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朝晖

杨万里有一首诗《冻蝇》：“隔窗偶见负暄蝇，双脚挼挲弄晓晴。日影欲移先会得，忽然飞落别窗声。”写得很细致，也很有味道。一定要计较起来，日本俳句也颇有这样的意味。比如松尾芭蕉的“水鸟嘴，沾有梅瓣白”“群燕低飞，碎泥落酒杯”之类，似乎日本文人在中国文化里偏爱这些气格比较小的文字，当然也将中国文人所体会到的生活中的细致和宁谧发挥到了极致。

杨万里还有一首诗《寒雀》，也有这样的味道：“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语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和松尾芭蕉的俳句经典——“古池塘呀，青蛙跳入水声响”比较一下，是不是神情约略相似呢？

将时间放慢，将细节放大，是这一类文字的共同点。而在这样的过程中，静默、空寂甚至淡淡的忧伤都在其中了。——明明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却不免迷醉其中，这就是人的精神微妙的地方。与这种精细描摹比较起来，“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就显得粗放多了，“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则真的是口号了。但是这也要怪唐人，因为很多物象都被唐代诗人写到诗歌里面去了，唐以后的人要发挥只可以走细密一路，所以气格不免小了，又因为不够所谓的“文以载道”，所以也就被人视为品质低的一路了。

然而，寂寞与惆怅，又何尝真的是小格局呢？又何尝不是传递“道”呢？《南华经》里有着磅礴的悲愁呢。人处于汹汹的闹市，为什么会寂寞呢？因为内心有一个“中心摇摇”的“我”在那里，即便身处红尘喧嚣，却有着说不出的倦怠和颓唐，总是让人在灯红酒绿的兴奋里忽然冷下来，意兴阑珊。——这是生命“悲凉的底色”在作怪。所以中国的文人喜欢“薄阴”的天气，也喜欢“颓圮的泥墙”，喜欢花朵的凋零，即便是莼鲈之思，也脱不了秋风的影子。因为生命只是暂寓，飘零方是永恒，这大概是中国士子文化的内在纠结。当然，一说到本质和永恒，就不是一篇小文章了。

这里有一个小矛盾，悲凉，是因为生命抓不住，那么“行乐须及春”，不是不负青春了吗？但是在中国文人心目中，又颇受鄙薄。爱惜生命，又不愿意将生命投入到求功谋利之中，可见中国文人对于生命的功能有着别样的理解。然而这个理解既自不清晰，也就不易达到，但又分明要矻矻去追求它，其中的苦闷也就理所当然了。

日本文人对于中国文人的这一“道”，心醉神迷，在它的文化里发扬光大，所以就总是有那么一点寂寞和伤感在其中了。

而中国文人里面，也有旷达的，一则以怪诞，一则以超然，总之是“无所谓”，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想清楚、放得下，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比如苏东坡在黄州写了很多表示自己不在乎的诗文，但是他的《寒食诗》是有真迹留下来的，字里行间的寂寥落寞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的。旷达的高人或许是有的，但是留下诗文的，大多是这样自欺欺人的，现在想来，反不如杨万里的一些“小结骨”来得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