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何标

70年前，我在日本投降前后的经历，至今难以忘怀，那年我19岁。

1945年6月25日，在河北阜平田子口村，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康健生部长找我谈话，说决定派我打入日伪清河军校，长期埋伏，进行瓦解敌伪军工作。这个决定来得突然，使我一心想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愿望成为泡影。但这是部长直接授予的任务，康健生部长这位已有十多年党龄代的老党员、老红军，我又十分敬重。所以稍加犹豫，就接受了组织决定。几天后，离开根据地，重返沦陷区北平。

“华北陆军军官学校”

伪清河军校位于原河北省昌平县清河镇，距北平德胜门仅9公里。解放前有北京城墙和大片庄稼及村庄阻隔，需要从北京西直门车站乘去昌平的火车，在清河站下车。军校原名“保定军官学校预科”，“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建立以大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政权，由齐夑元任伪“治安总长”。齐想建立自己的部队，日军也打算培植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伪军，作为侵华军的帮凶。于是，1938年4月在清河保定军校预科旧址，建立了“华北陆军军官学校”。齐燮元兼任校长。

至日本投降为止，军校共招收了8期学员，每期人数不等。由于中囯青年不愿背叛祖国，充当汉奸，军校招生从未满额。有资料显示，招生最少的一期为383人，最多的一期为706人，多是些为生活所迫的失业青年。前5期共为伪治安军输送初级军官2850人。

军校除正副校长外，设教授部，有教官10余人，助教、翻译若干。起始时，副教务长、教授部长、中队长及部分教官均由日本军官担任，后因二战扩大，日本军官陆续被派往前线，只留少数在军校。学员队每中队辖3个区队，设中队长、中队副；区队长、区队副。另有军需、军医等附属人员。

入学学员要求是20岁左右的高中毕业生，经过笔试和体检。入学后除进行奴化思想教育外，要进行制式教练、野外教练、射击教练；要学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交通学、军制学等科目和日语。学员配发捷克式步枪或机枪。前3期毕业学员均曾赴日参观学习一个月。学员毕业后分配至伪治安军（绥靖军）任初级军官。

混进“军校”忍苦潜伏

作者18岁时的照片

除了父亲知道我入军校的真正目的外，所有家人、亲友和曾在一起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抱有共同理念的同学，对我要上伪军校，到那个“鬼地方”去自毁清誉，自讨苦吃，都感到十分惊讶，难以理解。为了潜伏工作的保密性，我又有口难辩。他们对我的解释“爱好军事，喜欢玩枪弄刀”，是不会信以为真的；对我入校动机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我都只能沉默以对。

1945年8月10日，我被清河军校第8期预科录取。我牢记康健生部长的指示：“清河军校出来的伪军官，提拔很快。只要当上团长，另一打入人员也当上团长，这两个团就可以瓦解一个师。”抱着这样的目的，我决心忍受一切困苦，在敌伪军中长期埋伏。

日本投降前夕，军事失败和经济危机已达谷底。军校学员每日三餐都是高粱饭和水煮茄子，营养很差还吃不饱。军训则十分繁重，管理也非常严酷。有的新生吃不了苦，开小差又被抓回，伪军官故意施以疼痛体罚，使其哀嚎之声不绝于耳，用以震慑其他想逃跑的学员。我入校后立即感染上疥疮，痛痒难忍，手掌虎口处浓疱破后露出血肉，持枪都很困难，也得带病出操。

伪军和旧军队一样，要求士兵和下级对长官“绝对服从”。为了要学员“服从”，打骂体罚就成了寻常事。有一首引用“武王伐纣”故事编的军歌，歌词是：“军人首重服从，纪律何等森严。纣有兵丁亿万，何敌周臣三千。切戒藐法任意抗玩，切戒藐法任意抗玩。”每天都要集体唱几遍。

作为潜伏人员，我在军校一向循规蹈矩。一个年轻的区队长却以为我软弱可欺，想拿我开刀，为自己“树威”。在一次我值最后夜班时，他在我目光难以扫到的地方，从枪架上拿走一支枪。清晨丢枪学员报告后，他装模作样地查出是我的责任。于是用戒尺打手掌心20大板，这个年轻力壮的少尉，用全身力量打下去，手掌立刻肿起来。见我没有喊痛流泪，而是用两眼瞪着他，似乎有些心虚，怕我日后寻机报复。打完20大板，立刻拿来一枚鲜鸡蛋打碎扣在我手心上，要我用筷子揉搓，以利消肿。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日伪军队所谓“恩威并施”的一种“带兵法”。

因故未能参加袭击“军校”战斗

清河军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几乎与世隔绝。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校内表面上似乎没有引起波澜，只是日本总教官直川大佐突然消失，由一名伪军上校临时代理，学员每日操课照常。

从“8·15”到10月15日这2个月，蒋介石命令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我军受阻于北平城外。国民党军因运输落后，仍滞留在大后方，派来的所谓“接收大员”及从“地下”钻出来的什么“先遣军司令”，真假莫辨。这些家伙只对日本资产和汉奸私财巧取豪夺，对远在郊区的清河军校不屑一顾，军校陷入无人过问状态。

此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成立北平市委，任命刘仁为市委书记。在刘仁同志主持下，决定突袭清河军校。1945年10月7日，由冀察军区11分区新5团丁团长率领，调一个民兵团策应，通过军校内潜伏人员带路并控制门卫，打开大门。我军按预定计划，直奔军校本科大楼进行袭击。当日学校值星官也是我内线人员，故意不下达抵抗命令，仅半小时即结束战斗。本科生大楼被烧毁，我军缴获长短枪900枝、机枪11挺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带走青年军官和本科学员100余人，这批青年伪军后来大部分参加了解放军，其他本科学员多乘机逃走。军校方面，校本部及预科大楼完整无损，只在我军走后放一阵空枪，应付了事。

可惜，袭击军校当天我另有任务未能参与战斗。那天，我按组织要求请假回家，按预定计划安排父亲由地下交通员引导，骑车出城到西郊黑龙潭附近的南安河村，同他的学生、中共北平市委对日工作组组长甄华会面。这件事圆满完成后，我又骑车去南安河向甄华同志报告情况请示工作。甄华同志要我继续在军校潜伏，观察形势变化，待机而动。于是我立即返回军校。

身份暴露后被迫撤离

1945年10月15日，第8期预科学员及校本部人员，被国民党第11战区池峰城部收编，改称“干训团”，从清河镇移驻北平景山前街一座被“没收”的汉奸别墅。一个月后，学员们被换上国民党正规军军服，摇身一变成为“国军”，从北平开往保定。起初保定市民都上街热烈欢迎，以一睹“国军”风采。看个个是青年小伙，军容整齐，武器精良，无不满口称赞。过了不久，真相大白，这批“国军”原来是伪军包装的，都因受骗上当，责骂不已。

19岁，作者打入敌委清河军校潜伏时的照片

不久，保定一座大院门口，挂出“河北省保安干部训练所”的招牌，学员们又成为以后准备打内战的地方保安部队干部。这批学员自从进入大、中城市，同民间社会多有接触。日降后国民党官员来到“收复区”，大肆抢夺“敌产”，大发“刼收”财，根本不顾老百姓死活，以致贫富日益悬殊，物价飞速上涨。人们都在埋怨：“想中央（指国民党政府），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这些现象引起学员们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尤其是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已成为地方保安部队，还将要去打内战，更加惶惶不安，军心十分涣散。

我看时机已到，就秘密串联要好学员，对不满情绪推波助澜，商议散伙另找出路，力求乘乱把这个训练所瓦解。但训练所的乱象已为国民党保安当局察觉，决定派省保安处长罗文浩少将兼任保安干部训练所教育长，准备对训练所强化管理，严加整顿。

这位罗处长是我的叔伯舅舅，抗战前就与我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胜利后由重庆来到北京，从我家人处得知我在抗战时一度离家，回来后执意报考伪军校。罗文浩从清河军校被里应外合袭击及保安干部训练所的乱象判断，对我的政治面目已心中有数。找我单独谈话后，见我态度强硬，但碍于甥舅关系，对我的政治怀疑也只点到为止。罗文浩的到来，我的潜伏身份已经暴露，再在这里待下去已无意义。经与我联系的政治交通员商量，决定以考大学为借口，撤离待了一年多的这个“鬼地方”。也因为与罗文浩的关系，才能够顺利撤出。

1946年8月，我离开保定，一个多月后，来到张家口找到康部长归队。我常感遗憾的是：潜伏抗日的时间太过短暂，由于形势急骤变化，任务被迫中断。但我很幸运，能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和汉奸们末日的来临，看到日伪军队的真情实况，目睹光复后国民党政权的种种丑态，了解到沦陷区的民情民意。这些实践经历和获得的社会知识，对初出茅庐的我日后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写于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