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丹 杨 婧

“民族”一词在校名中的译法思考

○姚 丹 杨 婧

随着中国民族类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民族类高校逐渐走向国际舞台。民族高校校名的翻译作为反映民族类高校特色的窗口，其准确性与统一性尤为重要。民族高校校名翻译重在“民族”二字。然而我国民族类高校校名翻译对“民族”一词并没有具体的标准。笔者通过对现有的民族高校校名进行整理分析，发现“民族”主要被译为“Nationalities”和“Minzu”。根据当前民族类高校的实际办学特点，笔者运用文化学派的翻译视角进行解析，认为将其译为“National Ethnics”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民族高校特色，彰显其内涵。

民族 校名 英译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院校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综合性普通高校，是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是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场所，是展示我国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民族高校作为中国特有的高校办学体制，其特色是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各类优秀人才。近年来，随着民族高校与国际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多，民族高校逐渐走入国际视野。民族大学的校名不仅反映了它们的身份与特色，同时还承载了其理念和文化。因此，如何精准地翻译民族高校的校名，让世界更好地认识民族大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民族高校校名的翻译重在“民族”二字。自2008年11月20日起，中央民族大学正式将校名由“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更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将“民族”一词由“Nationalities”改为“Minzu”。这样的更改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学者们对此褒贬不一。如此重要的术语，如果不能将其精准统一地翻译出来，将直接影响民族高校的国际影响力。那么究竟是该将其音译为“Minzu”，还是应该顺应英语国家文化影响将其译为“Nationalities”等英语词汇，亦或是继续修改？笔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如下思考与探索。

一、“民族”一词在高校校名翻译现状

民族院校包含三类：民族大学（学院）、民族地区高等学校以及内地普通高等院校民族班。笔者选取了民族大学（学院）这一类校名进行翻译解析。民族大学（学院）包含了截至2007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管理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和大连民族学院6所院校以及由地方管理的云南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7所院校”［1］（P1）以及2009年新确立的省属高校四川民族学院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笔者通过查阅这15所大学（学院）官方网站上的校名翻译，整理了如下表格。

表1：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统计表

通过以上的收录可以看出，目前民族高校校名中对民族一词的翻译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音译为“Minzu”，另一类则是将民族译为“Nationalities”。有学者认为译为“Minzu”更好，从后殖民文化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说，“结合汉语语言文化与英语语言文化在当前历史时期的不平等地位，消解英美霸权，坚持自己的话语权，采取异化策略”［2］ （P147）是主权回归的一种体现。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两种翻译名称都不完全合适，具体的名称可以使用“ethnic”，或进行进一步探索，不给出定论［3］（P95）。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翻译“民族”一词，使得它既能够体现出民族院校的办学理念与中国特色，不会“破坏原有民族语言的规范性，甚而至于喧宾夺主，迫使汉语的某些术语改变自己的本意而屈从于外来术语强加的内涵与外延”［4］（P17），而又能使它的概念为国外朋友所理解，不至于心生茫然呢？笔者首先结合文化翻译理论，分析现有翻译名称的局限性，并结合民族院校的办学特色提出自己的想法。

二、结合中西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看现有翻译名称的局限性

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籍意大利裔翻译学家韦努蒂以及英国翻译学家罗滨逊等人。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不再将目光局限在翻译的文本本身，而是同时将译者的重要性以及接受译文的文化接受环境都进行考量，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过程。韦努蒂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指出了尤金·奈达归化思想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异化策略。他认为异化是在译文中保留源文的某些异域特色，以此来故意打破目的语的传统；主流文化总是要遏制译文特色，采用异化翻译是对其的一种挑战，他指出：“译者应当采取抵抗的翻译策略，这样既有助于保留源文的异国情调，也挑战了翻译作品在文学作品中的二流地位，并藉此可以改变译者的隐身状态，提高译者的身份，使其能与源文作者享有同样的权威。”［5］（P4）韦努蒂的这种异化观点虽然有些极端，但是他很好地跳出了文本，将翻译这一工作置身于文化背景的考虑之中。他的这种理念在罗滨逊的《译者的转变》中有了更完善的解释。刘重德教授在其文章《罗宾逊对译者两种倾向的论析及其翻译新论》中将罗滨逊的观点总结为：“翻译是交谈、是对话、是人际关系。”译者是同时在与源文化和目的文化进行对话。同时刘重德将这其翻译原则总结为以下几点：

1.译者选择那些让人“感觉到”满意的译语词语；

2.译者以同源语文本作者和译语文本读者双向对话的方式探索“令人满意的”译语词语；

3.译者以多种多样的方法从源语文本转向译语文本的重新措辞；

4.译者要以多种多样的方法影响自己的译语读者；

5.两种文本的等值不是所有翻译的终极目标。等值是帮助译者艰难地走向翻译的真正目标（有效的译语文本）的一种译视性的作品，也只是许多这样的作品之一；

6.力争“意与意的等值”是以源文本的还原性和思想上依条件而定的译释为基础的，而且实际上只对某些相对枯燥乏味的文本行之有效。［6］（P47）

从上述的理论内容可以看出，文化学派已经不再将翻译限制于文本之中，而是要通过译者将其放入到两种文化之中进行思考。我国的文化翻译学学家也指出词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和文化伴随意义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培养自己的“分寸感”，在“直译”与“意译”之间寻找平衡，同时还要努力表达出词语的隐含意义，同时也要从“研究文化差异入手去研究语言差异”［7］（P101-126）。词语的文化伴随意义包含了他的相关意义和联想意义，以及其象征意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重考虑这些因素以使源语言和目的语言更好地相通起来。

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当前对于“民族”一词在校名中翻译的局限性。首先我们可以结合民族高校的办学理念来看下民族一词在此翻译过程中所要表达的隐含意义和文化伴随意义。民族高校的特色办学理念是“作为民族高等教育重要承担者的民族院校，由于与一般院校相比，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指向性、跨文化性和多元一体性的特点，其本质和基本功能在于人与一体多元文化的双向构建，从而促进人的发展与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的不断整合。”［8］（P379）民族院校的教育是以少数民族出身者为教育对象，通过教育使少数民族的学生学习、掌握和利用其它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主体民族的文化，有利于少数民族对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有利于少数民族尽快掌握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有利于推动少数民族社会和地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这样看来，我国的民族院校是针对我们国内不同的民族而非不同的种族。而国外的民族大学则是指接收本国内不同种族的群体学生进行教学，并没有凸显教育对象的特色之意。以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为例，在它的官网上对学校的教学理念的介绍是“provides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o both First Nations and non-First Nations students selected from a provincial，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ase”。在这里，它所说的“第一民族”是指本土民族“Aboriginal people”，而其他的非第一民族则是指法国裔、英国裔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这是多元多体的。这一“民族”文化特色就与我国“民族”文化特色有所差异。我国的民族并非指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种族的人们所形成的民族，而是指在同一国家范围内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这是多元一体的。因此在校名中翻译这一词的时候能够让受众对此区别有所意识才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在硫酸铝混凝实验的最佳优化条件下进行反应，反应阶段完成后不沉降，然后在加核絮凝最佳条件下进行反应，最后沉降2 h，取上清液测定CODCr，计算其去除率，结果如表4所示。

那么我们反观现有的翻译词汇，直接音译为“Minzu”拼音这样的翻译，虽然极大地体现了我国文化的主权，但却无法让欠缺我国文化背景的人理解其内在含义。直接以拼音进行音译，就使得这一词汇失去了应有的表达方式，这就如同翻译给中国人听一样，完全忽视了西方话语体系。这样的翻译如同一个普通地名一样，很难涵盖文化内涵。因此，对于这样具有特色的校名运用这种翻译并不合适。

另一种翻译方法是把“民族”译为“Nationality”。经查阅朗文英汉辞典，“nationality”的第一个含义是指国家、国籍，在英汉大辞典中除了国籍、民族、还有独立国、民族风格、民族性的含义。如果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翻译，那么“nationality”是可以使用的。然而如果用它指代各个民族的时候，新牛津英语大辞典中给出的解释为“an ethnic group forming a part of one or more political nations”。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指具有高度自治的民族、单一民族所构成的国家。西方人类学家郝瑞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nationality只是和民族的第一种含义是对等的，中华民族是个nationality，但是哈尼族、毛南族等他们不是一个nationality，nationality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独立的政权”，所以他认为将56个民族译为“nationality”“不正确”［9］（P67）。

根据文化学派翻译的观点，这两种翻译方式都不能够准确地将文化含义传递出去，那么其他的方式是否可以呢？

三、结合现有翻译方式探索新的译法

对于民族一词的翻译，现在也用“ethnic group”来翻译。“ethnic”一词在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的解释为“connected with or belonging to a nation，race or tribe that shares a cultural tradition”，在韦氏大学词典中的解释为“of or relating to largegroups of people classed according to common racial，national，tribal，religious，linguistic，or cultural origin or background”。“这两个解释均与我国在1950-1983年间进行民族识别时依据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相近的地方。”［10］（P150）“对于综合型民族院校，university of ethnic studies或ethnic studies university，表明了其研究层次和档次。”［3］（P95）而且经过查询国家民委的网站，笔者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被翻译为“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经此对比，“ethnic”一词确有可取之处。而且，“Ethnic”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中也被解释为少数民族的人。

但是有学者认为“group”一词使用不当，应当换位“unit”，并将民族一词翻译为“National ethnic unit”，其理由是“ethnic group”的词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扩展，其基本含义可以理解为“根据某些也许是语言、种族或文化的标准或多种标准，使人们自己与其他有互动关系或共处一地的其他群体（other groups）相区别，或被其他区别出来的任何人民群体（any group of people）”［11］（P11）。在马俊毅和席隆乾的文章中指出：“Group”的词义一是有群体，二是可以指团体，而这个团体的不稳定性是非常大的，这与民族这一稳定的群体之意不相符合；而“unit”一词指“元”，相比于“group”一词，它更具有自成一体的稳定性。在我国，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族体，虽然各个族体之间有过由于文化、语言、战争、迁徙等方面因素带来的交流与融合，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各个族体也逐渐稳定构建出自己的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家通过民族识别工作给予其称谓，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平等。［11］（P12）从这样的角度考虑，我国的各个民族的成因绝不是随意聚合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因此不能使用“group”，而应该使用“unit”。这样一来族元就可以表示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单元。而在族元一词前面加上“national”一词，更可以表示“中国各民族虽然是构成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的‘族类单元’，但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和管理国家，共同当家作主，共享国家权力，从而体现出各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拥有者的政治身份。”［11］（P13）

结合以上的四种翻译方式以及民族院校的独特文化背景，笔者认为民族高校中的民族一词应该译为“National Ethnics”，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其校名就应该是“National Ethnics University of China”。对此可以做出如下解释：

首先，经过上述分析，“m i n z u”一词与“nationality”一词分别走向了异化与归化的两个极端。“Minzu”这一音译完全忽视了目的语受众的主体意识，有自说自话之感；而“nationality”一词则有刻意迎合目的语之意，而忽视了源语言文化中民族这一词所承载的内涵以及民族大学这种独特的中国高校特色。因此两个词都不合适。

最后，针对整个校名类的翻译，笔者认为应该统一归类为“所属地名称+University+for National Ethnics”一类。这样一来，中央民族大学便可译为“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itonal Ethnics”，其他地方如大连民族学院为“Dalian University for Naitonal Ethnics”，这样的翻译既能传递出这类高校是为了少数民族同学而设立并为其传道授业之意，同时也可以将本国民族的概念与外国人对于民族概念的认识加以区别，让他们既能认清民族特色是一体多元的，同时又能认清每个民族成员的个体性。

四、结语

民族类高校是我国高校办学的一大特色，是彰显中华民族独特一体多元文化的中转站，在我国对外宣传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类高校校名翻译的准确性及文化传承性对提高其在国际中的影响力具有很大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慎重对待，做出最佳思量与选择。综合考虑，笔者认为将民族一词在校名中的译为“National Ethnics”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当然，这也是笔者结合现有的资料对其翻译的一种设想和思考，国家教育部门也应该重视民族类高校校名的翻译，以推进其国际化。

注释：

［1］杨胜才：《中国民族院校特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2］戈睿仙，梁满玲：《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的后殖民翻译视角》，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麦新转：《论“民族大学”英译》，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4］辜正坤：《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中国翻译，1998年，第6期。

［5］刘璟译，韦努蒂：《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刘重德：《罗宾逊对译者两种倾向的论析及其翻译新论》，外语研究，1998年，第2期。

［7］王秉钦：《文化翻译学——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二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滕星，王军：《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9］郝瑞，杨志明：《论一些人类学专门术语的历史和翻译》，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

［10］邓睿：《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民族高校校名英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1］马俊毅，席隆乾：《关于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民族概念及其英译的新思考（二）》，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姚丹，杨婧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