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君特·格拉斯善于用动物来寓意男性，他作品中有一种半人半动物型男性形象，具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外表是人，内心似动物”的半人半动物“丑男”；2.“外表似动物，内心是人”的半人半动物“丑男”。无论哪种“丑男”，都有着深刻的寓意：前者寓意着法西斯对人们心灵的毒害；后者寓意着文化艺术与政治的对立及知识分子外表的异化和内心的反抗。

关键词：男性 半人半动物型 寓意 毒害 对立反抗

君特·格拉斯是德国当代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位作家。其作品中的反法西斯倾向和对德国罪民的批判以及不断提醒德国人对自己暴行的反省和对人类命运前途的思考使他的作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君特·格拉斯作品中的主要形象基本上是“丑男”，在他笔下有一种“特殊”的“丑男”形象——半人半动物型，这种“丑男”具有丰富的寓意。

一、半人半动物“丑男”形象

《狗年月》中的马特恩、阿姆泽尔，《蜗牛日记》中的奥托均属于半人半动物“丑男”形象。前者的特征为“外表是人，内心似动物”，后者的特征为“外表似动物，内心是人”。

（一）“外表是人，内心似动物”的半人半动物“丑男”形象

这类形象以《狗年月》中的马特恩为代表。《狗年月》中阿姆泽尔和他少年时期的朋友马特恩之间的恩怨构成了作品的主要线索之一。马特恩是一个外表怪异的人，小说中写到：“这个几岁的孩子叉开双脚站着，在三月份露出紫红色的膝盖，叉开十指，眯缝着双眼，让他那头发剪得很短的头上的所有伤疤——这些伤疤是由于摔跤、斗殴和钢丝网划出裂口落下的发肿——具有鲜明的特色，他从左到右，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两臂交叉，撑在棍子上，呆若木鸡，陷入沉思之中，平时困倦得迟钝的目光变得咄咄逼人，暗淡无光，让人毫无目的地猜想到仇恨。”他和同一年出生的阿姆泽尔，八岁时结为兄弟，但不久却反目成仇。马特恩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在精神上依附于阿姆泽尔，“谋杀”了阿姆泽尔后，他酗酒，偷东西。

表面上看，马特恩似乎是个不可理喻且相互矛盾的投机分子，但按照格拉斯的观念，他的所作所为有其逻辑性和必然性：由于缺少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能力，所以他逃进理念范畴之中，以寻找安身立命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反法西斯主义，对他而言均没有了任何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所谓的信仰最终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伪信仰。这种信仰非但不能给人以精神自由，相反会成为人的精神束缚，以致他不得不忍受内心极大的不自由、不成熟和奴性。马特恩是一个既有奴性又有攻击性的人，虽然他对阿姆泽尔的仇恨首先源自唯心主义的思想，但不能否认的是他有着对阿姆泽尔的嫉妒，后者在智力、财富方面均超过他。他虽然身强力壮，甚至一段时间内能够充当阿姆泽尔的保护人，但智力上显然处于劣势。在阿姆泽尔充满创造性的稻草人制作过程中，他几乎帮不上忙，只能在后面扛东西，与此同时他在经济上经常依赖阿姆泽尔。后来阿姆泽尔在他的煽动下几乎送了命，他不仅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残酷的迫害者，是畸形的法西斯时代精神的产物，最终他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选择并维持了盲目的仇恨和愤怒。马特恩偏激、酗酒，动不动就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嘴里时不时冒出“犹太鬼”这句骂人话。为了个人利益，他不惜出卖好友，恩将仇报，把莫逆之交打得鲜血淋淋。对于那些曾经损害过他的人，他从不放过，把那些人的名字记在“心上、脾上和肾上”，然后，一个一个地进行报复，把淋病传染给他们的妻子、情人、女儿。马特恩性格有缺陷，他嫉妒、冷酷、仇恨、暴虐、固执、自私、心狠、精神分裂，是一个内心黑暗丑恶的人。

（二）“外表似动物，内心是人”的半人半动物“丑男”形象

这类形象以《狗年月》中的阿姆泽尔和《蜗牛日记》中的奥托为代表。

《狗年月》中的人物阿姆泽尔是滑稽的，“那胖乎乎的人影，微红的皮肤，身上满是斑点，人又胖腿又短，像一头小猪，会引人发笑。”

《蜗牛日记》中的奥托像一只蜗牛，他看上去可笑又可怜，什么都不是，是一个身上什么都歪着斜着的人：右肩耷拉着，右耳下垂。与此同时，右边的眼睛紧眯，将右嘴角吊了上去。在这样一张走了样的、专与对称过不去的脸上，耸立着一个肉乎乎的、根儿朝左倾斜的鼻子，由于旋儿多，没有办法分头路。下颌丁点儿小，随时准备缩回去似的。

“外表似动物，内心是人”的半人半动物男性形象虽然外表酷似动物，很丑陋，但内心世界却有一种不屈不饶的抗争精神。

阿姆泽尔，因为体胖和有一半的犹太血统，遭人歧视。但他的血液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反叛精神。他身强力壮，在体能和体育运动方面总是强者。阿姆泽尔——黄金小嘴——布劳克塞这三个名字表明阿姆泽尔性格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与童年时代的名字“阿姆泽尔”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具有音乐禀赋，能唱童声高音区；在绘画方面表现不凡；制作的稻草人闻名遐迩，令人叹为观止。”“黄金小嘴”是他被打掉三十二颗牙齿后离开故乡、来到柏林并镶上全副金牙后得到的绰号。作为“黄金小嘴”的阿姆泽尔和蔼可亲、忠厚老实、乐于助人，体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他对昔日恩师——布鲁尼斯的养女燕妮的帮助，饱含着巨大的勇气和真挚的情怀。在法西斯横行的年代，布鲁尼表面上是因为刑事犯罪，实则是因为政治问题锒铛入狱，要收留这位集中营囚犯的养女，风险可想而知。“黄金小嘴”时代的阿姆泽尔作为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和芭蕾教练，在艺术上一丝不苟，在教学中严格要求，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布劳克塞尔先生”这一称呼标志着这时的阿姆泽尔已经身居布劳克赛公司经理这一要职。在这一时期，他的才华集中在拓展业务和开发新产品上面，他除了继续制作稻草人和开办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磨坊主马特尔咨询机构之外，还生产了在西德引起轩然大波的“神奇眼镜”。对于马特恩过去的所作所为他佯装不知，采取宽容的态度。

阿姆泽尔虽然有黄金小嘴、布劳克赛先生三个名字、三重身份，但其基本品质却一脉相承。他的真诚、智慧、冷静、善良和幽默、乐观，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奥托行动与精神都酷似蜗牛，有“怀疑精神”，对于奥托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他后来出于兴趣成了研究蜗牛的生物学家。希特勒上台初期，由于他先前所在的人文中学生源不足，因此来到犹太公立学校继续任教。尽管犹太人的某些习俗让他感到陌生，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更有所怀疑，但当这些人成为纳粹迫害的对象时，他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一边。因为亲近犹太人自然引发亲纳粹分子对奥托的不满，他被视为异己，遭到莫名的毒打。

奥托躲到了一个自行车商人施托马家的地下室里。施托马家的地下室不是奥托逃亡的终点，更不是他向世界告别的地方。地下室岁月对于奥托而言是一个过渡时期，奥托凭着他的韧性和坚持战胜了一切，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凭着耐心和爱心治好了房东女儿莉斯贝特的抑郁症。

奥托外表行动都似蜗牛，并无美感，但内心坚韧，和格拉斯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意象性符号。他是怀疑原则的代表，也是“缓慢、谨慎、坚韧顽强”的化身。恰恰是这个看似“什么都不是”的人被认为是格拉斯小说中鲜有的毫无保留的正面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讲，蜗牛代表了格拉斯本人循序渐进的社会进步观。“因为这种超越一切界限、留下迅速风干的滑动痕迹的爬行动物除了其他为训练有素的哲学头脑们所称道的生物性特征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它的“脚踏实地”，它奋力向前，却从不跃进，而且永无终点。蜗牛的哲学其实就是爱心与耐心。如此意义上的蜗牛更像是德国传统的动物寓言中的角色。它所体现的与其说是自身的生理特点，不如说是格拉斯极力宣扬的人的政治品质：敏感、谨慎、耐心、持之以恒而又善于妥协、富有自我批评精神，既有实践和思想上的灵活性，又不乏学习能力。蜗牛柔能克刚，甚至可以“毛发无损地爬过开启的剃须刀”。

君特·格拉斯主张一种改良主义的进步观。相信进步能够通过让步和个人在具体情况下的坚强来取得。“只有那些认识并承认进步当中停顿的人，只有那些一次或多次放弃过的人，只有那些曾经在空荡荡的蜗牛壳中待过的人，那些在梦想的阴影中居住过的人，才能够衡量进步。”

二、半人半动物“丑男”形象的寓意

（一）“外表是人，内心似动物”的半人半动物“丑男”的寓意

寓意着法西斯对人们心灵的毒害和摧残。

《狗年月》中的马特恩是一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受害者。“他的身上充满了矛盾，他既是赤色组织‘红鹰的成员，甚至还是共产党，但是又参加过冲锋队，当过兵，上过前线。他既散发革命的传单，又参与冲锋队追捕革命者、迫害无辜者的行为。他曾经因为‘侮辱元首在什未林剧院被解雇，因为反抗法西斯在警察局被打断肋骨。他既有过辉煌又有过耻辱。他灵魂中的阴暗面在他与期歃血为盟的好友阿姆泽尔的关系中暴露无遗。小时候，马特恩是阿姆泽尔的好朋友和保护者，为阿姆泽尔打抱不平，在阿姆泽尔恐惧时为他解围。但后来马特恩加入冲锋队，揍起自己唯一的朋友阿姆泽尔却比别人更凶更狠，直打得阿姆泽尔血流满地，牙齿脱落。冲锋队的身份使他灵魂中兽性的一面恶性膨胀，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为了进行“非纳粹化”，他无所不用其极，不惜让仇敌的女眷患上淋病。在人的外表下的马特恩早已没了人的良知，已经和动物无异，凶狠，残暴，充满了兽性。

在德国境内，法西斯对人们心灵的毒害和摧残随处可见。这种精神受害者的人数远远超过肉体受到残害者的数量。正因为受害者的范围更广、更深，所以展示这种影响就更具有重要意义。

（二）“外表似动物，内心是人”的半人半动物“丑男”寓意

1.文化艺术与政治的对立

文化艺术经常在国家兴旺发达的同时得到繁荣发展。在德国这二者的高潮却从来没有一致过，凡是帝国处在强大统治的时候，它的文化精神就比较贫乏，而当国家衰弱之际，思想文化却得到迅速的发展。“思想精神”与“国家政权”的分裂使得德国的文化艺术与政治发展不同步。

比如，17世纪的德国一步步走向了残酷的专制统治，国家的发展举步维艰，但在此时德国向世界提供了四位天才画家克拉纳赫、丢勒、格吕内瓦尔、荷尔拜因和天文物理学家开普勒。18世纪德国的诸侯因贪图权势，尔虞我诈而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但此时文化艺术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光辉时期，德国文坛人才辈出，莱辛、歌德、席勒等相继出现在了德国文坛，思想巨人也应运而生，出现了许多位哲学大家，对世界的贡献达到了最高峰时期。这时候出现的德国七位音乐大师，比德国诗人和思想家更加闻名于世，他们是巴赫、韩德尔、海顿、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

这种脱节的现象导致德国的国家政权在失去了“思想精神”的引导和监督后最终走向恐怖的法西斯独裁。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政治权力与思想精神背道而驰的最大事例，他以国家名义镇压和反对思想精神。格拉斯《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失去话语权，《狗年月》中阿姆泽尔被人嘲笑和攻击、排挤，《猫与鼠》中的马尔克被众人的追逐、潜入水中，《蜗牛日记》中奥托的蜗居，就是遭受纳粹镇压的知识分子的写照。

不管德国的政治结构如何动摇，精神思想只会越来越坚定与美好。代表“国家精神”的人们鄙弃专制的祖国，渴望消灭封建割据，实现民族统一。在格拉斯的作品中不断肯定代表德国的思想精神的艺术家——在专制暴政中真正为了理想而坚持的人，不屈服强权的人。如《狗年月》中的阿姆泽尔，阿姆泽尔的稻草人艺术具有多重意义，经过阿姆泽尔的手，“普鲁士王国的士兵，明火枪手、二等兵军士、小四方旗手和军官”在田野里“晃来晃去”，历史就这样被重新复活了。与此同时，他遵循“原型首先应当取自大自然”的艺术原则，观察世界，并试图忠实地再现世界，阿姆泽尔再现的是时代风貌，他所制作的疯狂斗殴的冲锋队员、目空一切的纳粹分子等给第三帝国德国人画了一幅群像，阿姆泽尔的艺术宛如一面矗立在人们面前的镜子，起到某种警示的作用。在纳粹的统治之下，那些代表“国家精神”的文学艺术家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抗争，内心世界是非常崇高的，是堂堂正正具有“思想精神”的人。但这些人由于德国法西斯的种族偏见和因不与法西斯同流合污受到纳粹的压迫，被纳粹及广大纳粹支持者视做异类，丑化成了动物。

但不管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如何扭曲和丑化他们，但事实是“曾经使德国名扬天下的‘精神与艺术永远高于恐怖的‘德国政权之上；‘文化生活永远高居于‘政治生活之上；创造德国文化的‘被统治阶级永远高居于不能代表德国文化的‘统治阶级之上，把所有的德国皇帝和首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莫扎特，舒伯特，丢勒、席勒等，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她的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哲学相媲美”。格拉斯用锋利的笔对德国民族“正统”（国家权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2.寓意着知识分子外表的异化和内心的反抗

两次世界大战让整个世界面目全非，人们饱受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尼采喊出了“上帝已死”的口号，达尔文进化论告诉人们人并不是上帝之子，而是由猴子进化而来，和动物等同。人们开始对信仰产生了怀疑，传统的价值观也开始崩溃，再加上西方工业化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世界上的一切并非想象的那么美好，理想与现实生活脱节，人类在世界上的处境非常糟糕，在本质上是荒诞的，非理性的。

正当人们陷入迷惘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法国的萨特提出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面对现实，做出选择”，他告诉人们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世界的荒诞），面对痛苦，要勇敢做出选择（给陷入迷惘中的人们一盏前进的指明灯），顿时让西方人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存在主义哲学瞬间风靡整个欧洲。

存在主义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君特·格拉斯，他特别喜欢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格拉斯在他的《文学与神话》一文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还是一个无知的年轻人，充满着好奇，正如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那样，更多的处于反叛而不是处于了解而投奔存在主义及其款式，我第一次阅读了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当时并没有正确理解令我着迷的东西。今天，由于经验教训以及政治上的影响，我想起了滚石头的童话——它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山，却不想停放在那儿，想起了嘲笑诸神、肯定西西弗的英雄主义的荒唐。这种荒唐天天都可以得到证实。用寥寥数语概括整个神话的这幅快活的推石人的图像，与我们今天杂乱的信息或者社会学的生产过剩相比，能更全面、并且更有意义的证明人类的存在。”后来君特·格拉斯在接受中国记者的访谈时，又提到了加缪及其《西西弗的神话》：“这个西西弗连续不断地滚着那块沉重的石头上山，推至山顶，又会重新滚下来，他又从头开始做这项费力的工作，周而复始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看来似乎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但你知道加缪的文章最后怎样评价他的吗？我们不得不把西西弗设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作为加缪观点的信从者，君特·格拉斯赞同世界是“荒诞”的观念，认为世界具有荒诞性，荒诞本身就是生活的部分。那么面对荒诞，应该怎么做呢？君特·格拉斯很赞同西西弗的做法，积极向上推石头，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积极应对，永不屈服。因为世界是荒诞的，所以君特·格拉斯认为在荒诞的世界里的生活是无法被如实记录的，必须用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记录。所以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不正常，滑稽，荒诞，丑陋”的外表和正常人所不具有的“特异功能”，如：侏儒奥斯卡声音能穿透玻璃；中学生马克尔有一个像老鼠样引猫来捕捉的喉结；老鼠能说人话；男人们在一条鱼的指导下完成事业。荒诞在君特·格拉斯的作品中承载了深深的寓意，成为了一种意象，影射纳粹法西斯、或德国罪民，或流亡的知识分子，能更形象生动地唤起人们的自省意识。面对荒诞，要经过真正的理性思考，勇敢做出选择，与现实抗争

君特·格拉斯一直以来在不同场合表达他的这种观点。在海尔布隆作家聚会上格拉斯以“学习反抗，进行反抗，敦促反抗”为题进行了演讲，他说“我们总是错过反抗，德国的历史是一部错过反抗的历史”，“自从我懂得了恐惧以后，从此以后我能够想象任何形式的战争。战后我们这代人挂在嘴边的誓言是“再也不要战争了”，但这种否定，这种“我不参与”的态度是不够的，我们要学习反抗，进行反抗并敦促反抗。君特·格拉斯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他认为一个代表精神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回避政治，置身事外的。德国走向了法西斯跟全体德国人民的盲目服从与不作为是有关系的，特别是与一般德国平民比较起来肩负着使命的德国知识分子。君特·格拉斯在《文学与政治》中写到：“我觉得，文学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体：我写作的语言患了政治病；我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读者，跟我这位作家一样，都带有政治的烙印：寻求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将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甚至月亮的比喻也已突然显得阴森可怕。”文学家应该积极介入社会，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积极选择”，介入社会。君特·格拉斯和萨特、加缪一样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用文学干预现实。“由于文学的人道主义格言，暴政也会恢复健康”。

君特·格拉斯塑造了一个个外表荒诞丑陋，内心理性崇高的人物形象。奥斯卡宁愿自残成为一个侏儒，也不愿和社会同流合污。阿姆泽尔被冲锋队打掉了满口牙齿，面对朋友的背弃，众人的欺压，亲人的离去，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在马尔特最终陷入疯狂时，他却凭着自己的韧劲、坚持和乐观获得了成功。而奥托用他的蜗牛信念使自己和别人活了下来，人生因此具有了价值感。

从这些角度我们似乎看到了西西弗永不言败的坚持，这也会让我们想起古希腊悲剧最高典范《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等人物虽败犹荣，虽死不惧的精神。这是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壮崇高之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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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笳等译，[德]君特·格拉斯.与乌托邦赛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53.

（韩海燕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5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