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洁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上海200000）

浅谈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

刘蓉洁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上海200000）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是伴随着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时局变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和国人对西学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渐产生的。

近代史教育发展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门就被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所攻陷。从那时起，中国的一些开明和有识之士才开始关注起国门以外的世界，主动了解和学习西方。被称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1］，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由此可见，当时国人对西学的认识仅局限于坚船利炮等军事知识而已。随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战败，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而掀起了洋务运动，谈西学，办洋务成为当务之急。1898年，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明确指出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即主和次，体和用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开始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对西学的认识逐渐突破‘坚船利炮’的概念，有了较广泛的内涵”。［3］

中国近代的科学教育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而中国社会工业化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就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并相应革新外交、军事、教育等实业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4］洋务派人士抱着救亡图存，维护清政府统治的目的学习西方，主要是想通过引进西方的军事和工业技术进而增强国家的实力。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急需培养大量军事技术人才和工业技术人才，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的科学教育的产生是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教育，是从坚守自我到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的科学教育开始只能是具体层面上的科学教育，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传授和模仿。

于1866年由左宗棠奏请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科学教育机构，其目的在于培养中国自己的工程技术人才。继福建船政学堂后，洋务派又相继创办了一批工程技术学堂，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之前，共建立了10所工程技术学堂（详见表1所示），占洋务派创办的近30所新式学堂的三分之一。这些建立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工程技术学堂都不同程度的具有军事技术教育的性质，是洋务派着力于建设近代军事工业在教育上的反映。

表1　洋务派创办的主要工程技术学堂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也宣告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国人开始进一步意识到，“西方列强继军事侵略后的经济侵略对中华民族生存构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5］仅仅靠发展军事工业不能够挽救处于危亡的中国。有识之士提出了“实业救国”，开始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同时也从甲午战争日本的成功经验中看到了教育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各派人士一致认为，改革教育培养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各种实用人才是使中国由贫弱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这一进步反映在当时的科学教育上就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教育开始扭转甲午战争前偏重于国防军事的倾向而趋于为经济建设的各领域培养工程技术人才。1895年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就是科学教育宗旨转变后的最具代表性的科学教育机构。

19世纪末期，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步伐的加快和国内反清运动的兴起，清政府被迫采取措施以维护统治，开始实施“新政”。

“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改革教育制度，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即“壬寅学制”，但是壬寅学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至1903年，在对壬寅学制进行修订和补充后，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付诸实施的学校制度章程，它从组织形式上对近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影响很大，清末和民国初期的新学校教育制度都主要是以癸卯学制为依据的。

“癸卯学制”中关于科学教育也有了很详尽的规定，科学教育的内涵在此得到了丰富和扩展。如规定高等工业学堂招收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其办学宗旨为：“以授高等工业之学理技术，是将来可经理公司工业事务，及各局厂工师，并可充各工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6］高等工业学堂相当于科学教育的专科层次，其学科分为十三科，每一学科包括所修的专门科目和普通科目。高等工业学堂的学科和专门科目详见表2所示。

表2　高等工业学堂学科及专门科目设置

癸卯学制中对与科学教育有关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是比较全面和合理的。这一方面是在制定癸卯学制时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另一方面制定者也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课程设置不仅重视基础课程，也重视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这是培养基础扎实和专业牢固的人才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科学教育以法令形式被正式纳入教育体系中，科学教育开始步入制度化阶段并得到大规模实施。从1905年科举制废除到1909年，全国已有农业、商业、理工等专业学校16所，学生1 881人；实业学校254所，学生16 649人。至1909年，全国共有2 651名工商业毕业生，多数对口供职。到1911年，127所高等专门学校中，理工农医类学校共23所，学生达2 195人，占全部专科学生总数的9.2%。《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21种理工农医专业中，就开设有465种完全由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课程。［7］并且科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在基础教育中也开始有所体现，读书人开始有机会普遍接受科学知识教育，中国的教育最终完成了由古典教育向近代化的转轨。

癸卯学制的颁布是新式教育的转折点，体现在科学教育上就是中国历来重道轻艺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具体层面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一是抽象层面的科学精神的培养［8］。如果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传授是科学教育的实体的话，那么科学精神的培养则是科学教育的灵魂。由于这种教育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延续而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这种跨越文化的学习与当时救亡的事件背景相结合，就导致了科学教育的核心——科学精神的误解和缺失。

中国近代意识到科学精神的培养的第一人是严复，他说：“夫西学格致…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其大妙用，在于有以练智慧，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于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9］严复的思想虽然已触及到科学精神的层面，但压倒一切的救亡的时代主题使科学精神遭以误读。可以说，在救亡的时代，科学精神培养的失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没有人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即使思想深刻敏锐如严复者，也不能逃脱。［10］

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使得挽救中国于危亡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大大加快了中国科学教育发展的脚步。科学教育由只关注科学知识的传授开始转向对科学方法的关注，并进一步加深为对科学精神的提倡。但是这种对科学的提倡和崇尚是表面的和空洞的，科学在这时只是一种被人们盲目追求的时尚，以满足在全面批判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之后对新的价值体系的渴望。所以从实质上来说，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中的科学精神一直都是缺失的。这不仅体现在以科学知识替代科学的教育，还体现在以功利为目的而非探求真理和质疑的科学精神。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从洋务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到癸卯学制颁布使科学教育制度化，再到“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提倡和崇拜，即使是单纯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而忽视科学方法特别是科学精神的培养，中国的科学教育正是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冲破重重阻碍而缓慢的向前发展。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种科学精神缺失的原因以及为我们当前的教育和社会中科学精神的缺失以及误解寻找根源，还科学以本来面目。

［1］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叙（一），成文出版社据清道光版本印行

［2］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卷三（一），成文出版社据清道光版本印行

［3］栗洪武著，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5页

［4］［5］史贵全著，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第15，22页

［6］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463页

［7］王冬凌，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回顾与反思，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4（6）

［8］袁振国，反思科学教育，教育参考，1999（1），第6-8页

姚晓春，科学教育与教育的使命，教育参考，1999（5），第12-14页

［9］严夏，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第45页

［10］吴冬梅，浅析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中科学精神缺失之原因，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