化力量在生活世界中发生很多变异。马克思恩格斯在叙述这一现象时，没有割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联系，而是把它们作为两个历史地产生和共存的阶级，并在共同的文化创造中进行比较分析的。

（三）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话语向度

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而个人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素养是衡量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由于联系和交往的加强，文化问题已经不是单一国度内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终极指向。在马克思看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世界历史性交往中，文化力量促进了人的思想的延展和内能的外显：在过程上，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在内容上，人的精神财富与他在现实社会中的物质创造是一致的。前者是文化边界的世界性延伸，后者是对文化关系的客观性定位。社会交往使人们超出了特定的文化区域，“地域性的个人”逐渐转变成“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地域性的文化力量逐渐转变为国际范围的文化力量，地域性的语境扩展为世界性的语境。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全球性的社会制度表现，其文化意蕴及其影响显露在多个方面。“共产主义是一场总体性的历史转变运动，不仅在生产方式和制度组织等物质形态层面上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而且在价值理念和心性结构等精神气质层面也将焕发出全新的面貌。”[7]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世界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而引起的新的文化现象，处于世界历史背景中，人们的行为超出了“虚假意识”和“颠倒意识”所表达的思想误导，表现出文化的真实性。新的世界文化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组成，每种优秀文化都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都在新的世界文化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

（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话语线索

社会形态的演进中，曾经出现不同的文明形式和文化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基础上，表现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境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为依据的，它所蕴含的文化动力在于为人们提供科学的精神激励，模塑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社会心理结构和精神模式，在于提供科学的伦理道德，熔铸成合乎人的全面发展的交往理念和行为模式。“物质生产对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具有主要的制约作用，正是物质生产的极不发达，人自身的生产及其发展才构成原始社会如此构成和如此发展的基础；反之，精神生产之成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形态，也正在于物质生产力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8]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话语线索，既有社会发展形态上的终极关怀，又是社会主体精神境界的人文设定。“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9]“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0]这两个论断可以互为解释和补充，前者表明人的解放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关系，后者体现了文化素质在人的发展中的影响。从“原始的丰富”所体现的低水平自由，到“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片面自由，再到“自由联合”中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文化力量的推动，它在人的心中留下的印记创制或规定了正在使用的语码，也影响着主体的归属感以及主体的存在模式。个人文化素养的积累能使自己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的有机成分并同政治力量融为一体，文化就成了人的解放的重要标志和精神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不仅是生产方式和制度结构的变迁，也是文化力量的增强和文化位能的扩大，唯其如此，“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统一性才在本质上显示出来。

谱系之二：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动力观的表达方式

毫无疑问，前苏联文化建设所预设的目标也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协调进步，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一脉相承。从文化语境和叙事基础看，前苏联文化建设中有自我探索的话语创新，也有文化力量表达中的偏差。

（一）话语特征的延续和变迁

苏俄时期的话语环境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原初语境有很大差别。其一，在俄国革命中，处在理论向现实转化时期，不仅需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还要创造性地发挥文化力量。革命性的宣传语境使得文化力量的表达带有摧折性，它倡导打碎一个旧世界。其二，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实践以后，造就了新的文化语境，创建一个充满新文化内容的社会生活，成为当时的重要目标。从总体上看，列宁领导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理解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文化力量的表达也基本上是对路的。在斯大林时期，出现了割裂话语时空、误解话语叙事的现象，文化力量的表达被贴上政治和阶级标签。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前苏联文化语境中被演化为绝对化的形式，全面发展的实践要求被转化为片面关注经济发展的主张和极端的意识形态灌输。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建立在普遍交往和联系的基础上，但前苏联文化建设的“非世界历史性”极其明显。在列宁看来，共产主义理想和运动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叙事的主题和关键词，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宣传或者理论构建，更是一种实践指导和现实力量。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战时共产主义”试图运用行政手段移风易俗，然而，“军事共产主义”语境中的文化力量并没经常性地催生“伟大的创举”，反而变成了脱离实际的口号宣传；“新经济政策”不仅要求发展新经济，也要求发展新政治和新文化，把发展置于开放的语境中，用事实和比较的方法表现“迂回道路”的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用。列宁晚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挥，“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所形成的话语结构较好地诠释和注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思想。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列宁斯大林都希望继承和延续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主题，在基本理论、基本立场和表达方式上都有过思想上的继承和飞跃。继承性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主张从民族的历史、民族具体的生产和生活、民族所处的文明形态以及所持的传统心理习俗构建文化话语结构。列宁认为，对广大群众来说，“最主要的是，要彻底同旧的、反动透顶的世界观决裂，深刻领会关于‘被奴役者的学说，这个学说保证的不是沉沉酣梦，而是朝气蓬勃的生活。”[11]这一话语指向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两个决裂”是一致的。斯大林在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理论和观点，并以自己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观，他要求支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根据社会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后来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话语与文化的联系性开放性本质很不协调，这既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精神，也不利于文化力量的全面发挥。当历史成见转化为语言成见时，当历时性的理论与共时性的事实产生割裂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认识也会产生偏见，造成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困惑。

（二）文化革命语境中的社会主体

文化革命语境中的主体包括很多方面，其存在状况也极其复杂。其一，工人阶级是文化革命最深厚的基础，是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不可战胜的原因，在于它以坚定的语言激励了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正是在这种首创精神引领下，文化力量才变为实践，社会实践才被赋予文化活力。在斯大林的文化语汇中，理论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巨大力量”，它“能够给工人运动以确信力”和“确定方向的力量”，“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12]在论及文化力量的实践主体时，斯大林指出，“工人阶级的文化力量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13]这些话语给工人阶级以明确的定位，也使工人阶级在文化创造中受到极大鼓舞。其二，广大农民是文化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但是，由于传统思想影响和积淀，使农民心理上长满了旧时代的青苔，要用文化革命的洪流来洗刷。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既是文化革命的成果，又是文化革命顺利进行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4]第三，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应该成为联系群众的“水泥”，斯大林把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宣传任务称为“党的第三个任务”。在这样的文化工作中，“必须让各民族文化发展起来，扩张起来，显示出他们的一切内在力量，以便创造那些把他们融合成单一的使用共同语言的文化的必要条件”[15]，还要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16]，这里的“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文化力量”，泛泛地谈论“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17]，这使得文化革命中的话语策略变得极其重要。

（三）两种倾向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影响

一是正确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影响。列宁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普及的无神论话语代替了上帝的虔诚说教，国际主义精神代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一切，都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出极大的正向效应。二是具有僵化特征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影响。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固化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前苏联有的领导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动性，并沉浸于现实成就而产生的保守性，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语言对比和力量表达。在赫鲁晓夫看来，“共产主义建设”前景的现实威胁来自难以根除的文化自由意识和宗教自由表达[18]，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话语被搁置一边。勃列日涅夫把科学界的“意识形态纪律”看成文化统治的不二法门，文化力量表达中的话语权威被推向极端。[19]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有过文化生活的“解冻”和“新社会”的文化激励，但总体上造成了“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蕴含的能量最终到了枯竭的边缘”。[20]“官方”和“非官方”的文化生活领域的话语张力也在增大，民间社会被迫用艺术作品来补偿政治话语缺失。由于当局经常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现实的文化矛盾，人的本质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文化主体成了思想建设的附庸，文化力量的表达显然偏离了群众愿望。戈尔巴乔夫声称要给思想松绑、给文化解套，但是，思想的“活跃”也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进而在语言叙事上偏离主流意识形态，支持西方模式的人与主张回到“真正”社会主义的人、持反共立场的人与支持“改革新思维”的人，都借助社会舞台和文化策略用不同的话语叙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由“党内生活民主化”命题衍生出“政治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等术语，成为流行的政治语汇，这不仅迅速改变了前苏联的文化生态，也削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观的叙事基础。

（四）话语蜕变和文化力量畸变的原因

一是文化唯心主义的阻滞力。文化唯心主义语境中，一些人“不是凭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以严密的逻辑和说服力折服人心，而是以论者粗暴武断的结论和行政命令的口吻压服人、胁迫人，仿佛解决思想理论问题不是倾听真理的声音，而是凭借权力的力量。”[21]这种思维支配下，文化主体的能动性被从另一个极端发挥出来，造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发生变异。革命政党的力量原本蕴藏在先锋队的首创精神中，而文化唯心主义者却在群众之外寻找力量源泉，“连他们中间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动机并且绝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了解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不愉快的状态，都缺乏经受住这个艰难过渡中的艰难时刻的坚毅精神。”[22]这显然不利于文化力量的正常表达。那些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认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本原思想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导师们关于文化力量的话语真谛。文化唯心主义的存在还造成意识形态表达上的偏差，当时的苏共一些领导人试图用固定的话语单元来表达对文化力量的认识和实践，却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话语的“非自然兼容性”和前苏联现实的内在张力问题，忽视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的思想接点存在的“扭力”问题。

二是文化官僚主义的影响。文化官僚主义的存在是“文明的衰退”，这种官僚主义的形式愈是精致，其负面力量表现得愈是微妙。当文化官僚主义丧失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时，人民群众也被排斥在文化建设之外而不再是文化力量的表达主体，甚至沦为文化官僚主义的作用工具，它通过世俗的力量把文化观念强加于社会，以大众利益和普遍价值掩盖社会主义文化的本原要求，借助乌托邦的幻想把马克思主义文化力量的终极目标变为简单事项。文化官僚主义经常催生出现实的悖论，它存在这个世界又不愿属于这个世界，它拒绝现实世界又期待新的现实世界，它承认文化的现实影响又拒绝承担文化建设的责任。

三是传统文化力量的负能量。胜利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良传统因素，封建特权、落后习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阻滞力。列宁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23]，它像胎记一样被带进工人阶层中，“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24]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事业中积极话语和传统社会遗存的消极话语并存，新文化的力量和旧的习惯势力形成逆动，造成一些人身份上的先进性和思想上的滞后性共存。虽然革命的胜利使“工人变成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他们“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文化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最极小的变革的畏怯”兼而有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没有经常性地显示出列宁所期待的那种积极的、先进的、理性的文化力量表达方式，话语权的变异和创造灵感的缺失，消解了应有的文化活力。

谱系之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动力观的解构与建构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意识形态力量、技术的力量、文化霸权的力量以及日常生活的力量，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理论谱系。但是，其中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继承经典理论基础上反映实际的创新话语，有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为借口而补充的“民主”话语，有淡化马克思主义特色的颠覆性话语，有割裂经典文本而形成的苛评话语，也有借辩证法之名而作的诡辩话语。

（一）唯物论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

卢卡奇叙述了意识形态的经济背景，认为阶级意识的力量隐匿在复杂的经济发展中，这一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和意识关系原理的表达具有一致性。阶级意识“把拜物教的实物形式转变为发生在人之间的、而且是在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中具体化的过程，把不可转变的拜物教形式导源于人的关系的所有原初形式”。[25]在他看来，尽管拜物教形式上具有虚假性，却是在现实的经济语境中生成的，其力量和表达方式也离不开经济环境。柯尔施突出了文化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他认为，如果把文化力量看成独立于客观存在之外的存在形式，不仅会人为地割裂马克思主义话语结构，更可能损坏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整体性；同样，如果机械地固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会丧失应有的时代气息。[26]葛兰西指出，在意识形态建构上避免唯我论和机械论的方法，是把“意志”归诸实践之下，形成新的更高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文化形态，用“霸权”语系来整合市民社会的思想问题，在同意或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意识形态认同。[27]由于当时的险恶环境以及个人的处境，葛兰西的霸权话语表达得比较隐晦，由此也使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霸权”一词产生不同的解读。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语系理解为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非合法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话语隐喻特征，其中的语言符号也依照当时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和利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时必须作必要的语言转化。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意识形态的话语样式影响着现实的制度构建方式，其要求不同，革命性不同，也必然形成不同的制度规范，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流动性，它所影响的制度话语也具有灵活性。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隐喻话语转变成显性表达时，制度的公开性与社会性就会进一步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策略与经典文本的取舍有很大关系，特殊语境中的文本使用能产生特殊的效果，依此而论，话语形式和文本内容可以包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它的构建可能带有功利特征或个人偏见。“在国家意识形态制度这一观念的滋养下，有关政治和有关政治竞技场中的再现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28]正因为如此，拉克劳、墨菲极力主张构建不带偏见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将其视为引领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维。[29]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般的社会理论的基础，而一般的社会理论又是符号赖以生成的基础，在唯物史观和有关社会理论的引导下，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一套语言符号表现出来。[30]如果破坏了这一叙事基础，其负面影响将是连锁性的，先是文化力量的削弱，再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对自身解放前景的失望。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景观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撑，但它遮蔽了文化力量的外部特征，必须通过“文化革命”发现新的生活世界，塑造新的意识形态主体。

（二）信息技术力量和文化工业力量的表达

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看重技术的双重作用，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二重性特征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融合性和渗透性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二者的同质性影响着人的文化理解。一方面由于处在更高的认识层面而消解了关于人的解放的乌托邦特征，另一方面又以新的形式压抑着人的自由潜能而形成莫名的恐惧和忧虑。尤其是在信息社会中，电子媒介、网络虚拟社会等颠覆了人的交往模式，改画了原来的生活形态。这既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活动的延伸，又是人的发展的新的空间和载体。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广大市民，不仅体验了文化工业对生活的全方位影响，也感受了技术理性不足造成的负面作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眼光放得更远，认为技术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文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化，文化活动也不再是“为文化而文化”，它已经渗透到生产方式的诸多方面中。这种情况下，文化力量不仅体现在宗教、习俗等方面，更多地体现为数字化、虚拟化的交流方式。技术驱动下的日常生活，磨平了文化棱角，降低了文化门槛，弥合了高雅与低俗，显示出全民狂欢的景象·借助技术力量，资本主义工业化占据了更大的生活空间，文化上层建筑的抵抗力相对削弱，大众文化激励下的工人阶级文化语境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景象，而是被各种新广告和新媒介“腐蚀”的文化语境。对此，汤普森提认为，要健康地表达文化力量，必须用大众语言消弭社会的两极特征，依靠统治阶级实现社会的动态平衡。[31]

（三）匿名权威话语中的虚拟文化力量表达

在理论上看，文化力量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它的内容和形式却存在不少虚拟和想像成分，它借助现代技术在隐匿中提升“权威”，造就一种无形的力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文化力量不只以文字与思想的显相存在于文本的表层，它更多地“隐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如果“要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为什么它是稳定的或纷乱的，就要求对处于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人的当代心理结构有所认识。这反过来又需要对他们的性格是怎样在时代的所有结构性文化力量中形成这一点有所认识。”[32]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隐匿权威的出现，打破了精英人物的现实话语权，消解了现实的权威，整个社会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操纵着。这种匿名权威比公开的权威更具影响力，“它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规性、公众舆论。它是心照不宣的，无须采取命令式。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只是一种温和的说服。”[33]尤其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含量的提升使权威获得了新的存在方式，并贯穿于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整个社会笼罩在具有隐匿特征的话语氛围中。话语线索一头牵着现实社会，一头连着虚拟空间，“这种因素证明文化是使一个处处充满崩溃裂纹的社会勉强支撑下去的水泥骨架。”[34]匿名权威的力量更多的在于说服能力的强弱，马尔库塞认为，统治阶级在表达这种权威时不再采用行政手段，而是通过科学和正义，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代言人角色。这种现状要求统治阶级采取教育式的话语叙事而不是强制式命令口吻，因此，匿名权威影响着统治阶级的话语选择。[35]

“介入”与“接合”是匿名权威和霸权文化力量表达的技术方式，它通过联想的符号中介将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使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融会在一起，一些专有名词起到了“缝合”作用，有效地控制着意识形态的流动。在这里，文化“链接”的目的是通过“有效的语言表达”使“外在”因素成为“内在”结构，“介入”的目的是“打破以职业或专业为导向的各学科在大学与社会的交易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随着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和神秘化，“介入”和“链接”成为文化力量的常见表达方式，话语叙事表现为形形色色的符号演绎。

（四）对经典文本解析中的文化力量表达

在对经典文本及其观点的处理上，结构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论是由不同“部件”依照一定方式组装起来的，但需要在完整性的基础上把握它。[36]按照他们的观点，在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观时，不能依照部件结构直接拆分开来，而是要深刻探究这些部件按照既定结构组装并用一定语序表达的原因。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立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37]他所讲的“独立结构的表象体系”，看到了文化的内在结构和外部表现之间的联系，也包含着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思路。普兰查斯对文本的解构思路颇具特色，他认为，不能把文化力量简约为纯粹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因为它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的多方面的实践总结，是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创造性总结。[38]詹姆逊极力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力量的方法论基础，他把意识形态理论看成马克思恩格斯的独创性成果，还原这种思维特征会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可以突出其实用功能，二是可能产生表面化的肤浅。在他看来，叙事文本只是传达意识形态力量的一种形式，对文本的拆解将使审美和叙事发生变化，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解决的办法。在一些解构主义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话语叙事和文本之间的相互映照是极其明显的，“文本的出现是为了给他者命名，这个他者同时构建和推翻了学科理性语境。”[39]文本结构中的继承性可能会削弱创新动力，文本结构中的依赖性会造成认识上的轻率，这意味着一些有机地隐含在其中的连贯的内容有可能被忽视，文本解构过程中的话语分析和偏差必然会减弱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实魅力。从上述观点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解构和建构来自多样化的思想面孔，这既有独到的精准之处，也难免因曲解而销蚀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观的影响力。

谱系之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观及其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论应用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在经历语言转换和形式创新后，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动力论。这个话语体系以辩证思维把主体的独立性和能动性贯穿起来，是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话语范式。

（一）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叙事中表达文化力量

任何一个国度里，文化力量的语言体系和作用方式都受到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影响。就中国的传统而言，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根深蒂固，其中的优秀文化及其话语是必须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就中国的现实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必须形成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个是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的语言脉络，一个是中国人民在选择比较中确定的思想指导，无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叙述中还是在中国儒家话语中，对象的价值属性都与主体的活动形式相联系。中国古代儒家价值观希望通过文化来表达民族精神对“人的本质”和“人的标准”的规定，希望追索伦理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审美精神的深永愉悦，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种价值观取向尽管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特征，却是自我约束的规范和自我提升的标准，它所执着的是人之为人的真正的属于人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实践，极大改变了这种不完整的图景和语境。文化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以不同形式的实践把人的意志和创造注入物质要素之中，使知识成为“对象化活动”的表现形式并在代际传承中显示内在的力量。当“历史的自然”被注入人的意志和创造而成为带有特殊文化寄托的“自然”时，文化就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确证。现代科学技术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使人在“对象化活动”中观照自己的本质力量而达到创造美、拥有美和享受美，如果撇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文化力量，撇开世界的物质性来追求精神境界和心灵空间，就难以体会在取得一切自然力和对象性世界的充分认识之后才有的自由和满足。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予以回避或淡化，或者按照“实验室操作”将文化力量限制于一隅，都是文化精神的自我束缚。主体世界中“人的图景”的不完整性会导致“对象化活动”中“占有对象”的不充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贯彻，是在不完美的社会图景中努力创造出完美的图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叙事中，一方面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如果割断血脉，就等于丧失了精神家园，就会减损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另一方面，“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基础，也决定着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性质和方向。但是，社会在发展，思想在变迁，古代儒家文化的叙事环境已经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叙事基础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当他们的思想被应用于实践时，必然要有一系列的语言转换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等词汇，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变化，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要求，它印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40]这一价值判断。

（二）在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语境中表达文化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把文化力量的表达寄托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群众路线和以人为本是这一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集中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文化形式，都是群众的实践总结或思想倾注，也是群众创造新文化的基础。人民群众是文化力量的表达主体，他们的社会作用不仅在于提高发展的数量，更在于提升发展的质量；不仅在于更新发展的形式，更在于提高人的品位。以人为本的确立和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觉表达，这一语境中的文化活动充满人文关怀，它在经验世界中展开并借助经验世界的质料来表现，其未来指向是人的文化提升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既表现为以自觉的价值主体改造实然的自我，也表现在以自为的积极性创造现实生活。这一过程体现在发展方针上，就是坚持人民群众为中心，体现在建设方法上，就是走群众路线。两个方面都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实践观在具体工作中的运用，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话语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中都强调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表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体现了文化的群众性和广泛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接地把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文化建设和利益诉求的关系。一定意义上说，群众路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软实力，人民群众既是文化力量的载体，也是文化力量的实践主体。群众路线语境中，大众话语、精英话语、主流话语应该是一体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完善政策主张”[41]，因为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体现在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只从书本上教条式地搬用一些词汇，“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42]可见，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规定了文化力量的表达场景，影响着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方向和性质。

（三）在增强文化自觉和价值自觉中构建话语认同

通常情况下，如果人的内在需求与社会的外在尺度一致，会形成较好的认同状态。当主体的内在尺度与文化对象的客观尺度相符合时，这种文化对象就会在主体心理上引起美感，显示出话语与现实的协调性；当主体的内在尺度大于文化对象的客观尺度时，主体会因为这种文化的低水平而感到不屑努力，话语也会苍白无力；当主体的内在尺度小于文化对象的客观尺度时，文化对象的巨大尺度会使主体感到力所不及而处于压抑状态，造成描述过度的现象·因此，现在讲加强文化认同，就是远离乌托邦式的文化叙事，使文化发展适应人的内在尺度和社会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包含着历史与现实中蕴生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语境、思想和认识中赓续和拓展的全心全意为入民服务语境、改革开放与社会实践中赋形的和谐社会建设语境、科学发展观背景下的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语境、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语境。这些语境中的文化力量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注重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融通，注重在实现人的价值中增加正能量减少负效应。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话语认同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党的思想路线贯彻执行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的基础。实现话语认同的基本要求是提高文化识别力和文化判断力，体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抵制文化低俗、文化庸俗和文化媚俗，彰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性质，它的量度和向度要放在这个环境中考量，因此，当下的文化认同是以承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话语体系为前提的，提高文化认同就是提高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在具体实践中的影响力和导向力，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当前的话语认同要体现以下要求：一是突出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使群众真正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二是正确处理生活话语与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的关系，为群众自觉的文化追求提供话语转化路径；三是把握话语批判和话语借鉴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话语体系中主导地位；四是体现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引领的方向性，形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的话语叙事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是对当时社会背景、社会知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考察结果。前苏联以自己的方式部分地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观的实践语境和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观进行犁耕，增添了很多思辨话语。上述方面，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观的基本谱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扩大，这个谱系的幅度和长度会因注入更多鲜活的元素而进一步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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