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高

1958年“大跃进”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干了一些蠢事和笨事，可自从解开了“卫星之谜”，弄清楚高产卫星完全是弄虚作假之后，我就再也不相信那些高产神话了。看来，事实才是最好老师。只是，没想到这个“老师”把我害得好惨。

到1958年秋天，我们点上的粮食征购任务仍未完成，而且群众已无口粮，生活十分困难。我就到红旗公社的西十、范河两个管理区调查，发现这两个地方的情况完全和我们一样。那时我年纪轻，思想单纯，认为自己是青年团的干部，有责任把农村的实际情况如实向县委反映。

于是，我急匆匆地向县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粮食增了产，但是，没有估产增产的那么多，放的卫星没有那么大，更没有翻几番。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购了过头粮，不仅购走了余粮，还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粮、水利粮全部购走，还欠国家任务一大截。现在有的地方群众已没有粮食吃，可是，县、社还在紧急催逼任务，如果不刹车，就会饿死人的，没有种子，明年农民不能搞生产，农民不种田干什么呢？不能去打狗卖，更不能游手好闲。现在不但不能催粮食征购任务，还要逐队把粮食核实，把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农民。”

我想这样实事求是的信一定会引起县委领导的重视，只是，他们的重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县委收到信后，立即打电话叫我到县里来参加县委扩大会议。打电话没有直接找到我，就在广播中喊。记得当时我正在田间向农民了解情况，有位大队干部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我说：县委在广播中喊，叫你快赶回县里。

那时的广播，似乎比现在的互联网还有威力。于是，我急冲冲地骑着自行车，一秒钟也不敢耽误地赶回县里。当我风尘仆仆地踏进会议室的门，县委第一书记梁俊义便劈头盖脸地冲我喊：“陈世高，我问你，你讲今年粮食生产增产了没有？是大增产？还是小增产？还是没有增产？今年是大跃进？还是小跃进？还是没有跃进？”

一连串发问，要我立即回答，一下子把我搞懵了。我明白了，就是那封信闯祸了。我理了理思路，强作镇静地回答：“我们点上增产百分之十二。”

他接着问：“今年粮食增产翻了几番，你们点上只增产百分之十几！混球！”这是他常骂人的话。

之后，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决定把我下放在我驻点红旗公社季灯大队劳动反省。

梁俊义派监察委书记李芳同志到季灯大队了解粮食情况。李芳同志在郎君区任区长、区委书记时，我是区税务所所长；我任审干办公室副主任和青年团副书记时，他管审干工作兼青年团书记；搞粮食高产卫星验收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他是我的老领导，对我一直很信任。他去大队后，我们工作组和党支部书记把季灯大队的粮食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那时小队的财务制度很健全，小队会计把账给李芳同志看了。最后，他向我说：“你向县委写信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可信的。”调查了三天，他要回去汇报调查结果，他让我跟他一块进城，看看县委第一书记对我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李芳到梁俊义办公室汇报，我在青年团办公室等他。听后来说，他汇报得很详细，并也说明了我向县委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可是，梁俊义尚未等到他讲完，便勃然大怒，说：“你了解的是个什么情况，完全和陈世高一个鼻子出气，你被陈世高同化了，当了陈世高的俘虏。”他的一席话把李芳同志说得灰溜溜的，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梁俊义向组织部命令：不要叫陈世高参加劳动了，叫他出来抓征购工作。这真是给我出的一个大难题！大年腊月三十夜晚，红旗公社党委召开全公社大队支部书记和工作组的会议，会议的中心就是催征购。那天夜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在回季灯大队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不断闪现会议的场景，脚下一滑，不慎掉到废粪坑里，全身都沾满了粪便。同行的冯新芳同志有孕在身，一路上虽然谨小慎微，但雪急风大，还是摔了一跤。

次日清晨，季灯小队队长跑到我住的香湾小队告诉我：冯新芳同志大出血。我和工作组的同志赶去的时候，发现被子上全是殷红的血，我们赶快用小板车将她推送到医院。原来是昨夜里摔的跟头导致了小产。那时情况十分紧急，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恐怕就会有生命危险了。我记得当时的医疗条件实在有限，我们地方上的医院哪里有什么血库，我们几个就号召和组织青年团的同志为她献血。在那段凄冷的岁月里，同志们之间守望相助的火热情怀深深地温暖着我，激励着我勇敢面对一切磨难。

在1958年整粮风和1959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受到批斗，挨骂挨打也是常有的，工作上撤销了我共青团应城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还开除了我的党籍，最终判令下放我到农村劳动改造。我在农村一待就是4年。

反“五风”后，中央决定为“大跃进”中受处分的干部平反，到了1961年4月底，县委根据中央精神为我平反，县委副书记邓必祯跟我谈话，说：“在那时的政治空气下，你能够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你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作假检讨，不向逆流低头认错，有一种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县委决定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职务和恢复工作。”

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回忆过去我总能想起这段经历。虽然我受了不白之冤，为此付出了很多艰辛，经受了很多折磨，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如果时光回到从前，我仍会一如既往，说真话，讲真事。这种“犟劲儿”一直贯穿到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也教育我的后辈子孙，希望他们能实事求是，不畏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