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浩

存在的觉醒、本真的回归与悲剧性反省
——再论萧红《呼兰河传》的生命宗教和生命哲学

■郑文浩

从后花园到呼兰河城的大街上，《呼兰河传》表现出了对各种生命形态的深挚关怀。正是这种关怀激发了对存在悲剧性一面的反省。在启蒙的维度上，聚焦于对权力关系的发掘和对权力关系合理化的观照，呈现和批判小团圆媳妇所代表的自由健康的生命力所遭受的挤压和戕害。这种生命意识，最终回归于萧红独特的生命宗教诉求。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一座丰碑。它是萧红小说创作集大成之作，在现代文学史上，也自有其份量。在女性作家范围内，不易找到与之比肩之作。萧红呈现了一种多元化、具丰富性的写作机能，在不合常规的散文式结构里，融汇立体的生命意象和文化风景，以广泛而深入的笔触，创造了城邦叙事的新维度。《呼兰河传》展现小城众多的生命图景，以浑厚朴实的风格描绘其生存的经验事实与文化根基。《呼兰河传》也找到了一种叙事形式，祖父这一保护性人格在回忆之经脉中依稀呈现，在诗性语言的跃升中，将生命的归本主义带向极致。而回归的旋律隐隐响起，荒凉的生命意识如影随形，整合了整个文本的叙事基调，在萧红生命末期痛定思痛的体认中，将存在的悲剧性一面展露无遗。相对于冰心、庐隐等“五四”作家，萧红的卓然有成在于其丰富立体、严密细致的叙述，在于其叙事情感的温度和烈度，在于其敏于形式的语言才华。相对于苏青、张爱玲等海派作家，萧红又有其宽厚的生命感觉，不是远离人，而是面向人而存在，有对人、对生命的温度。

一、本真无碍、活泼自得的生命力的呼唤与存在的诗性回归

小说中的后花园是个“遗忘的世界”的隐喻。后花园每年都要封闭一次，冬季大雪之后，后园就被埋住了。这时候，我常常跑到屋后的储藏室去，翻出了好多东西，花丝线，香荷包，搭腰，铜环等等，在祖父母的记忆中一一恢复了它们的来历。储藏室的世界，是个曾经有过，但已被遗忘的世界。后花园也是个遗忘的世界，它藏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被所有人遗忘，唯独被我记取。

这个“遗忘的世界”不仅包含特殊的叙事向度，而且几乎就是叙事的神话性的最终隐喻，“在此生存论的意义上，汉娜阿伦特把叙事看作解救人类生存的虚无性和人类事务的脆弱性的一种力量”。[1]后花园的世界，是一个物质获得了自身的世界，是一个存在觉醒和回归的世界，“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萧红在这里呈现的是一种何其明朗、本真、自由的生命和灵魂。她展示的是对这种被遗忘、似已远逝的生命形态的一种深切的呼唤。为什么太阳会特别大，天空会特别高？因为有那样一个毫无挂碍、活泼自得的心灵，世界对她没有界限。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连大树都会发响，土墙都会回答。世界是一个泛神的世界，是一个生命本真的力量无拘无束互相应答的世界。这种生命的本真在叙事中的敞开获得了完善的形式。

对这种本真之敞开和诗性回归的进一步探究指向了另一个方向。这种回归和敞开是由何种力量驱动的？在拉康的理论中，“正是一个最初的丧失物——母亲的身体——驱使我们叙述自己的生活，强迫我们在欲望的无穷无尽的换喻运动中寻找种种东西来替代这个失去的乐园”。[2]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正是一个想要匆忙赶回那个不会让我们再受到伤害的地方去的欲望，即那个想回到先于一切意识生命的无机存在之中的欲望，才使我们不断地挣扎向前……”[3]祖父是母性和母体的另一种形式，精神分析方法给我们的启发是，后花园存在的觉醒和敞开，来自于这种回归母体的本能的驱动。

这一母体的本质在于语言和肉身尚未分离开来。《呼兰河传》和任何文学叙事一样，对童年的叙事都是一种双重时态的混合，单一的童年叙事是几乎不存在的。童年是在想象中展开之物，是语言并没有从肉身分离而展开对世界的象征性言说的时刻。作为叙事主体的萧红，在对童年时态的想象中赋予其语言。后花园叙事对母体之回归，本质上是对“对于事物的某种无言的直接占有”状态的一次靠近。

就此，我们也意识到现代文学叙事中体现在废名、萧红等人身上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生命哲学、生命宗教。生命的尺度不是建立在基督教式的神圣信仰之中，而是在于靠近母体的存在觉醒和本真回归，更进一步，是对于人失落在语言的象征世界之前那个“无言占有事物”时刻的依稀想象。这一切，都在其童年叙事中展现出来。

二、存在的悲剧性一面的反省——寂寞悲凉的生命形态

悲凉刻骨的情绪奠定了《呼兰河传》的叙事基调。对这些生命形式细致入微的捕捉，常常是我们能充分体会萧红精妙的叙事艺术的地方。当祖父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后花园的时候，寂寞悲凉的调子就慢慢侵入进来。坐在“缸帽子”里面的“我”，听着遥远而近的外部的声音，这一细节细微地隐喻着和外部世界的疏离。泥土和旧砖头的相互陪伴，猪槽子和铁犁头的相互配对，萧红把感情赋予这些粗糙不堪、无人关注的事物，将内心寄托的悲凉意味表现得透彻刻骨。

对呼兰城里寂寞的生命形态的发现和感受，开阔的视野也提升了作品的广度和厚度，为一个小城作传的叙述意图具有了坚实的基础。扎彩铺的粗人却具有精致的手艺，生命的极尽喜乐在纸人纸屋上细细表现，使人愕然于生死之间的幻觉。放河灯的风俗，在明暗之间，多少之间，生死之间的对比中，呈现出纠缠不清的生死边界和死亡意识。老之将至却居无定所的有二伯，必有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冯歪嘴好不容易和王姑娘在一起，忍受周围人的白眼、歧视，男人的自尊被随时践踏，一度生活得兴致勃勃的他，最后女人产后死了，小人物的幸福，极不容易达到，却极容易失去。萧红以极其敏锐有力的笔触，将这些寂寞的生命形态刻画得生动鲜明，使得作品对存在的无常和悲剧性一面的反省，具备了相当有力的体现。

萧红的悲剧意识有其基础，和张爱玲的苍凉美学不同。张爱玲的苍凉里是要时时滑向虚无的，萧红的悲剧意识，却是基于对生命价值的极为珍视。悲剧是因为生命价值远无法圆满，反而轻易被损害。张爱玲的苍凉是失去了赤子之心的现代人的苍凉，萧红的悲剧，却是充满了对生命的极为留恋和不忍之心，对生命之脆弱的惋惜之情。萧红是充分人道主义的萧红，不缺少对同类的慈悲和怜悯。相对张爱玲，萧红的生命哲学是本能地相信生命。

三、启蒙维度的冷峻反省批判

《呼兰河传》对小城居民的表现是全面而立体的，既有群像速写，也有具像白描。小说聚焦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子，借助马车陷入泥坑的戏剧性场面，表现呼兰河城各色人物的不同反应。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人和人之间，人和环境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一个小城由此延续着其历史和记忆。瘟猪肉却成为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借口，偶尔被天真无忌的孩子说破，于是“表演”打孩子成为必然。很难把这些细节、事件上升到鲁迅式批判国民性的高度。重点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怎么写。阿Q有夸张和喜剧性的一面，但这喜剧性背后的孱弱和欺凌弱小，却使人无法笑出来。《呼兰河传》在此的叙事向度却是一种“喜剧叙事”，表现的并非人性中的扭曲或恶，而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弱点。正是这些弱点，获得我们幽默和同情的谅解，使人物更具亲切感，使得呼兰河城的乡亲们可怜、可笑又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另一方面，冷峻的批判和反省，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却延续着“五四”启蒙所开启的叙事视野。

宗法体制和家长威权，表现出对权力关系的追逐是从家庭内部开始的，是首先在各种有血缘或没有血缘的亲人之间展开厮杀的。威权并非完全天生，而是由一整套动作建立起来的秩序。家庭并非天然的温情场所，对支配和权力关系的追逐有时更为凌厉而血腥。这种权力关系，不仅体现在小团圆媳妇婆婆如何对待踩死了一个鸡仔的儿子的非理性方式上，更体现在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塑造的小团圆媳妇身上。小团圆媳妇来到胡家的第一天开始，就处于这种权力关系的支配之下。小团圆媳妇成为一个被审查、被管教的对象。她的身高、她的饭量、她的走路的方式都成为“赋罪”的对象。而这种管教是通过最原始的“武器的批判”来完成的，通过拳头，通过烙铁，施加在一个年仅12岁的小女孩身上，通过小团圆媳妇几个月的哭声表现出来。这种管教的本质是要通过肉体上的伤害、心理上的恐怖、自由上的禁锢，来迫使人屈服于威权体制。这和那些威权独裁政权所采取的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又有什么不同呢？这种管教本质上也是要修剪人性，并将其挤压成一个合乎于这个威权体制平滑的日常运行的形状。这种管教本质上也是要消除挑战，巩固自身的权力堡垒。在这样一个虚伪的温情掩盖着日常的残酷的场所，天真单纯、总是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经历了漫长的、夜以继日的身心折磨，在生命的最后，她还是保持了她那几份懵懂的童真，最后，捱不过数次热水当众“洗澡”的折磨，幼小的生命停止了呼吸。

这种权力关系，被以种种名目合理化的外貌体现，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解释力的“无声陷阱”。小团圆媳妇婆婆等人几个月的殴打是为了帮助她“合于身份”，可疑的药物、当众洗澡是为了治好她的“病”。这一权力关系最擅长的事，就是以表面善意的方式伤害无力保护自己的弱者。这种合理化，首先是基于身份。婆媳之间的人伦关系，将婆婆放在了道德上的制高点。无论婆婆做什么事，都能很满意的将自我道德化、崇高化。当身份存在落差的时候，占据较高位置的一方总是能轻易将自己的伤害合理化。其次是基于话语秩序。小团圆媳妇在面对伤害的时候，无法也无能在语言上抗辩，“要回家”的微弱声音是她唯一的抗辩语言。这充分说明面对周围的无声秩序，她只能表现出她的求生本能，试图抓住最后一块“语言浮木”。因为婆婆所代表的这种权力关系，似乎具有自我解释、自我合理化的势能。这就像是面对一“无声陷阱”，这一陷阱在其自身逻辑的范围内像黑洞一样具有吸附和吞噬能力。小团圆媳妇当然难以破开这一逻辑圆环，当她的语言微弱的时候，她的自我就变得更为渺小，她的“我要回家”成为她唯一的语言的护城河，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绝望中的本能呼叫。

完成于1940年的《呼兰河传》在小团圆媳妇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上凝聚了尖锐的批判锋芒，这一批判承接了“五四”开启的知识分子式的现代性关怀的余绪。某种意义上，小团圆媳妇是从后花园走出来的另一个“我”。建立于此的生命关怀首先是人道主义的。更进一步讲，萧红在叙事上成功地建立了小团圆媳妇健康、自然、单纯懵懂、乐观友善的形象。以这样一个对象面对那个禁锢和伤害的权力关系和秩序，作者更以另一种方式凸显了对自由本真的生命意识的诉求。正是在这一自然健康的生命面前，宗法体制和权力关系显示出了狰狞的一面。为了保障生命自由本真的生长，我们必须建立打破其自我解释的逻辑的批判反省能力。

四、结语

从后花园到呼兰城，萧红的生命关怀显示出了宽广和厚度。这种关怀从人道主义的边缘，跃升到了生命哲学和生命宗教的层次。《呼兰河传》是一次记忆回归，更是一种具有宗教维度的皈依。这种皈依指向的是自由本真的生命，是存在的觉醒和一切物的回归，是对生命母体的依稀回忆中重新拥有世界的体验。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