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世平

心·潮·新·论

迎接时代挑战创造中华诗词新辉煌

蔡世平

一、血脉健旺的中华诗词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脉的重要一支。

中华诗词与中华辞赋、中华散文、中华书法、中华绘画、中华雕塑、中华戏剧、中华小说等一起，形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河流，铸成中华文化精神，滋养了华夏民族。而中华诗词又是历史最久远、普及最广泛、影响最深入的一种文化形态。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人谱系里，诗人词人无疑也是人们知道得最多、最熟悉与最亲切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只要稍具中华文化基本知识的人，随口就能说出七个八个来。这些诗人词人无疑是中国文学的骄傲，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遗产。

不能不看到中华诗词血脉健旺。从产生的那一天起，中华诗词就表现出温暖的黄土适应性和强劲的社会生命力。人们用诗歌歌唱劳动、歌唱爱情、歌唱友谊、歌唱春天。诗歌成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识，成为滋润心灵的甘泉和露水，成为温暖人心的太阳和月亮。

中华诗词从汉语言文字中产生，不仅受到汉民族的喜爱，同时还受到兄弟民族的喜爱。我们不仅从早期北朝民歌《木兰辞》、《敕勒歌》中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创作的汉语言诗歌的生动画卷，也从萨都喇、纳兰性德等诗人、词人的诗篇中读到他们的别样情怀。无疑，中华诗词既是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精神养料，更是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文化象征。几千年来，无论是封建王朝频繁更替，抑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还是五四运动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全面覆盖；还是“文化革命”暴风骤雨式的荡涤旧文化；还是20世纪80年代伊始，全面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窒息中华诗词的生命活力，摇动中华诗词的生命根基。中华诗词永远活在汉语言文字里。中华诗词的根须深深扎进中华文化厚土。中华诗词的基因植入华夏民族的滚烫血液。中华诗词的美丽身影，总在人们的心头摇曳。中华诗词总是以她唯美的形式追求和引人向上的精神传统，以她活泼灵动而又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参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抚慰人们的情感，推动中华历史的文明进程。

中华诗词血脉健旺，不仅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我们不会忘记，1976年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的诗歌运动，主要还是以人们喜爱的传统诗词形式，爱憎分明地传达出思想解放的时代先声，并由此预示中华诗词又一个美好春天的到来。20世纪末叶，无疑是中华诗词的“复苏期”。“文革”结束，民族从阵痛中清醒，人民生活走上正轨，国家的开放，改革的深入，经济的繁荣，中华诗词逢春化雨，露出欣慰的笑容。全国各地诗词社团迅速涌现，诗人创作热情持续高涨，诗词作品大量产生，诗词活动丰富多彩，形成了中华诗词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成为当代中国一道壮丽的文化景观。

如果说20世纪最后二十年是中华诗词的复苏期，那么进入21世纪，伴随中华民族复兴，也分明看到中华诗词复兴在望。新世纪的十年，中华诗词承接上世纪末叶的发展势头，继续向前推进。不仅诗人队伍逐年扩大，作品数量逐年上升，诗词刊物逐年增多，作品质量逐年提高，诗人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上世纪80年代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到今天老、中、青结合，年轻人比例增大。更有不少自由体新诗人转而写作旧体诗词，如贺敬之、刘章、刘克胤等。小说家、散文家钟情旧体诗词，如王蒙、肖复兴、高洪波、熊召政等。用手机、微博写作诗词、交流思想、抒发感情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中华诗词诗人和诗词作品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当代旧体诗词已经得到文学理论界的关注，一些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开始收入当代诗词作品。旧体诗词和自由体新诗比翼双飞、共生共荣的友好繁荣格局初步形成。

二、原野一片生机

今天的中华诗词原野一片生机，已经显示出崭新的时代活力。这种活力即是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天的诗人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进程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今天的诗人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时代巨变。他们既是建设者，又是创作者，更是见证人。他们知道昨天的中国，昨天的社会，昨天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知道应当怎样去建设我们的国家，强盛我们的民族，美丽我们的家园。他们知道今天的发展来之不易，值得大书特书。于是，诗人以饱满的家国情怀、激越的精神情感、热切的创作欲望创作诗词，表达心中的喜悦，反映时代的变化，张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不能不看到，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主旋律作品是今天中华诗词的主流。

今天的时代给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厚条件和精神养料。新的生活、新的观念、新的语言、新的文字，给旧体诗词以极大鼓舞。民富国强，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创造精神，也证明了汉语言文字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是世界最先进的语言文字之一。一百多年前，汉文化落后、汉字落后的认识得以彻底扭转。人们欣喜地看到，汉字在今天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放射出耀眼的时代光辉。运用汉语言文字不仅能够创作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同时也能作为和世界交流、对话的便捷、有效的工具，传达中华民族的精神理念与友好愿望，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在全面开放、飞速发展的今天，诗词创作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同时，中华诗词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我以为，民族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比什么都重要，民族内心的强大比什么都重要。中华诗词在提纯民族心智、回归精神家园、和谐社会生活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三、困境考验歌者

但是我们今天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中华诗词同时面临时代的巨大考验与挑战。诗人的写作迷茫和心灵碰撞是现实存在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梳理中华诗词的时代考验与挑战十分必要。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诗词写作的当代背景以及如何应对这种考验与挑战，创作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华诗词。

第一个考验与挑战，来自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文体语言转变。尽管这个转变已经发生在几十年前，但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正视它。考察这个转变的由来，得回溯到1840年，这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才过去二十年，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三十多年后的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葬身黄海。这几十年亘古未遇之变，使中华民族感到的不仅仅是耻辱，而是亡国灭种的危险，愁云惨雾笼罩神州大地，民族的心头铅一样沉重。有识之士慨然奋起，无不寻求民族救亡图存的药方。修铁路、挖矿藏、织纱布、造枪炮、建军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欲速不达。当时的中国病入膏肓，这些应急措施很难从根本上快速解决问题。面对几千年被封建思想奴役的民族，更是难以产生实质性强国作用。在实业救国、军事救国都不怎么奏效的情况下，人们把目光转向了文化，通过换血来强健民族的精神和体魄。普遍认为是封建文化腐朽了国民的灵魂，致使国人精神萎靡不振，国家积贫积弱。这当然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因为文化是铸造灵魂的事业，只有国民精神的强大，才能保证民族的强大，国家的强大。于是遂有康梁变法，文学改良。梁启超提出“小说救国”论，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时代是渐进的，他们向前走了一步。只是改良后的文学仍然保留了文言文写作方式，诗词形式也没有发生变化。

革命是那个风雨飘摇岁月的时代主题。先知先觉们发现文学改良不痛不痒，咬文嚼字，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不能反映新思想，容纳新内容，起不到唤醒民众，重铸民族灵魂的作用。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进行语言文字的革命，把白话文完全引入文学中来，彻底颠覆旧的文字体制。胡适写作了《尝试集》，以极端的方式，宣告自由体新诗的产生。所谓极端，就是消解诗质，把诗写得不像诗。那时，革命就是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是最重要的，诗歌好不好人们并不太在乎。顺应时代潮流，胡适成功了，白话文成功了。自由体新诗取代旧体诗词，成为时代文学的主流。从那以后正统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就再也看不到旧体诗词的美丽身影了。自此，中华诗词被完全边缘化。

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指责五四先贤把话说绝对了。说文言文一无是处，说“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五十年内的事情”（柳亚子1944年《旧诗革命宣言》）。但是，如果看不到那个时代国家羸弱、列强瓜分的严酷现实，人民救国图强的迫切愿望，就不可能理解五四先贤的艰苦努力，就不可能理解五四精神。事实上，今天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仍然是在实现一百多年前民族先贤的一个大梦。五四唤醒民族麻木，重铸民族灵魂，五四的价值是永存的。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五四至今白话文使用了差不多一百年。人们已经习惯了白话文，白话文生态也已形成。以文言文为基本特征的旧体诗词如何适应今天的时代用语，这需要我们客观、理性地作出回应。

第二个时代考验与挑战，来自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末叶，距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后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1978年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开创了中国建设的新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这一发展非同小可，基本结束了手提肩扛的农耕生活。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时代巨变。中国社会由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一跃跨进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社会。与此同时，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世界几乎一夜之间就变了，变得面目全非，甚至一时难以适应。过去的传统生产和手工劳作，今天大多已走进历史博物馆，完全褪去往日的风采，可怜兮兮地成为漫长时代的考古印记。今天，人们的吃、穿、住、行不完全依赖身体操作和土地耕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经典农耕形象，也只能定格在历史中了。城镇化的推进，使今天不少农民仍不明白，为何种田人越来越少，粮食反而越来越多？几千年中华诗词主要以农耕文明为依托，似乎难以适应今天的新时代，更是不能自由地、很好地表达今天这个时代了。诗人常常感到困惑和焦虑，“这旧体诗词咋个写嘛？”对此，我们也要作出积极回应。

第三个时代考验与挑战，来自信息交流由缓慢到快速的转变。中国的工业化社会还没有全面完成，信息时代又接踵而至。机械工业迅速转变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了科学技术的第三次革命，以至第四次革命。这一转变的结果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美国总统奥巴马头天夜宴时的红萝卜，今天早上就可能被当作时髦食品，出现在中国边远小山村农妇的餐桌上。电脑改变了世界。地域与地域之间缩小到几乎没有信息距离，“秒杀”，是这个时代的常用词语。与此同时，社会差异也大大缩小了。世界的神秘性迅速消退。电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古诗“天涯若比邻”就是今天人们的真实生活。因距离产生的“美感”被大大减弱。人们似乎都生活在一间彼此熟悉的屋子里，时空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成为可以伸手即捉、抬眼即见、稍想即知的小物件。满世界的人都急着往前赶路，总以为前面会有新的发现。可“前面”的结果无不令人沮丧，于是又急匆匆往前赶去。

生活的快节奏把日月几乎压缩成了一个铁饼子，稀粥因此而坚硬，人们需要换一副好牙齿和一副好肠胃才能够去消化它。现在的问题是，这副好牙齿和好肠胃还没有准备好，进化还没有完成。人们因不适应而产生的焦躁情绪普遍存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人们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此，上帝也感到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球上的人们整日里东奔西跑，忙个不停。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华诗词细嚼慢咽的品味功能因之大大减弱。诗性的生活远没有从前那样来得轻松容易。

第四个时代考验与挑战，来自诗词理论由中式文艺理论一统天下到东西方文艺理论共治天下的转变。考察中华诗词的历史，无疑就是诗词作品和文艺理论共同生发、相互促进的历史。无论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孔子的“思无邪”、孟子的“与民同乐”、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还是魏晋六朝时期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还是唐宋及明清时期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以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这些中式文艺理论无疑是丰富和独具特色的。它们从诗词中来，到诗词中去，指导诗词创作实践，产生了优秀的诗词作品和优秀的诗人词人。今天的人们似乎有理由骄傲，我们持有这么一份丰厚的祖宗留下的家业，够我们享用一辈子，还需要别的什么理论来指指点点么！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就偏偏不是由你想的，总有人要为你一难，有时甚至会把你逼到墙角，叫你忍气吞声，还手乏力。上世纪80年代国门大开，西方文化长驱直入，一下子撞进当代文学创作领地。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朦胧诗闪亮登场，中国诗歌一时眼花缭乱。紧接着，在小说界，先锋文学异军突起，蔚为大观。在美术界，行为艺术奇招迭出，令人惊悚……中国几千年以来苦心经营、建构的文学艺术秩序，几乎一夜之间被打破。丹纳的《艺术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及文学理论的名目繁多的各种“主义”，如“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后现代形态”文学理论等等，不一而足，令相当规模的当代文学作家趋之若鹜，以为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开门秘笈，写作从此可以如鱼得水，畅游天下。

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冲击，是强烈的。人们开始怀疑，特别是诗词以外的当代文艺家们怀疑，你们这种完全运用中式文艺理论写作的已经老掉牙的旧体诗词还会是当代文学吗？这种写作还有价值吗？旧体诗词还有前途吗？这种诘问，是中华诗词被很多当代作家瞧不起的一个原因，也是当代文艺作品不能和旧体诗词融为一体的一个原因，更是文学青年不愿涉足旧体诗词的一个原因。主流文学话语的强势，令曾经边缘的旧体诗词总觉得比人家矮一截。当年何等风光的中华诗词，今天到底是怎么啦？对此，我们也要作出回应。

时代考验诗词，困境考验歌者。中华诗词如何面对时代的考验与挑战，是今天诗人词人需要正视和思考的一个课题。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时代的巨大变化，仍然习惯用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旧体诗词，写作旧体诗词，在今天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路不会那么好走。

四、清诗是一面镜子

当绿杨宾舍的草地褪去最后一滴青翠，当槐树、枣树、杨树、紫薇的叶子完全脱落，当松树细如青丝的针叶，柏树浓如醉墨的片叶在寒风中低垂，我注意到了数株健硕的白玉兰生机勃发。她的肥大像如来佛手掌的叶子已经落尽，但每一根枝条的顶端都冒出齐刷刷的骨朵，粉白粉白的，腹大头尖，睁着锐利的眼睛，精神抖擞地指向蓝天，预示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这使我乐观地看到并坚定地相信中华诗词一定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变化，经受住考验，赢得这场挑战，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诗篇。

重要的是保持清醒头脑。在今天，我们不仅要看到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对中华诗词繁荣发展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习惯势力对中华诗词写作的负面影响。因习惯产生的惰性在旧体诗词界是存在的，以维护诗词传统为理由，进而维护这种惰性，同样是存在的。艺术当随时代。事实上，用农耕文明的写作方式写作今天的旧体诗词，不可能很好地表现当代生活，也难以大面积产生好的当代作品。当代诗词作品，还是要用当代思维、当代观念、当代手法、当代笔墨去写。这是一定的。由于汉语言文字对中华诗词要求的唯一性，平仄四声、音韵格律对中华诗词要求的唯一性，形成了中华诗词形式上的超稳定性。人们因此存在一种思维定势，即中华诗词语言特征是不可更改和更替的，中华诗词平仄格律和声韵也是不可更改的，那么，艺术表现手法也是不可轻易变更的。在诗词写作上改变这种思维定势何其难哉。我们发现，今天有的诗人对传统的坚守甚至到了极端，不容一字一词一句的些微变动。他们常常以诗词写作的正统自居，动不动搬出“平水韵”、《词林正韵》等武器，说人家这也格律不合，那也平仄不对。我以为，维护传统写作的纯洁性是必要的，也没有错，但是不能走极端、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只能妨碍诗词写作的时代发挥。

今天的诗人一定要看到时代大势的不可逆转。我们还能回到文言文时代去吗？还能回到农耕文明时代去吗？还能回到鸿雁传书、帆影载客的人驮肩扛时代去吗？显然都不可能。那么中华诗词唯一的选择，就是顺应时代潮流，适应今天的发展变化，坚持“求正容变”的创作原则，刷新中华诗词的时代局面。

清诗是一面镜子，可以观照我们的诗词写作。我以为，晚明至清代，乃至民国可算得上中华诗词历史的成果巩固期。如果没有清诗清词的中兴，我们今天的中华诗词不可能葆有如此的热情。清朝近三百年时间，在中华诗词的整理、创作和理论上都有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不论作品量、诗人量还是理论量都是前朝所不及的。满清统治了中国，但汉文化统治了清朝，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在这一统治与被统治过程中，中华诗词功莫大焉。我们常常拿乾隆一生创作三万多首诗今天没人能记住一首说事。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作为皇帝，对中华诗词的推动，对汉文化的推崇与巩固，其号召力、影响力不言自明。

也许，今天学界对清诗的研究和整理还不够全面，我们对清诗的认识还欠深入。目前，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清朝的中华诗词虽然也出现了如纳兰性德、龚自珍等一大批优秀词人诗人，但我个人认为，整体上不能与唐宋比肩。清诗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没有大的创新和提高。是清朝人不如唐宋人聪明智慧吗？显然不是。那么是什么造成清诗不如唐宋呢？探其根由：我以为，一个原因是，清诗继承了晚明的诗歌传统，心情压抑，诗歌的气场不足。明朝遗民进入清朝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心灵创痛，尤其不满异族统治。清朝又搞文字狱，谁不害怕脑袋搬家啊。因此诗歌创作，不能放纵其性灵，小房子里使棒，碍上碍下，情绪总被什么东西压着，能量释放不出来。另一个原因是，封建时代依旧，汤换药没换，明而清，只不过皇帝由崇祯换成皇太极，即没有大时代的诗歌创作条件。第三个原因是，农耕文明长期的精耕细作，诗歌成长的土壤已经缺少丰厚的养料。还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整体的生存环境没有变。这怎么可能产生大诗歌、大诗人啊！要知道，“诗”和“人”一样也是喜新厌旧的。

今天的诗人要从清诗中得到启示。要知道，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是个人在写作诗歌，而是时代在写作诗歌。因此，要悟透这个时代。悟透了方能眼界开阔，心灵激荡。悟透了，方能有大想法，有大作为。

现在，时代把机遇送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应当感到幸运。历史证明，从来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大挑战带来大机遇。我认为今天的时代恰恰给中华诗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抓住这个机遇，主动面对考验与挑战，就能打开全新的创作思维和全新的观察视域，创作的诗歌也一定是全新的，有力量、有劲道的。中华诗词就有可能继唐宋以后创造又一个历史高度。对此，我们深信不疑，也充满期待。

五、向语言进发

诗词创作，乃至任何文学创作，说到底都是语言。一个文学语言没有过关的人，写得再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因此，对文学而言，可以说语言就是前提，语言就是一切。前面已经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成果，就是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全面覆盖，白话文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与主流文字。客观地看待白话文，会发现白话文在旧体诗词写作中一点都不隔。白话文写作可以释放汉语言文字的巨大潜能，使今天的诗词出现全新的语言面貌。

如果回溯中华诗词的创作历程，我们同样惊讶地发现，即便在文言文时代，可以说，中华诗词一直以来就是用当时的“白话文”写作。不要说明白如话的白居易的诗歌，就是李白、王之涣、柳永、辛弃疾等大诗人、大词人无一不是用白话文写作。《诗经》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个鲜明的事实是，今天我们读古文有时读不懂，但一读诗词就立马好懂了。在今天看来的许多文言文其实就是当时的大白话。今天生活中的许多俗语，其实都是雅语。我母亲没读过一天书，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手之舞之”。我们那个地方都这么说的。有一个时期我总认为这话太土、太俗了，以至从不会从我口里说出来。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这句话其实就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简写版，是春秋时期我们楚地人说的家常话。后来，它变成一句成语、一句优雅的书面语言，又不知使用了多少年，可如今还在我们楚地的乡村里“土俗”着、优雅着。何为雅何为俗谁又说得清呢。其实，文与白，雅与俗没有什么不同，使用得当，俗可为雅，使用不当，雅也成俗。可是我们今天的诗人词人却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只要是旧体诗词，就得文绉绉的，甚至故意找一些生僻字放在里面，以证其纯正性、高雅性。这样做，反而产生审美隔离，拒绝并疏远了今天的读者。

不能简单地、浅层地理解语言即是思维的表达工具。其实，语言蕴藏了生命的全部信息。语言是人的另一种生存形式。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能比人本身更立体、更丰富、也更具魅力。我们看到，人的短暂一生，其身体可以迅速消失，但他的语言方式、文字方式、行为方式，可以长久地留存下来，使隔代甚至隔数十代的后人读着他或关于他的文字，便能感知他的生命形态。这个“他”仍然活在我们的周围。屈原的行吟态、陶潜的田园态、嵇康的狂狷态、陈子昂的孤独态、李白的醉酒态、辛弃疾的英雄态、李清照的高贵态、贾宝玉的痴情态……透过文字一眼就能看出来。

诗词语言尤忌原地兜圈子。在以中国为轴心的大一统的农耕文明时代，诗词语言伸向各个角落，探索了种种表达可能，也抵达了种种可能高度。在旧的语言形态里，我们今天其实难有太大的作为。几千年的写作，无数人的探索，以至我们左冲右突，但还是难以走出前人构筑的文字樊篱。一味地坚持旧式思维写作，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新词，正在惊喜之时，说不定就会在另一本古籍里找到它的踪迹；好不容易找到一条新路，再往前走时，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处。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完全运用当代的语言习惯写作，就能摆脱前人的羁绊，也很难与前人撞车。因此，要以喜悦的积极的态度迎接新的语言挑战。摆脱旧的语言思维和语言体制，大胆地使用今天的语言写作。这样写出来的诗词作品，相信会更加被人们接受。要克服旧体诗词对文言文的心理依赖。不要以为把“我”写成“余”或“吾”就雅了。不要以为旧体诗词就要写得“旧”，而且越旧越好。能不能这样说，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如何把“旧”写“新”、把“新”写“活”。

六、贴近生命写作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表达方式。今天虽然还有不少地方的人以纯粹的体力劳动求得生存。但是，机械化、电器化，甚至信息化、数字化形成的批量生产、大面积耕种，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生产方式。手工用品，差不多成为稀有品，需要有专门的政策扶持才能存活下来。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现在，在楼房里、工区间、城市中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趋势。“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难以见到的。中华诗词写作由农耕文明的“得心应手”到了今天越来越捉襟见肘、处境尴尬、词不达意了。诗歌栖息的土壤，似乎变得越来越贫瘠，越来越陌生。

人可以改变生产条件，但是从根本上说，人无法改变自然，无法改变风雷雨雪，无法改变日月星辰。花还是照样开，树还是照样长，水还是照样流，鸟还是照样啼，虫还是照样鸣。大自然仍然超越人而存在着。把眼睛放大里看，放远里看，我们的星球，其实没有太大变化。我们要改变的，其实只是观察世界的那一双眼睛和感知世界的那一颗心灵。生意盎然的大自然，谁都拿不走她。发现自然、贴近自然、回归自然，从自然中吸取爱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任何时候都是诗词创作必须的。古时是这样，今时还是这样。

生活因“人”产生意义。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人”的生活，而不是物的生活。不管生存方式如何变化，不管你是坐毛驴车还是坐马车，坐高铁还是坐飞机，但有一样没有改变，那就是还是人在坐。不管是吃老母鸡，还是吃肯德基，总归是人在吃鸡（基）。人，始终是诗词写作的主体。把人写活了，也就把诗写活了。不妨试试如何在诗词写作中加大自然之“物”，减弱人造之“物”。诗遇水土，遇风月，就能活起来。人心就是诗心。诗心就是自然之心。人的喜怒哀乐是一定要表现在生活里的。把人的喜怒哀乐写好了，就把诗写得抑扬顿挫，生机勃勃了。因此，贴着生命写作，而不是盯着物写作，就能写出活态的诗。

七、让文字沉下来

诗词艺术说穿了是“沉”的艺术，“慢”的艺术。任何文学艺术都可能是沉的、慢的。吵吵嚷嚷出不了好作品。艺术和技术的本质区别在于，技术是以更快的手段获取更多的物质报酬。而艺术却是以最精心、最完美的手段获取精神的满足。好的艺术总让人阅读时，能慢下来，再慢下来，以至于一篇作品可以千遍万遍地读，可以一代又一代地读。“床前明月光”是这样，“两个黄鹂鸣翠柳”也是这样。历史从来不计较作品生产时的慢。“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成为美谈，告诉人们如何慢工出细活。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终成千古杰作。这些都是慢的典范。在今天倡导诗词写作的慢可能尤为必要。生活是快的，但心灵却不能承受之快。因此，总要有慢东西来平衡快生活。那么艺术，唯有艺术才能使人们的心沉静下来。

热中冷思考，可能是诗词写作中让心沉下来的一个方法。经济可以由市场导引，但艺术不可以。由市场导引的艺术最终是热闹一时的东西，是浮在表皮的东西。现在的社会到处在造热，媒体推波助澜，使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诗人，面对一个接一个的热浪，可就要有诗人的清醒与冷静了。诗人应是一个思想者。诗人对世界和社会万象应当看得更透彻一些，思考得更深入一些，让读者在你的作品里面不仅得到愉悦，同时还得到启示。

把大事写小，也可能是一个沉下来的好办法。中华诗词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字不多，架子很大，格局很大。天地万物，历史未来，可以随意拿来放入一首诗词中。这是诗词写作的易，也是诗词写作的难。放得好，小中见大，平中见奇；安排得不好，匠心不能独运，往往大而空虚，大而无当。所以得考虑如何把大事写小。《诗经》为何百读不厌，就是在一花一叶中作文章，出诗意。“比”、“兴”就是这么产生的。但到后来，诗词的这个传统被概念化现成语取代了。诗词的“理”再也不由一花一叶去说了，而是由诗人直接说了出来。“杨柳依依”就直接成了“我很爱你”。今天的许多诗词看不到小事物、小细节的滋养。人常说“细微处见精神”，其实也是“细微处才见诗意”。

让诗词走进现场，书写日常生活，是今天诗词创作特别需要强调的。不要以为写日常生活、居家小事就降低了诗人的身段，其实日常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细微处就在日常生活里。米缸里有神在，花叶中有如来。当代小说家、散文家都能写好现场、写好日常生活，中华诗词完全可以借鉴其经验，把诗写得饱满和亲切。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可以医治今天诗词写作中常见的虚空病。写日常生活就会写到物、写到事，这样心就会沉下来，艺术也会沉下来。

科学技术是想把“人”变成可以操控的“物”，而文学艺术是极力维护本来面目的“人”。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人类因此而茫然。但艺术因此而大显身手，及至绚丽多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诗词永远年轻。中华诗词有无限的表达时空，这也是今天中华诗词的人类学背景，诗人于此不可不察。

八、胸怀向世界敞开

由于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不同，导致民族思维方式不同。事实上东西方在思考问题时是有很大差异的，形成的文学理论也不一样。如果仅从形式上说，东西方文艺理论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是说法不同，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罢了。就说西方的抽象艺术，我们的书法艺术，就几根线条，要多抽象有多抽象。就说西方的印象派绘画，我们中国的文人画还不印象吗？就说意识流，我们的诗词创作完全就是意识的自由流动，天上地下，随意发挥，无所不能，无所不可。

中国的艺术从一开始就强调了诗词创作中的“悟”性思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产生的文艺理论是感悟式的、生发式的、片断式的；而西方文艺理论从头到脚，讲究来龙去脉，比较的科学严谨，看上去体系比较完备，但是，我以为差异还不在这里。

东西方文艺理论的不同，主要在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以什么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以儒家教化为核心，强调的是“诗言志”，是儒家精神，这也是中华诗词的一个优秀传统。而西方文艺理论，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研究对象，形成的文艺理论落脚点在人，这不仅影响了西方文学艺术，也影响了整个西方现代文明。

应当承认，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朦胧诗人和先锋文学作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创作，并且拿出了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学式样的作品时，撬动了中国文学的板块。它的正面影响是存在的，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也要吸收西方文学理论，来丰富今天的写作。这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美术等艺术门类中，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事实上，东西方文学理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相互补充，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

作为已经存在两千多年的中华诗词来说，面对今天的开放时代，一定要有开放精神，要向世界敞开自己的胸怀，检验自己的胆识。要有“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要敢于在大风大浪中磨砺诗词的肌骨，强健诗词的体魄。基于这种认识，中华诗词完全可以从西方文学理论中吸收营养，来丰富今天的创作。东西方理论的互补，一定会刷新中华诗词创作的局面。我在《南园词话》中说过，今天的诗词居住在一个豪华的房间里，风来八方是因为窗开四面。一扇开向传统，一扇开向未来；一扇开向东方，一扇开向西方。生活在今天的诗人词人，真是有幸了，方便之门为“我”敞开，只要展翅，就能飞翔。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心潮诗词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