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强/江洋才让

人间正道是沧桑

郭建强/江洋才让

江洋才让，藏族作家，诗人。诗歌作品曾获青海省政府奖，青海青年文学奖。诗作散见于《诗刊》《星星诗刊》《新大陆》《青海湖》《上海文学》《西部》《黄河文学》等刊物。长篇小说《灰飞》于2013年由《钟山》第3期推出；散文《康巴笔记》入选《2012中国散文精选》；长篇小说《康巴方式》被《长篇小说选刊》选载。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荣获首届青海文学奖，首届唐蕃古道文学奖。短篇小说《炽热的马鞍》荣获《作品》第十二届作品奖。短篇小说《小牛皮》荣获《十月》杂志“牦牛文化专刊”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卓根玛》被《小说月报》选载。短篇小说《风事墟村》被《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并入选由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的《当代西藏汉语文学精选1983—2013》。

郭建强，青海男子，当过十年炼铝工人，做了十五年报纸编辑，在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读过两年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西海都市报》副总编。有诗歌、小说、随笔数百篇（首）见于《人民文学》《花城》《诗刊》《绿风》《诗江南》《上海文学》《读诗》《青年文学》《世界文学》《中西诗歌》《汉诗》《青海湖》《中国诗歌》《西湖》《青年作家》《诗潮》《诗林》《诗歌报》《诗歌月刊》等。著有诗集《穿过》《植物园之诗》等。有作品入选三十余种国内诗歌年选和散文选本。获青海省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郭建强：小说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激情和快感？我是说，从作者的角度而言，小说写作予以你的快乐在哪里？

江洋才让：我一开始创作是从小说开始的。记得当时给《青海日报》的杨志军老师投稿。投了很久，大多是草原题材。稿件通常是泥牛入海，直到有一天接到了杨志军老师的来信。为当时的我指了条明路。他建议我从诗歌开始，从此我步入诗歌创作。但是内心里对于小说的痴迷始终没有淡去。现在看来，杨志军老师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小说带给我的不只是快乐，她让我痛楚，忧郁，更多的时候她会让我深深地沉浸在进入骨髓的沉静，获得巨大的满足感。也许是一种木讷，总之我不太在乎别人说我什么。但很在乎自己在做什么。

郭建强：给读者的印象是，你的小说创作是直接进入了长篇小说的领域，你的这种勇气和底气来自哪里？

江洋才让：对于这个问题，前面我已作了回答。因此，对于我来说其实不是先写长篇。早在写长篇之前，我就写下了《风事墟村》等短篇小说。而《风事墟村》作为我早期的一个作品，以短篇小说的方式叙述一个村庄一百多年的历史，直到现在看来，我觉得自己那时写得就很不错。而进入长篇领域，对于我来说也是有一定时间准备的。我觉得好像是长篇自己上门来找我了。自然而然，没觉得长了就了不起。应该说，那个时候我如果不写长篇就不对了，是对自己的违背。

郭建强：《康巴方式》无论在你，抑或青海文学都是重要收获。距离发表之时已经过去了几年，现在你如何看待这部作品？

江洋才让：应该说《康巴方式》反响不错。主题明朗，写法简单，意味深长。也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记得它。这当然会让我感到高兴。有个朋友对我说，薄薄的一本《康巴方式》让我认识了你。我想，自己会因此感到持续的幸福。有这就够了，还需要什么？我常常这么问自己。

郭建强：感觉《炽热的马鞍》的产生，与玉树地震有着隐秘的关联；而你的作品明显的特征之一，是淡化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在虚与实之间，你如何填平沟壑，从容运笔？

江洋才让：《炽热的马鞍》与玉树地震有直接的联系。我在地震后的一年写了两篇有关地震的文字。一篇纪实短文，一篇就是现在提到的《炽热的马鞍》。当时写这个短篇时，我想如果我能跳出地震写地震，是不是会更有意思。因此，我把时间设置在四年后，以一个牧人的回想开始进入，这种回望式的写法有些人不理解。嗨，玉树地震才一年他怎么可以从四年后写起！简直乱弹琴。我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我确实没时间去争论。当然也有人说干得好，刘晓林老师就对此点头赞许。四年后，我把这个短篇再次拿出来作了修改补充发在了《作品》上。这篇小说对于我来说有一定的意义。作为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迹存在我的脑海里。当然，在长篇小说《灰飞》中我又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我认为它的刻度有时必须清晰地显现，才能使历史从容演绎。我从不愿意自己被固定，永远只穿一件衣服。灵魂有一个，而穿衣戴帽会随着心情而定。不知这个比方打得对不对。

郭建强：我听说，你最近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上，这是为什么？

江洋才让：因为最近中短篇小说总是和我在一起。尤其是短篇，就像当初我无法违背自己一样，现在我也同样是那种心情。我爱小说，长短对我不是问题。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写长篇的，或者是一个写短篇的。我只想写自己想写的小说。想长就长，想短就短。

郭建强：近些年，你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你最近在创作什么作品？

江洋才让：下一部，也许这么回答，会显得是在逃避问题。但是我真是这么想的。文学对我而言是生命里的四季，我觉得自己还有更多的可能。最近，我还在写小说。以后，我还会继续写。至于要写什么，或怎样写那是一个值得继续深思的问题。

郭建强：诗歌的长期训练，使你的小说具备了一种纯净而又富含多重声调的叙事语态，能说说诗歌生涯对你小说写作的具体帮助吗？

江洋才让：想起写诗的日子，那段青葱岁月，至今都记得文学的甘露是如何滴在我干渴的口中。尽管，这些年写诗少了。每逢朋友约稿，总是难以拿出新作，只好以旧作充数。但是，诗歌对于我而言，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我很羡慕那些诗歌越写越好的朋友，比如甘南的扎西才让，还有一些朋友也越写越好。虽然不写诗歌了，但我还是经常读诗，每当读到好诗我就会激动起来，有喝酒的欲望。诗歌对于小说写作的帮助是实在的。一个诗人的小说首先在语言上就会有诗性。这是诗人独有的烙印。而诗人观察事物的眼光本身就具有一种通灵似的优势。所以，杨志军老师让我先写诗是有道理的。

郭建强：你认为小说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为什么？

江洋才让：小说就是往小里说。说出细节中的细节。这样，叙述才会有别于我们通常在单位在家中聊起的生活故事。小说家最重要的品质，在我看来是小说家必须具有探索精神。推陈出新不只是一个老词汇而已。在小说的领地里永远要常新立新。为什么我在读了上世纪80年代一些作家创作的小说之后，感觉他们拓展了中国小说的领地。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作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使小说有了新面貌。当然探索一直在延续，而那个年代的一些作品无疑影响了一代人。小说家当然还必须具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品质，可在我看来创新探索无疑是推动小说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文学之河永远是需要流动的，一条不流动的河流，在时间的大地上是没有生命力的。

郭建强：我知道你阅读了大量翻译作品。这些通过汉语呈现的希尼、阿契贝、马尔克斯等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给予你以什么刺激和滋养？

江洋才让：我知道看他们的著作看原著会更好。可是一条搁置在我面前的河流我无法游过去。我不会外文。我不会去批驳只要经过翻译了的作品就必定是带着翻译腔的，是不好的。只要有这种思想在，那么阅读的欲望会荡然无存。因此，首先阅读他们的作品我的心态是端正的。能读原著的朋友，我羡慕你们。但我相信一个好的翻译会用汉语将作品的精髓做最好的呈现。这里我必须提到几本书。首先当然是阿契贝的《崩溃》，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差别。阿契贝的呈现是高级的。他用一个小长篇解决了我们必须套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类的手法需要用五六十万字来完成的作品。阿契贝从信仰、人心的变化，描述了一个坚持不被打倒的英雄的悲剧。还有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本“反乌托邦”小说的价值在于用他的荒诞不经，提出令人心悸的警示。当然我还看了《百年孤独》，看了这本书之后，老马的其他书就不用看了。通常我把看书当成是一种休闲和享受。而不是作为研究来读。这样不会让我觉得很累。一段时期我会专注地看书。又一段时间我会集中精力写些东西。还有一段时间我会去看美剧。《绝命毒师》已经一季不落地看完了。《冰与火之歌》正在望眼欲穿地等新一季出来。《豪斯医生》看了很多集，没看完。《纸牌屋》也在等新一季的更新。这些年看了不少中国作家外国作家的书也看了不少美剧。我的思想里塞着的东西肯定很乱，该清理清理。

郭建强：除去文学作品，你最喜欢看什么样的书籍？历史的、社会的、艺术的、哲学的……为什么？

江洋才让：除去文学作品，我还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籍。无论是中外的，最好是有争议的历史事件读本。在史学家的抽丝剥茧中，你永远不要以为他们得出的就是真相。因为真相从来只有一个。而有两到三四种说法时，真理到底站在谁的一边？难道说，真理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还是真理从来就停留在少数人的那边。有一段时间，我读了有关吐蕃历史的书籍、资料和一些论文，看到就松赞干布活了多少年有多种说法，《西藏王臣记》记载享年82岁，而《雍仲苯教目录》却称其只活了36岁，《白史》则记载他34岁时被苯教徒害死，到了此时，历史不会站出来为史学家得出统一的结论而做口供，并签字画押。所以，我发现史学家就像是侦探。在历史的谜团中他要找出线索，而后根据蛛丝马迹推断、论证，这样的经过我喜欢。但不能保证每一次的推断都是对的，想想当我们的史学家大张旗鼓辩论争执，一方压过另一方而作定论后，答案却是错了，而我们永远无知，把它当成真相，这难道不具有反讽意味吗？

郭建强：你和其他作家交流写作经验吗？和作家们会交流什么话题？

江洋才让：很少，大家偶尔聚到一块都是为了休闲一番。谁也不会一本正经把文学创作上的经验交流到这种场合。说也就是偶尔提一两句。更多一点的交流通常会发生在作协举办的读书班，可那也是有限的。也仅限于讨论，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听课。可能是我身在玉树的缘故，主要原因是离省城远，八百多公里，跑一趟汽车轮胎都要发烫。地理的阻隔是其一。其二，性格使然。当然西宁一带的作家肯定会经常交流写作经验，这是好事。

郭建强：你关心阅读市场吗，怎么认识读者和你的关系？

江洋才让：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很陌生。一篇或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读者那是悲哀的。但为了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去写作那也是悲哀的。读者也分三教九流，兴趣爱好不一，应该去满足哪个读者层，或者哪个读者层人多就为他们写作，那么文学就会沦为市场的奴隶。

郭建强：现实生活对你的写作影响有多大，影响在哪些方面？

江洋才让：文学来源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是创作的源泉。我认为现实生活就是我的根，我的本。脚底下是大地，头顶上是天空。我在火热的现实生活里，感受每一年每一天的变化，感受生活留在我骨子里的精髓，直到化成大地的元素。

郭建强：在你的作品中既有一种向上飞升的激情，还有一种因为大地不断陷落、时间不断流逝而流露出的忧伤和忧郁。有人说，作家对于世界的态度，决定其作品的品质。你能谈谈对世界、对人生和自我的基本看法吗？

江洋才让：“在世界的炉中我们是燃烧的物种，我们的历史是不断散射的灰烬。”这是我的长篇《灰飞》的题记。是啊，每一个人都是在用自己的燃烧，体现着生存价值，我们的历史最终会变成一堆燃烧后所剩的余烬。

郭建强：都说你非常喜欢扎西达娃的作品，能说说原因吗？

江洋才让：扎西达娃作为西藏新小说的开拓者，在他一系列的作品中表达了对故土深深的热爱。同时，他的思考远不止此、有更深的探讨。他的代表作《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以及《西藏，隐秘岁月》所表达的焦灼、期盼、反思、痛定思痛，使他的作品沉下来，将阅读者带入了一个深沉的境界，而这片土地的实质早已被他捕捉。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宗教的哲学的历史的，还能感受到现实生活折射的温度。魔幻现实主义只是扎西达娃为了表达自己思考的一个手段。但这并不能局限他。毋庸置疑，他是西藏最好的作家。我在多年前喜欢他的作品。多年后仍然喜欢他的作品。现在，更是喜欢。我要说他就是那种作家中的作家。他的作品常读常新。我喜爱过很多作家的作品。但如果让我马上提起两个作家的名字，一个是尼日利亚的阿契贝，一个就是西藏的扎西达娃。

郭建强：你对青海的小说创作有何建议？

江洋才让：只有一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