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竹峰

沈从文

说来好笑，阅读沈从文成了近年来很流行的一件事，小资读，小子读，少妇读，少爷读，少女读……“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说过的情话，吸引了无数青年男女，并被他们转述。

对于当前的阅读热，我觉得有三俗，一俗读张爱玲，二俗读沈从文，剩下一俗我不说，你们自己想去！不是张爱玲、沈从文不好，而是当一个作家的作品成为流行读物的时候，读者是需要警惕的。再说一个人的阅读视野还是应该广泛一些，阅读趣味也要独立，不能紧跟着时尚。《红楼梦》再好，它取代不了《西游记》，《西游记》再好，它也只是一本《西游记》。读书就像吃饭，不能偏食。

谈到沈从文，很多人总是说其在文革受了多大委屈，如何如何不容易，说到沈从文谈到文革时候情不自禁地大哭，说者心生同情，听者感慨唏嘘。

沈从文之所以是沈从文，和他的经历关系不大。文革是炼狱，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下去走了一回，十年浩劫，时间漫长，轮也要轮到你。说倒苦水，谁都有一缸又一缸，讲个三天三夜，也未必能说完。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这些人遭迫害致死；老舍、杨朔、李广田、熊十力、邓拓他们实在熬不过，自杀身亡；不少夫妻双双赴难，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自杀，刘绶松和夫人张继芳将一张单人床竖起，在两个床脚上自缢而亡；从这点说来，沈从文算走运的，哀莫大于死，好歹总算挺过来了。

沈从文十四岁高小毕业后入伍，十五岁时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看尽人世黑暗。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写作带来了极大帮助，经历是财富，但也要看这个经历发生在谁的身上，发生在彼埃尔·莫的身上，只能是悲惨世界，只有被雨果知道了，才能创造出《悲惨世界》。

沈从文小说最大动人处，是他亲手创作出最大的美，又亲手毁灭掉这美。大家都说沈从文的小说是田园牧歌，依我看，应该是田园挽歌才对。《边城》的结尾，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和翠翠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翠翠终是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沈从文更为狠心的是，他写了这样的句子：

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即便是铁石心肠，看到这里也会伤怀的。

我读过好几回《边城》，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初读是看景色，再看品味的是氛围，续读能体会到写作的很多道理。二十一章的小说，一节节打开，仿佛翻阅一帧二十一开瓜果蔬菜册页，一方面是艺术享受，一方面能闻到自然清香。

《边城》这篇小说是沈从文的承前启后之作，也是代表作。沈从文早期行文生涩，下笔缺乏节制，后期又过于晦涩，雕琢精细，不如《边城》恰到好处。汪曾祺说《边城》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这个比喻很有新意，说出了特色。《边城》是一个作家尚未成熟时期突然达到几乎不可超越的孤峰，是神来之笔。

沈从文的作品处处是人间的悲剧。

丈夫满心欢喜来看望妻子，却连句贴心话都来不及说，靠年轻妻子出卖肉体而维持一家生活的丈夫，眼巴巴看着妻子被霸占而说不出一句话，只能捂着眼睛哭……（《丈夫》）

12岁的萧萧“什么事也不知道”，就被送给人家做童养媳，被花狗诱奸怀孕，自杀不成，差点被卖掉却生了个“团头大眼，声响洪亮”的儿子，儿子10岁时，与小丈夫圆房，小说结尾，萧萧的儿子接亲，娶的也是一个童养媳，同萧萧一样的命运又将在下一代人身上重复。（《萧萧》）

三三对城里少爷萌生出淡淡的情愫，然而苍白的城里少爷的突然死去，让三三刚刚绽放的情怀无处寄托。 （《三三》）

读沈从文的小说，能体会到文字背后的隐忍，他写悲剧，即便是那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攸关之事也淡淡地一带而过，将人事的哀乐表现得悄无声息，这是一份功力。

沈从文很会写人，缱绻低语式的叙述，字里行间也让我们迷醉不已，他笔下的少女、少男处处显示人情之美，这一点前无古人。读《湘行散记》，惊讶于沈从文在狭窄的船舱里把湘江沅水写的这般浩浩荡荡，那水手、那吊脚楼里的妇女，多少命运就沉浮在世事风云中。

沈从文笔下有略略克制的忧伤和哀愁，隐忍的情绪与伤悲的絮语，用孩童般的谨慎和害羞的手法表现出来，非常迷人。

如果一个作家的风格能成为一个派系，那是他的悲哀。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山药蛋”“荷花淀”等不同的流派，这是因为别人能模仿。而沈从文的小说影响和打动了几代读者，却不能形成“湘西派”，这是因为谁也模仿不了他。世界上真正的大师级小说家都是这样，有自己的特点，不会形成什么派系，就像鲁迅的作品一样，只有他自己能写。

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弟子，也不能继承“湘西派”，当然，汪曾祺眼界高，想必不屑于继承他的老师。汪曾祺的文章是在沈从文的作品上成长的另外一个东西，是沈从文这棵树上的木耳，是沈从文这片草丛里的蘑菇。

沈从文除了众人皆知的对服饰研究外，对玉器也很有心得，我曾读过一本叫《从文赏玉》的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玉器的基本知识，是沈从文五十年代授课的讲稿，虽写得十分浅显，只能作为入门书籍，但见识是好的。

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对沈从文放弃小说创作愤愤不平。在那样恶劣的大环境下，沈从文再从事纯粹的文艺创作，只能给自己的艺术生涯不断减分，实在没必要写了，何况已经有了《边城》 《萧萧》 《长河》这些足以名垂千古的不朽佳作，再多一部少一部，无所谓的。倒是对名物的研究，更有意义。回过头看，那个时代还有几部作品可以媲美《中国服饰研究》和钱钟书的《管锥编》？像沈从文和钱钟书这样的作家，他们都知道外部环境已经不准许无所顾忌地创作了，索性埋头书堆，发掘太多我们皆习以为常的事物之本质，这何尝不是一种借尸还魂的以古论今。

这一点汪曾祺最为懂得沈从文，到底是私淑弟子，有文章写道：

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

沈从文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在昆明的时候，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谁也不知道，那个悠然而食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沈从文啊。

沈从文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鲁迅，甚至也低于郭沫若、巴金、茅盾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他似乎就没有属于自己文学的热血时代。但恰恰是这种低，使沈从文的文学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人性和生命底部窥探，写出了一篇篇洋溢着风俗画般的小说。仅仅是这样，沈从文还未必能成为民国作家中的小说冠军。

沈从文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意味的情节，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时代小说家中的异类，成为一个充满自然情怀的作家。《边城》 《萧萧》 《长河》……这些小说，就成了中国小说史，也是世界文学史的佳作。

此后文学界很多有才华的小说家，遇见了沈从文，总会表现出格外的尊敬与重视，心甘情愿低下高傲的头颅。这个现象很奇怪，对于其他民国作家，很多人或不习惯鲁迅的冷，周作人的柔，废名的奇，老舍、郭沫若、巴金等等，更因为思想观念与文笔有异，后人有了太多主观的取舍，但沈从文总是例外。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人会不喜欢沈从文写的那些故事，没有一个人会不喜欢他与山水民俗融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性高于政治，文学高于哲学。

我把沈从文放到民国小说家第一，可能张爱玲迷、郁达夫迷、萧红迷们会气不过，但只能敬请他们息怒了。理由如下：如果说很多作家用文字干预社会，而沈从文则着迷自然。高低大小，一目了然。在沈从文看来，少谈那么多想法吧，先把文章写好再说。沈从文以自己的独特语言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以无法为大法，抛开所谓有法可依的文学架势，以自己面容出现，呈现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学系统。色彩祥和平静，却刺激得人睁不开双眼；沈从文创造了一种以“自然”为标帜的人生境界，写出了自己的小说理想。

现代文学里，那一批作家各有怪癖，胡适好写日记，鲁迅好写书信，沈从文热衷写自述。沈从文的一生写过很多自述，这里面说白了，还是有大孤独与大寂寞，他是希望别人藉此来了解他。

读沈从文的文章，能触摸到一颗善良的心，他“如水一般的性格”（钱钟书语），对每一个卑微的生命满怀悲悯与呵护，原宥任何不善之事。他曾自语道：“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为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就像他的人生，这样的坎坷平仄，而他总能坦然平静地对待。沈从文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夫妇从美国电传来一幅嵌字格挽辞“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真是一个最贴切的评价了。

晚年的沈从文着布衫，戴一副阔边眼镜，人胖了，圆圆的脸上总存着淡淡的、温和的、澄澈的微笑。那是大师历经风雨波澜不惊的表情。

我喜欢沈从文早年的文字，我更喜欢沈从文晚年的相貌。应该说，那时候他的脸，比他的文字更加打动我。他的脸，黑白的摄影作品，有着木刻的凝重，略显丰腴的面颊，线条柔和，那柔和的线条里，有骄傲，有克制，有大风之后的安静，有从从容容的漫不经心，有淡然处之的无所谓。他坐在那里微笑着，尽管戴了老花镜，透过厚厚的镜片能看到眼神中有着洞悉事物真相的力度。这眼神也不尖锐，但有一股望穿一切的力量。一个老人，历经沧桑，在几十年的艰难岁月之后，却呈现那样安详清寂的面容，让人不得不相信文化的分量。

晚年的沈从文，长着一张大师的脸。

我喜欢沈从文的作品，更喜欢沈从文这个人。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这是奇迹。生活永远比书本精彩。沈从文逝世后，汪曾祺写文章怀念他的老师：“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很多年之后我读到这样的句子，心里犹自觉得难过。现在，汪曾祺也过世多年，当下很难再见他们那样漂亮的白话文了。

汪曾祺

很多作家身上有动物属性，譬如鲁迅就以猫头鹰自居。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段纪念沈从文的专题片，汪先生出来讲话，外穿西服，里面套一件深色的毛衣，七十多岁老人，顾盼之间，双目有神，一眼能把人看穿，厉害得不得了，像只通灵的猴子（看汪曾祺的相片，这样的感觉并没有，摄影与摄像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看法也并非我的首创，似乎早就有人写文章说汪曾祺“捂着嘴偷笑的时候，很显‘猴相’”。汪曾祺一九二○年生人，恰恰也是属猴的。

汪曾祺的笔下曾多次写过一位善于画猴的画家徐子兼。小说《皮凤三楦房子》有一处写道：“堂屋板壁上有四幅徐子兼画的猴。徐子兼是邻县的一位画家，已故，画花鸟，宗法华新罗，笔致秀润飘逸，尤长画猴。他画猴有定价，两块大洋一只。”另一处写道：“朱雨桥回来，地方上盛大接待。朱雨桥吃了家乡的卡缝鳊、翘嘴白、槟榔芋、雪花藕、炝活虾、野鸭烧咸菜；给双亲大人磕了头，看看他的祖传旧屋，端详了徐子兼的画猴，满意得不得了。”散文《我的父亲》中说：“兴化有一位画家徐子兼，画猴子，也画工笔花卉。我父亲也请他画了一套册页，有一开画的是罂粟花，薄瓣透明，十分绚丽，一开是月季，题了两行字：‘春水蜜波为花写照’”。

这些年，汪曾祺的书铺天盖地，坊间甚至有“男读汪曾祺，女看张爱玲”之说。我曾和一出版人聊天，谈到汪曾祺长销不衰的原因，共同的观点是亲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亲切、家常，有喜气做底子，也不尽对。但汪曾祺作品的底色虚室生白，让人看了不累。

很多人读汪曾祺的文章，心想，这样的东西，我也写得来。我知道，这东西你写不来。汪曾祺是绚烂之后的返璞归真，没有经过绚烂，你就不能返璞也不能归真，尤其在文学艺术上。豪华落尽见真淳，总归是要有豪华的资本。

汪曾祺说过：年轻人写东西不妨华丽一些，把想象力尽量放开，恣肆酣畅一些，淋漓尽致一些，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所谓“标新立异二月花，删繁就简三秋树”，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平淡下来，简约下来。

作家未必就是艺术家，但我读汪曾祺的文章，能看出他的艺术家特质——容易多愁善感，机智中带有感性，观察力特别敏锐。性格优雅而高尚，具有丰富的感受性，细腻而敏感，审美趣味高雅。给人的感觉虽有点“阳春白雪”又不属“和者寡”之类。

汪曾祺这个人内心非常坚强，外表却平和沉静。对于能够在自己心灵深处唤起共鸣的事物，会不顾一切地为之感动，并热烈地向往。这些都非常具有艺术家的特质。

很多作家的写作是在做加法，但汪曾祺经常用减法。枝枝叶叶少到不能再少，却让文章生出了奇像，干净透明，仿佛紫色的水晶球。

减法的写作有得有失，得是成就了今天的汪曾祺，失是汪曾祺写不了长篇。叶兆言当年在出版社做编辑，去汪曾祺那约稿，长篇短篇散文，什么都要。故人之子，汪曾祺不好责怪他冒冒失失，只是笑着说他写不了长篇，然后就闲扯起来。

汪曾祺写过一篇《颜色的世界》，我读他的文章时猜测，他应该喜欢蓝色。从心理学上说，喜欢蓝色的人，对于那些对形状、颜色、质感等把握不好和谐平衡感觉的人，他们会觉得很愚蠢。同时，他们会尽量避免与不懂得体察别人心情，事事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别人感受的人接触。听来的一个故事似乎可以印证我的观点：

有个痴迷文学到汪宅拜访，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居然住到了汪宅。汪曾祺居所不大，他倒也心甘情愿睡地下室，一住多日，每天一大早就举着把牙刷上楼敲门。可是这个青年没有才华，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汪曾祺终于无法忍受了，有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汪曾祺打开门，堵在门口说：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你不允许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

汪曾祺的文字写得茂盛，肥沃，有春天水草地的气息。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读他的文章，可以接一点地气。

汪曾祺的文章之好，往小处说，有小我，朝大处说，接通了中国文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学经过几十年的集体失语，新时期文学刚刚萌芽，世界文学刚刚介绍进来，中外经典文学的记忆开始艰难地恢复，文坛内外刚刚从漫长的休克期苏醒过来，汪曾祺以《异秉》《受戒》之类的小说出现在文坛上无疑是是个异数。

尽管汪曾祺的小说未曾大红大紫，但那是一种慢热的文学，凭借历久弥新的艺术力量终于吸引住无数人的瞩目。很多年过去，当年那些大红大紫的作家早已花凋枝头一树空，只有汪曾祺兀自行云流水花满楼。

汪曾祺开始写作，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八九十年代恢复密集写作；他曾出过两本很著名的书，初版于一九八五年的小说《晚饭花集》与初版于一九八九年的散文《蒲桥集》。可是在文字上给我们“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国”的感觉。他以写自然而审视人性，写风物观察历史、在田园而回望家国，借文字独抒性灵，在“五四”时期没有人取用这样的角度与写法，沈从文也不这样。再看《果园杂记》《葡萄月令》和《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显得异常的白，仿佛白开水，但读完之后，觉得白开水里似乎加了点什么东西，引得人一遍遍反复阅读。

可以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读汪曾祺，而是汪曾祺在读我们，他用他的文体训练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这样的作家并不多，文革后的孙犁做到了，郭风的某些文章也具有此种体质，可惜创作状态不稳定，没有形成气候。

至于汪曾祺那些谈吃的文章，萝卜、豆腐，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来，从容闲适；读的人则津津有味，满嘴噙香。我想，凡是读过的人都会承认，这些食物不曾被人这样写过，更重要的是，我们遭遇了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这文体好像早就存在，但又没有谁在四周的写作生态中见过这样的文学物种。“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还留在空气里”(契克夫语)。我们嗅到了汪曾祺菌子的气味，让人迷惑的是，一开始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菌子，也就是说汪曾祺的文章里有神秘性。

汪曾祺做过编剧，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个道理比谁都懂。于是在创作时，运用了很多戏剧技巧，使整个文本散发着神秘的张力。熟悉汪曾祺的人都知道，这是真正触摸到了时代风云的作家，风云过后，他把历史这部大戏看透了，入乎其内，超然于外，终于把自己修炼成陶渊明式的人物。

个人风格而言，汪曾祺不像沈从文那样深情。《受戒》里的小英子和翠翠、三三有些神似，读来却仿佛风俗画中人物，不够亲切。汪曾祺写小说，让生活与艺术，始终隔着一扇屏风，这是他的特色。汪曾祺写散文，又完全让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这又是他的特色。

汪曾祺的语言没有很多人推崇的那么干净，以《葵·薤》一文为例，“这种菜吃到嘴里是滑的”，“南方的年轻人现在也有很多不认识这个薙字的”，“南方人很少知道薙头即是薤的”，“我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清楚的”，“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通篇“的”字后置句接连不断。另外主语的过度使用，也让人读起来觉得啰嗦。当然喜欢的人，也可以说，这样的句式里透着自信。从另外的角度说，一杯清水里倘或多了两只小虾，多了几丝水藻，本身就是种美。

汪曾祺能做几样拿手的菜，是个美食家，自己也多次在文章中自夸过。陆文夫写文章说，邓友梅几次想吃没有吃到。几次约好请邓友梅吃饭，到时又电话通知，说是不行，今天什么原料没有买到，改日。到时又电话通知，还是某菜或是什么辅料没有买到。邓友梅要求马虎点算了，汪曾棋却说不行，在烹调学中原料第一。有一天，终于约好了时间，邓友梅早早地赶到，汪曾祺不在家，说是到菜场买菜去了。可是等到快吃饭时也不见他回来，家里的人急了，到菜市找。一看，他老人家正在一个小酒店里喝得起劲，说是该买的菜还是没有买到，不如先喝点吧．一喝把请客的事儿忘了。邓友梅空欢喜了一场。

汪曾祺去世后，有出版社编纪念文集，收录了文学艺术界很多人的怀念文章，厚厚一大本，纸页间有无尽的伤感。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老先生，走一个就少一个。如今很多年过去，怀念汪曾祺的人也一个接一个远行，开始让我们怀念了。

废 名

作家里漂亮的不多，美文与美貌不是冤家就是对头。自古美貌少美文，从来美文妒美貌。废名的文章极美，相貌实在一般。周作人说“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这样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废名不仅长相一般，说话也不好听，声音苍哑。

周作人文章中“其额如螳螂”一句，很多朋友都说不知所云。我告诉他们废名前额正中发际线向下凸一尖（俗称“美人尖”），形状正像螳螂的头部。

周作人谈起别人的相貌，好做奇喻，写刘半农“头大，眼有芒角”。叶兆言有回说头大好理解，眼有芒角，想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芒角是指植物的尖叶，刘半农上眼皮下垂，眼睛显得细长，正像芒角，锋芒锐气十足。所以周作人才说他“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

我第一次读废名是一本旧杂志上刊登的《桃园》。行云流水、简约幽深的文字，恬淡自然梦幻般的意境，与以往阅读经验中的现代文学作品相去甚远，仿佛一杯上等的炒青，香而幽且涩。后来陆续读到《废名散文选集》等书，那种清新流利，含蓄自然，毫无雕饰与做作的文字，不经意间呈现出圆熟的透明与纯净，像诗一样美好。

废名的语言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被视为“圈内的美文”。鲁迅论废名《竹林的故事》为“冲淡为衣”。除此之外，他的文字还有声乐之美，构思奇特，用词用句和一般人不一样，有文体意识的作家一读就会喜欢佩服。

废名影响了很多人，像沈从文、张中行、汪曾祺、孙犁、南星。

从沈从文的作品里解读废名，很有意思。沈从文学习废名，但他的作品气大，有喷发与扩张性的东西，废名的作品几乎是一味内敛，往回收的，这正是沈从文成就远远高于废名的原因吧。沈从文的作品里有大江大河的汹涌，废名的字里行间只能看到一湾小溪泉水。

沈从文的写作接通了地脉，风俗民情世态人生，无所不有。废名的笔下多为儿童，但他的作品不是儿童文学。废名喜欢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这儿童的世界又是一个成年作家刻意精心营造出来的。我读废名的文章，能看得清一个小孩的轮廓，文气里透出的那一种活泼干净与烂漫天真，使人无端地深信确实有稚一人喃喃自语。汪曾祺是废名的知音，他曾说：“废名的小说是中国式的意识流，有李商隐的天马行空与温飞卿的轻艳。”此话一语中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与小说的写作分界模糊的作家，最具代表性的大约是废名。废名的《桥》《竹林的故事》 《桃园》 《菱荡》，几乎是散文化了的小说。这一点沈从文与汪曾祺受废名的影响最深，只是废名的文字更为纯净，更沉浸于个人情绪的表达与文字的境界。正因如此，废名的作品没有沾染“五四”时期的文艺腔。文艺腔几乎是新文学的通病，像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包括俞平伯，他们写作时都免不了拿腔作调。

以朱自清为例，他前期的散文，那些真情实感的文章才有看头，如《背影》 《给亡妇》之类。而一些凭才气写出的文章，现在看来，几乎无法卒读。“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样的叙述可以看见新文学初期的幼稚。废名几乎是个特例，一出手就不凡，1925年10月，二十岁出头的他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处女作就进入成熟期。

值得一说的是，废名写得出一首漂亮文章，但说话做事，一意孤行，经常露出文人的偏执，颇让有些人看不起。废名写过一本《阿赖耶识论》，专门探讨佛学中的唯识论，寄给周作人，没能得到回应，令他很失望。诗人卞之琳说废名“把一部好像诠释什么佛经的稿子拿给我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我是凡胎俗骨，一直不大相信他那些‘顿悟’……无暇也无心借去读，只觉得他热情感人。”语中略带讽刺。张中行也说废名“同熊十力先生争论，说自己无误，举证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驳他就是谤佛。这由我这少信的人看来是颇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种认真至于虔诚的样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态度与卞之琳类似。

我读废名的文章，感觉这个人几乎永远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自娱自乐。即便对世事的关心，也有别人所没有的自我。他写文章的态度仿佛小孩子吃零嘴，好吃，真好吃，再吃一点，我还要吃。差不多是以这样态度去作文章。

1946年，废名去北大国文系担任副教授。第一堂课讲《狂人日记》，废名说：“我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里面就有孩子气的天真。有学生回忆废名讲课。他不大在意学生听或者不听，懂或不懂，放任自己思绪飘飞，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大笑时常常挨个儿扫视学生的脸，急切地希望看到同样的笑意。这里面也是孩子气的天真。废名的学生评价说“这种类型的课确实很少，它超乎于知识的接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应’和‘共鸣’。”用感应和共鸣其实也可以解读废名文章。

废名的思维，是跳跃的，空灵，敏捷，情深而专注，那笔端之美，使人迷恋：“冬天，万寿宫连草也没有了，风是特别起的，小林放了学一个人进来看铃。他立在殿前的石台上，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着它响。”这些话，写得极模糊，镜头摇移极其有趣，先是俯视，然后缓缓抬头，遇见特写的额头下黑黑的眼睛，又是声音……如果没有沉静的心，写不出一个少年对美的惊讶。

废名表达情感力度的委婉、雅致，全然大师气象，不仅仅是别具一格能概括，特别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很有特色，如复辞与重叠的应用，增强了语调的和谐和散文的美感。有时带有方言的语句，读来颇为绕口，但倍感亲切。或许受旧学教育影响，难免略带古风，却有鲜活的生命力。加上对佛学和玄学的研究，文章极为超脱。废名又以诗人的气质在文章中大量留白，使得每一篇作品具有中国水墨画般的效果，令人想到齐白石老人晚年的画，一片化机，已经真的返老还童了。

废名对自己的作品有狂热的绝对的喜欢与自信。他对一个文章写得不错的学生说：“你的文章最好，像我的文章，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优美，简练，清新。”优美，简练，清新，废名夫子自道出了自己的风格。小说《桥》里描写盛夏烈日暴晒时浓荫下乘凉，用“日头争不入”形容凉意。废名说：“日头争不入”真是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写文章就要写出这样的句子才叫大手笔……你们看，我这句写得多么妙不可言啊！无人能超过！说完这话，神态得意，充满了喜悦和自信。废名的成就也仅仅是文体家，并没有写出多少大手笔的作品。

废名是难得的真性情人，郁达夫也真性情。但郁达夫是成年男人的放浪形骸，是名士风流，废名却是赤子之心的一片烂漫，是君子坦荡。这样的人物，都是《广陵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