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风

口头会气之功夫一种

杨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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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会气”大致有两个意思：一是说了就算数；二是说了就算了。前者好像跟市场经济有点瓜葛，比如粮价、菜价、票价等，往往都是口头会气的东西，当事者说了就算数，拜访物价局不过是走走过场，毕竟谁都不得不尊重市场规律。市场规律无疑是个深奥的话题，因而这里我得将其轻轻放下，只甘于摆弄摆弄后者，即“说了就算了”这种。

“说了就算了”的口头会气，意为说着玩，哪怕说者并非说着玩而实际上怀有一番用心，旁者也多是听着玩；哪怕旁者并不愿听着玩而很想拿它当真事儿，事后也很快就会发现这实在当不得真。我想这个层面的口头会气就是“说大话”的意思，这是从我妈妈那儿感悟到的。比如我说：“妈，明儿我没准能出本畅销书呢。”我妈妈就会无声笑笑，说：“你当那是口头会气呢？”我屡屡品了又品，觉得这个“口头会气”就意指“说大话”，两者的内涵与外延虽不致完全重合，也势必要叠压大半。最保守的说法是，说大话为口头会气之功夫一种。我妈妈之所以没动用“说大话”，显然是给她闺女留面子呢。

所谓说大话，就是说没边没沿的话，当然只好说了就算了。不过这也实非我的长项，至少我远没有希望夺冠，因为台湾已经有位李姓同胞扔出了这样一句话：“我要找到文章比自己写得更好的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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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憎恨死亡，只为死亡不分贵贱，我则比较讨厌感冒，因为感冒无论闲忙。说大话也具有同类性质，即不管贵者、贱者、闲人、忙人，都会说。

前几年在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遗址，曾探访过5000年前的坟墓，这墓学名“积石冢”，有大有小，有主有次，随葬品更是多寡有别，富贵与贫贱一目了然，这说明死亡虽然谁人都抓，最终待遇却还是不一样的，且古今亦然；有人感冒了会挂吊瓶，或者熬点姜片可乐喝喝，我则大多是挺，实在挺得不耐烦才会吃片药以求速愈，这说明感冒虽然谁人都袭，但抵御方式还是不同的，会因人而异。说大话也是如此，虽然每个人都有权力也有本事说说，但说出之后的反响或效应却是大相径庭，不能一概而论。

事实是，凡人的大话多叫“胡吣”，名士的大话多谓“狂言”。还是那句话：同样是讲故事，那也得分是谁讲的。据说一代国学大师刘文典曾下过这样一个断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周，一个是我刘文典，还有半个是冯友兰。”如此金贵的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某次跑警报时，见沈从文比他跑得还快，就忍不住有点生气，说：“你跑什么跑？我跑是为了庄子，你跑是为了啥？”

刘文典一向号称“庄子专家”，出版过浩浩十大卷的《庄子补正》，陈寅恪为其作序并给予极高评价，人家有这么一大撂书垫底儿，好像就扔出啥大话都比较不过分。试想此话若是出自凡人之口，听众会是啥反应？不过话说回来，寻常之人也实在难以抛出如此壮阔之大话，充其量捉磨出一句“若能跟苏格拉底聊聊天死了也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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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说大话也需要资本。

若干年来，人们虽未建立起一套说大话与资本相对应的成熟机制，却也一直在暗地里严格加以区分：没资本的大话多叫“吹牛”，有资本的大话多谓“显摆”。

将前者谓之“吹牛”，相传与皮筏子有关。皮筏子是一种简易的渡河工具，早年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境内的黄河水道，构造颇为简单：上面是木制框架，下面缚以充气皮囊，皮囊均取自牛或羊，将其四肢及头除去，剥皮，晾干，将切口缝合，只留一条腿的缝口作充气孔，传统充气法是直接将嘴凑上去吹，一口接一口地狠吹猛吹，直至将其吹得滚圆。

小时候过年家里总要杀猪，有很多机会见人取了猪的性命之后，以一条猪后腿为切入点而将猪吹圆，然后浸在大锅的开水里刷刷刷褪毛，那时猪皮上的褶皱已悉数撑平，很好褪毛。我深深记得吹猪之人胀得通红的脖子和脸。后来人们就不再用嘴吹，改用自行车的打气筒了。据此推想，吹牛这活儿一般人应该操弄不了，得十分身强力壮者才成，遂此词有了了不起的意思。世上真正了不起的事物毕竟不多，渐渐地就会沦落为真真假假的了不起，直至演化成能唬得人一愣一愣的大话。至于为啥没能最终定名为“吹羊”，我想可能缘于羊皮远不及牛皮坚硬厚重，不能更为传神地烘托出吹者超强的嘴上功夫而已。

“吹牛”类型的大话在我们周围比较常见，类似茶馆、餐厅、会议室等适合闲侃之处，满耳朵都是，群情激昂之际，会感觉到那些张扬的语句层层叠叠簇拥于空中，你磕我撞，你踩我踏，即所谓云山雾罩。内容上则是说啥的都有，跟马季和赵炎在相声里概括的差不多：巧的，善的，明的，暗的，海阔天空的，转弯抹角的，互捧的，自擂的，反正都是在知根知底者面前要忍不住心里打鼓的悬话。

至于将那些有点资本的大话谓之“显摆”，则多少隐含一点听者刚好没那资本的沮丧与不平，就像你若热恋了，自个儿在家偷着乐乐也就是了，何必还在仍然单身者面前做幸福状啊？就像那个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且被印度圣雄甘地誉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的狂儒辜鸿铭，他曾如此标榜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既然整个地球都任你平趟也就够了，你还总结出来公之于众干啥啊？刺激谁啊？尤其万分不幸的是，此君所言还句句属实。于是人们就只能在瞠目结舌之余说人家“显摆”，而不好谓之“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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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话未必总能令人人都心舒意畅，这显然已有违说者的初衷。

死亡的稠密是缘于大自然怕人成精而不好操控——人若长生不死肯定成精，钻出如来佛的手心一准不在话下；感冒的稠密是由于好心的病毒想提醒你要保证自己的性事频率——科学家说性生活不足是导致感冒的重要原因，最次是之一——那么想来大话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也该有其足够的内因与外因，毕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产销对路才是长盛不衰的唯一法宝。试图将每个人说大话的内因与外因一语蔽之是不可能的，可堪归纳的只有目的，那是差不多共通的，也相对单纯得多，仅两个：或者自我造势，或者自我造市。

自我造势者偏重于精神层面，讨要的是别人的尊敬。尊敬的生成及其维护，根本上都有赖于自己的人格，而人格属于魅力范畴，无形，不大好被人领会，心急者便只好靠说大话来给自己不起眼儿的肉身镀上一道光圈，以期尽快得到众眼睛们的眷顾；自我造市者偏重于物质层面，惦记的是别人的钞票。钞票在人家兜里，想让其主动掏出来给你，首先得成功激发出他的购买欲，因而才有人苦心经营点大话以便给欲售的自己或自己的产品增加点螯头，让人家相信不买即亏。说到底，这两个目的其实也能殊途同归合二为一，并一语道破说大话者之初衷：自我抬举。

凡事一旦跟初衷与目的挂钩，就有了衡量的标尺，高下之分避不可免。因而看似简单的说大话，其实也是一门手艺，讲究的是功夫，不光是嘴上功夫，还关涉到智商和情商。

一般说来，聪明人的大话死无对证，愚蠢者的大话有据可查。发生于人群之中，是大话的本质特征，也是其致命弱点，遂总得一边说着大话，一边提防着被知情者翻案。中国人是一个注重血缘与乡土的民族，表现在说大话上，则是偏喜在祖宗和地缘方面做点文章。聪明的人，会尽量捡那些年代久远之人之事作为大话的建筑用材，比如汉家皇帝称自己是夏朝驯龙者刘累的后人，唐家皇帝把老子李耳奉为自己的祖先，即使世人半信半疑或者压根儿不信或者干脆不服，也没处去较真去理论。不那么聪明的人，其大话就不堪一击，比如自家祖坟明晃晃撂在辽阳，还硬说自己是杨利伟的老乡，很没意思。

从情商上考量，可知情商高者的大话悦人利己，情商低者的大话损己伤人。比如曹操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大话虽吓得刘备掉了筷子，但刘备内心深处肯定还是喜悦的，从中也会使他更加确知曹操水深而不敢妄动，暂且回去仍浇后园子，于曹操本人也有利。

损己伤人的低质量大话则更为多见，在抬举自己之际总拿旁人垫背，十分不够高明。抬举自己本来是为了让社会大气候更为于自有利，让自己尽快攀上些名师名友而织就一张背景关系网，让自己能像个蜘蛛似的在网中央游刃有余，让自己沾足“名师出高徒”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光，然而如此积年累月地伤害别人，这网你就很难织成，这气候也就不宜人居。

听说民初鸿儒章太炎的脾气很糟，爱骂人，还专骂名人比如孙中山，他骂时还不许别人附合，谁若附合了就会领受他一巴掌，其理论是：“你算什么东西？总理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章老爷子号称“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一向没谁敢惹，想来打了骂了也就罢了，若换了个人如此行事，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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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操作大话的风险已可见一斑，说得好，啥都好，说得不好，就能成灾。史上已不乏此类先验，尤以集体共同说大话的后果最为恶劣，典型案例是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据我妈妈讲，那时人们会在稻子就快成熟之际，将十余亩地的稻秧齐刷刷移植到同一亩地里，收获了，再宣称亩产万斤或者更多。“大跃进”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按理说这教训足够让世人汲取若干年的，然而不，才半个世纪左右好像有人就给忘干净了。

传闻时下就有个别当权者，可能读小学时亏欠了奖状而今想补尝，就总跟上头儿反应咱县咱市的经济状况如何如何一片大好，再而三地，上头儿就信了，于是该免的税缴了，该拨的款免了。当权者咬牙挺着。上头儿就又回身拍拍他油洼洼汗津津的头，说你干得可以啊，索性再帮帮你左邻右舍的穷兄难弟吧。啥叫哑巴吃黄连？想来这就是了。不过苦的自然不是终于挨了夸奖的当权者，而是咱县咱市的劳苦大众。这样的大话者就显然有点恶心人了，不仅不具专业技能，还不讲职业操守，弄得连吹牛都上税了，自个儿也让人家戳脊梁骨了。

看来口头会气的功夫实非人人都可练就，能真正以此达成自我造势或自我造市之目的者，更应该不多。给我的感觉，惯说大话者都挺累的。惯说谎话者也挺累，脑袋累，得培养自己有个好记性，而惯说大话者则是心累，苦心经营许久最终仍梦幻泡影的那种累。就像一个人，总嫌自己矮，总是踮起脚尖走路，走了很久，发现自己还是矮，该有多泄气？

那天很晚了，接一女友电话，说我得跟你唠唠，马上，我就要崩溃了。等我坐进她的车里，她的坦诚劲却又没了，眼光照旧游移。我不急。我知道她这是憋得实在不行了，她非说不可，说，我无疑就是最佳的耳朵——她早盘算好了，说实话给我听所冒风险最小。

数年来，此女友跟鼓足了气的皮球似的，摸爬滚打在社会的中间地带，她得有力量，得有面子，否则不好混。令人叹惋的是，她若想保持这力量和这形象，不得不借助些许甚至很多的大话，而大话在关键时刻又好像很不被素喜大话的世人买账，因而她总有机会觉得累。其实她所讲述的那些事儿我并听不大懂，不可能给她什么有明确指向的建议，她找我来唠唠，也不过是求个释放，想在我身旁素面朝天地喘口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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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说大话是个好东西，很多时候会导致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倘若果真将这个世界的大话扫荡得一干二净，想来也会丧失许多彩头儿，因为有些人的有些大话说得属实够精彩，既快当了自己的嘴，又愉悦了别人的耳朵，甚至还会振奋后人的心灵，鼓舞子孙的斗志。

比如伟大领袖毛泽东，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放在眼里，嫌人家略输文采又稍逊风骚，至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不过为一介武夫，只识弯弓射大雕；比如南朝诗人谢灵运，其大话相当有谦有让，一点都不令人反感，嘴上功夫可谓到家，曾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比如英国才子奥斯卡·王尔德，传言此君乃为“玻璃”，无论真假都不失可爱，只为他有一句上好的大话，那是他赴美演讲时在纽约海关说的，当时海关检查员问他有啥东西需要报关，他说：“除了天才，别无他物！”

又比如法国的巴尔扎克，四处躲债时还不忘抽空抢着扔大话：“拿破仑用剑未完成的伟业，我将用笔来完成它！”再比如那位专骂总统的章太炎，听说他后来在国内还是混不去了，就逃亡到日本，且仍然随身携带着狂妄，当警察进门查户口之时，这老爷子就相当不悦，傲慢地在表格上填着：“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

有鉴于此，想来世人还是继续地口头会气地说点大话比较好，那毕竟也是一道风光，气儿吹的风光尤其了不起。只是需要殷勤苦练口头会气的功夫，否则让人免费听咱的单口相声还是小事儿，最怕的是遭人诅咒。若暂时还实在没自信开口，那就先寻个把名人来吧，拉他们一一合个影，放大到巨大，张挂在客厅里，如果还能夹进自己的畅销或有待于畅销的书里到市场上转悠一圈，则更佳。

可以补充的是，我那位苦闷的女友后来曾问我：“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这个社会有问题？”我张了张嘴，再张了张嘴，还是啥也没能说出来。记得当时我脑袋里都是牛河梁的那些石头古墓，我猜其中最大的那个埋的一准是巫师，而且这巫师早在5000年前肯定就已学会了口头会气说大话的本领了，否则咋能镇唬住那么多人而独占那么优良的一处坟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