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仕江

毛毛虫涉过六月的山冈，父母从故乡摘来满满一口袋毛豆角，说是姐姐田埂上种的青豆，没打过农药的。他们边说，边望着我，那意思是在看我的反应。实际上，我已从父母眼神里读出一种城市里无法拒绝的安全感，还能多言什么？望着那些在锅中被煮得沸沸扬扬的毛豆角，心儿由此变得热气腾腾，精神就像毛壳里安睡的裸豆饱满。这个忽然来得有些夸张的隐喻是想进一步抵达此刻我血脉里正喷溅的幸福——它让我惊异地发现一个日子不同寻常的颜色！没想到，真没想到，原来亲情是可以让日子改变颜色的一种隐形物体。

离开西藏，定居成都后，父母每年会来这座西部平原的省城住上半年，他们的到来提前消除了我从省城回老家看他们所产生的复杂念头和繁复情绪。似乎有一种错觉，只要父母在身边，故乡就在眼前，一点也不着急，一步也未远离。殊不知，一个人在长期回不去的故乡里，早已不如风中的一杆芦苇重要。雪山辗转红尘，故乡倒是近之又近了，中间不再有千山万水和戈壁荒原的阻遏，而成都距离荣县，顶多一道墙壁的宽度，可现实并没因地理方位的改变而让亲情靠得太拢。

有人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在我们家倒是有些例外。哥哥姐姐户口至今仍在蜀地小镇边远的村落里，他们几个离父母都不太远，倘若自驾车窜门一个小时不到，便可以跑一个来回。尽管他们离得那么近，可是每年碰面的机会却十分有限，有时甚至一年也碰不上一次面，我极不愿意想象这样的事情。或者，换种说法，我不适应这种现象的存在，却又无法改写这真实的状态——它让我在闲不住的文学创作生活中，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与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这血脉之间藏匿的难题？而他们的相会总是提前找好了理由的，比如谁的生日，谁的家里又有了什么事之类的重要事件。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相互走动。

找一个理由代替相会之于生活在乡村的哥姐们何其重要？比如我的回乡便成了他们相会的等待或借口。是我对亲情的理解认识有误？还是常年独自在外对故乡民俗了解早已发生严重偏航？

显然，故乡之于我，肯定是回不去了，但身处日常中的我时刻都离不开对故乡的设想。我还能想象过去式的故乡，过去的村子，所有的人们成天都没时间停歇——庄稼是他们生活的大事。开始村民们求的是不饿肚子；后来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他们却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忙上了赚钱，想的是日子可以像那些先富起来的人那样再富一点；于是打工的出了远门，经营小买卖的天天守着铺子转，工地上的包工头不论天晴下雨都要指挥工程的进展，兄弟姐妹几年光阴也难齐聚一堂。

如此以来，亲情被搁浅，儿女们疏离故乡，也疏离父母。

如果时光能像卡带那样倒带，我最愿意定格的是七岁那年的夏秋之交，哥哥领着我第一次去大姐家的经历。

那时村子里每家每户的人口都很多，有的拖儿带女一家十五六口人，队伍庞大到比部队两个加强班还要威武。印象中，我们村子里嫁人的女孩几乎都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其中包括我的大姐。

我去大姐家穿的新衣服，是母亲提前从邻居那儿借来的，是一件毛蓝色的中山装。走得太累的时候，也舍不得在路边的花田里坐下来，生怕弄花了这身借来的衣服，还不回原主。哥哥拉着我的小手，说，走快点吧，过了这道山梁看得见那条马路就不远了。我踮起脚尖，看通往马路的小径蜿蜒迂回，离我们还远呢，于是央求哥哥背我走一程。哥哥耐不过我的纠缠，背着我就像背一袋干瘦的粮草，他从竹林人家抄了一段近路，虎虎生威到达那条马路，然后把我放在路中间，指着前面的竹林，说，那就是大姐家了。

因为过于兴奋，我第一次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两个辫子细又长的大姐看着我和哥哥的到来，满脸堆笑，没有吱声，赶忙跑进屋里给我们打了一盆热水，将香皂在毛巾上摩擦几下，然后再把毛巾在脸盆里透了又透，继而用力扭得干了又干，让我和哥抹把脸。接着，大姐在蜂窝煤灶上煮了两碗荷包蛋，放上红糖，端给我和哥吃。

姐夫个子小小的，是砖瓦厂的烧窑工，他看我和哥吃得津津有味，于是伸手扯亮墙壁上的电灯，我和哥仰望着发亮的25瓦灯泡，目光被久久牵引。

大姐家的旁边，有一条没有铺石子的土公路，我看见放学归来的儿童吊在滚滚浓烟的拖拉机上，情不自禁地想去追赶他们。可那一刻，我只好奇地把他们飘在胸前的红领巾盯了又盯，我怕他们看见我的向往与失落。我的家除了一座大山和几缕炊烟，看不到如此鲜活动人的风景。大姐家的大路旁还有商店，门口坐着一个戴草帽卖冰糕的年轻人，再走出几步就是田野，那儿有一家养蜜蜂的北方人。我站在那些重重叠叠的蜂箱上，看着水田边结满果子的梨树，嘴里馋得直吞口水。

午后，趁大姐他们去坡上干活了，我独自跑去田野边摘了三个皮子青青的梨子，在怀里一擦，赶紧就是一口，脆甜脆甜的，几口干掉，味道好极了。结果，到了晚上，姐夫和大姐把我狠狠训了一顿。他们一定是听养蜂人说了此事。原来，那根本不是大姐家的梨树，是当地一家出了名的恶人家的梨树。姐夫打着手电去亲戚家摘了三个大大的梨子还给对方，还向人家道了歉。其实，我是很不愿离开大姐家的，可因摘梨事件，难有脸面继续待下去，大姐更怕我在她家再闯祸事。想想大姐那里有的，我们家乡一样也没有，这的确让我无法不难过。虽然这看上去只是隔了十多里路的另一个乡，可地理环境的差别远远不只是电灯与煤油灯的事情，它在一个小小少年心里投下的阴影比风雨中年久失修的烂尾楼更破坏风景。

回家不久，我便正式去山坡坡上的学堂念书了。记不清是怎样离开大姐家的，只记得路旁红苕堆上的朵朵苕花开得像粉嘟嘟的眼泪。哥哥哄我别哭，最终在田里捉到几条蟮鱼用稻草拴着交给我，这时我才破涕为笑，摇头摆尾地回了家。

那条蜿蜒的通往大姐家的小路，至今伴随我记忆，在我脑海里时时浮现。后来，随着哥姐们相继结婚成家并有了孩子，我在远方也学会了孤单长大。

在远方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接到父母托人捎来的信件，他们总会告诉我鸡毛蒜皮的家中小事，而我在远方则控制不住地把它们想象得翠绿金黄。信件多由家中最小的姐姐代笔。姐姐小学没有毕业，写起信来有些字只能让我凭感情猜，那种读信的感觉，像我们小时候睡在谷堆旁的春天，回忆一个冬天的事情。

我给父母回信，告诉他们我大概什么时候从西藏归来，到时我将身着沙漠迷彩，脚穿战靴。我尽量描绘出他们可以提前想象我的样子。我还要他们转告我们所有的亲人。当我真正出现在久别的故乡时，故乡还是故乡，一树一叶、花花草草、生灵作物都不曾改变的故乡，只有那一条骨瘦如柴的乡间小路，像是一闪而出的星光大道，一下子变得宽坦起来。我带回了父母从未吃过的荔枝、音乐CD机、笨重得只能请几个人从乡上抬回来的大彩电，还有太多太多，现在想来，多么遥远、多么繁琐、多么累人的事情呀，可那时一个单身汉回家的感觉怎么都不嫌累，而且那时乡上的条件只能步行，没有其他代步工具。

父母为别后的相聚摆上了酒席。哥姐们放下手中一切，齐聚一堂，母亲请来了她的兄弟姐妹及其儿女——他们在当地算得上先富起来的人，只是印象中我与他们相会的频率少之又少，有时在路上偶遇，顶多打个招呼，简单寒暄几句例行礼貌似的问话而已，因此站在他们面前，嘴边虽挂着长辈或表哥表姐的尊称，但我嘴巴的确喊不出多少亲情的色彩，这导致我后来的人生处事显得过于实在与笨拙。

父亲也请来了他的几个晚辈。原本属于父亲那边的亲人，就不如母亲那边多，父亲三岁便死了父亲，接着他的母亲改嫁，父亲的成长有着太多岁月不曾觉察的孤独，而我从大兵营里延续至今的孤独，不只是我个人的孤独，除了父亲，它完全称得上一个集体的孤独——我们这个集体从乡间出发渐入城市踏步中年的人，多数是没有爷爷时代记忆的，与城里同时代人不同，我们内心的孤独是人生的缺码，是被爱或亲情这种看似廉价却无比珍稀的情愫所抛弃的，是任何成功的物质也填补不了的暗伤，它很可能在性格里催生一种比舌头更硬的软弱，这隐形之伤有时又会变得非常强硬和独立。比起父亲命运的孤独，或许孤独之于我的种种，只能另起一行。

曾经，父亲的身边看上去有两个姐姐可以关照他的生活。父亲的两个姐夫，一个是队长，一个是保管。他们可以在社员们外出劳动攒工分时，躲在保管室里抽叶子烟，盘算着如何将生产队里的粮食占为己有。父亲当年带着母亲随大队人马去县城附近的铁厂大炼钢铁，为活命攒取更多工分，将自家养的一只羊托付给当队长的姐夫看管。可是在父母返回故乡时，只看见羊皮已贴在姐夫家墙头。姐夫说，是你们的羊自己吊死在山坡上的。但队里的人带给母亲的消息却是队长们欢天喜地宰羊吃的情景。

何谓亲情？在农村包产地尚未正式落户的中国蜀地乡村，当时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亲情只有水浓于血的冰凉与贱踏。无论父母怎么努力，最终他们都是生产队里的倒补户，不仅分不到优质的粮食，还要被父亲有点小权势的姐夫剥削与掠夺。除了那个吃羊的姐夫，另一个在队里当保管的姐夫，把剥削社员的大米藏匿在家中的地窖里，堆成米山。就是靠着这些米，他们的短脖子儿子讨回了漂亮的高个儿媳妇。当然，父亲的姐姐也有对他好的，在我的文学创作记忆里，曾在早年一篇书写故乡的文章中提到过大姨，就是她几次趁儿子不在家时，把自家粮偷来救济父亲，才让我们这个家熬过了那段极其艰难的年月。

此时，那个吃羊人已经死了。而且死得特别惨，敢说至今没有见到影视剧里用到如此真实的惨死镜头。据说，当时吃羊人一家是偷了队里的玉米种子吃，被村领导和社员赶出队，一直被赶到七里之外的水岩洞里。有一天，吃羊人折返回队，从家里扛走他的床。路过村口田间，遇到一头牛——奇怪的事发生了。任何人经过，牛都表现得一副平静如水的温和，唯独扛着床经过此地的吃羊人，让牛头一低，一个猛劲就将锋利的牛角顶住他的肚皮，一直顶上天，而且在空中抛来甩去。床从空中跌到地上散了架，待村人赶来，将吃羊人从牛角里取出时，肠子和血弄脏了一地青草，接信赶来的赤脚医生，把脉一号，接着头几摇，两手一摊，无能为力，三天三夜，吃羊人惨叫而死。

母亲想起来，那已经是1962年的事了。

据说，那头牛曾经是吃羊人的合作伙伴。吃羊人在生产队很长时间的工种是耕田犁土。被使唤的牛为何在使唤者最落魄时下此毒手？或许反思的权力更多在于使唤者。母亲作为旁观者，给出的答案只有两个字——报应。而我作为多年以后的倾听者，却一个字也给不出来，我想要给出与母亲不同答案的脑海里，时间与答案全部被动物与人的绝唱与绝响占据。

关于文学创作这件事，我常感恩的除了西藏，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母亲。母亲与西藏都是为我文学创作缔造历史的纽带。尤其之于过去的故乡史，没有母亲时而痛彻心扉对往事的忌恨，我一个人无法进入故乡黑白的影像中去。母亲是个文肓，对于她母亲的名字她也未必叫得出来，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可怜与历经者的可耻，我把自己不知道祖父与外祖父的一切都看成是可耻的事情，最可耻的是身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我至今不知他们的相貌与名字，但这事并不碍于母亲身上文艺细胞的存在，小时候听年轻的母亲哼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只是每次唱到高潮部分，我以为母亲到了该发挥的时候，她却把才情统统发挥给了她的庄稼和她的子女，我始终未能完整地欣赏母亲唱出这首她曾喜欢的歌。母亲讲故事的能力也很一般，她不懂得一件事的主次之分，常常偏离主题，更不懂得人物的出场顺序，甚至容易让人失望。母亲首先是让自己失望，她更害怕我对她所讲的故事失望。归根到底，母亲是对她孩子故乡的失望。

幸好，文学创作有一个功能可以修补母亲的失望。

这些年，纸上的故乡，多来源于母亲传递的信息，仅仅只是信息，非母亲经验，也非我少年的乡村经验，这就意味着故乡有着太多不完整的残缺，但它一定是可靠的，值得整理的信息，我需要做的就是沿袭母亲的叙说，将她其中断裂的部分用文字连接起来。有个晚上，父亲突然聊起了母亲的父亲。父亲说母亲的父亲是被那个年代斗死的，这在母亲听来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母亲迅即红着脸说，那时她太小，她的父亲是被人陷害的。很快，母亲骄傲地说她父亲写过一本什么书，遗憾的是当时很多人未能找到那本书，否则他们家的命运有可能不是今天这样。这件事的可信，我持了怀疑态度，暂不去考证。

父亲坐在我面前，他看了母亲几眼，后来他的话越来越少，他总担心自己身体出问题，我的话不敌于那些药店里的促销员给他说的话，他把那些穿白大褂的人说的话都当圣旨，因此不管我们买回多昂贵的水果，父亲一律不沾，他说医生不让他吃甜的。

我给父亲的钱，他都交给了那些嘴里可以吐出圣旨的人。母亲说，父亲有时在药店一次买回的药都可以装一背筐。

有一次回故乡，我跟着父亲去了他常买药的那个大药房。坐在一架测量仪面前的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人，她和父亲已经是熟人了。父亲伸出手去，女人把量血压的帆布绑在父亲手腕上，血压很正常。父亲眉目传情开心一笑。女人在处方单上画了几道弧，说，你的血管还有一根没好，需要继续吃药，下周再来量血压。我把头伸过去，看见女人所指的那根血管，实际是仪器上一根跳动的红指针。

人的身体平衡有如此精确与完美？何况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我伸出手，请求白大褂给我测试一下。结果，女人说，一切正常。我说，国防身体能不正常吗？即使不正常，也必须正常。否则，怎么能上战场？女人不说话了。短短半小时，亲眼目睹白大褂给排队的老人们推销同一种药，索性劝父亲不再吃药。对于父亲，我想无效之药已成他心上虚幻的保障和依赖。年岁高了，谁的身体没有一点磨损？药吃多了，一定存在副作用。我的种种解惑，只想给父亲的心里做些功课，让他忘了生命这件事，像母亲一样忘乎所以享受生命源动力之乐。可是父亲就连散步的习惯也不愿坚持，在城市里，他总是吃了饭就爱睡觉。自从让他不吃药后，他与我和母亲的交流也少了许多。他的注意力总惦记着过去吃了又吃的药！

我与哥姐们又有多久没见面了？哥姐们与父母又有多久没见面了？他们远的在上海，近的在故乡，而我恰好处在他们两边离故乡远或不远的断裂带。上海务工的大姐已经有四年没见父母了。有一天，我把类似的话题抛给了母亲，你多久没去你的姐姐和妹妹那里了？母亲想了想，许久才说，有几年没聚拢了吧，没什么事，他们也没喊去呀！我说，怎么要人喊了才去？平时也可以去的，你没事就邀请她们来聚一聚吧。现在条件好了，不用在农村干包产地了，你们有的是时间呀，不像我们年轻人要为上班奋斗。母亲听着我的话，不置可否？显然，她的思想和习惯还停留在生活困难时期，那时他们一年只见那么一两次面，多半是为吃的问题尴尬犯愁，但即使是夏天的境遇，相会的心情却比白开水凉快、甜蜜。

反之，如今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过去，吃穿都不用愁，甚至更多的人早已抛弃乡村的负重生活，拿着政府的补给，过上半城市化的便利富足生活，亲情之间的聚会却一年比一年少，亲戚之间维系彼此感情的形式越来越没形式，纯粹成了理所应当的无所谓，甚至许多很亲的关系，久违的一个电话也没有，太多的见面最后成了生死攸关，曾有的那种浓厚的亲情氛围仿佛随夕阳落下的炊烟消散了，乡村大地上的事情太多该被铭记的已被野风吹散，田园将芜，许多情感逻辑与生活秩序再也寻不到脉络的归处，就连逢年过节走亲戚这等寻常的民俗轨迹也越来越没定律了。

之于情感结构破败的乡村，城市里这方面相对来说要进步一些，亲情之间，随便招呼一声很快便聚在一起了，这算得上城里优于乡村的生活条件之一吧。究竟是什么解构了乡村曾有的亲情图景？

姐姐在电话里又问我何时回故乡了？这样她就好顺便也看看父母。可我不再有过去一个人那样盼望回故乡的热切，不知何时，心境里已徒添上一个“累”字。是什么改变了故乡之上的亲情气场？思来想去，当是一个自由人变成了一个单位——我不再是个体户，我现在代表的是一个家庭，一个三口之家的单位，每个单位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需要正常运转，不管这个单位运转得好与不好，亲情从来不等单位的休息时间，若是你稍有怠慢，亲情这种东西只能渐行渐远，甚至出现杂草丛生的断裂带，如一只野鸽子远走高飞，再多的金钱与再大的权力也扶不起失落园里的野鸽子，它们注定聚少离多。

或许，如今在经济方面，大家是没有过去那么紧张了，虽不至于像那句“不差钱”的广告词阔气，但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望着收成不好的庄稼愁眉苦脸过日子吧。可我们的相聚为何总是多于别离，谁能真的在“我们死得太久，何不相聚而乐”这句话里实施行为上的重大改变？更多人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罢了，放眼世界，这种现象不仅在我血脉里的故乡，甚至在当今的中国乡村大地已然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谁在轻视我们的乡愁？

如同天荒轻视地老，来路轻视归途，风清轻视云淡，待到我们要想重新拾起，时间已经偷走我们的选择，莫非这就是我们奋斗到底想要的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