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武+王元姣

西征悲歌冲霄汉

1936年秋，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相继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11月10日，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政治、军事与党务。军政委员会领导成员是：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 （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中央还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称“西路军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曾传六任政治保卫局局长。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二师四个团3000余人;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师六个团6500余人;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二师六个团7000余人;另有骑兵师200人马。全军2.18万人，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西路军孤军征战河西走廊，由于兵力悬殊，弹尽粮绝，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战况极其悲壮。

西路军原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九军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山丹一带建立根据地。本来永昌、山丹一带地区狭窄，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物产有限，建立根据地不易，在敌人重兵围攻之下，西路军更难立足。西路军为策应河东主力的战略转移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此徘徊40余日，虽大量歼敌，但自身损失严重，由过河时的2.18万人减至1.5万余人，战斗力大大减弱。

12月底，西路军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以顽强的毅力再次开始西进。

1937年1月1日，红五军、红九军一部同时到达临泽县东端的沙河堡。之后，红五军沿黑河西进20公里，进入临泽县城蓼泉镇，政委黄超带领三十七团、四十三团以及总部直属队伍驻守临泽县城。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四个连和妇女独立团三营一部又向高台疾进，午夜过后抵达高台县城下。敌保安队及民团1400余人投降，国民党高台县长率职员开城门迎接西路军入城。

红五军占领高台县城后，总部和红九军一部、殿后的红三十军相继到达临泽南部的沙河堡以及张掖西南的甘浚堡、西洞堡一带。后九军、三十军主力全部集中在沙河堡。然而，此时河东形势再次紧张起来，蒋介石扣押张学良，调集重兵进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党中央一面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促蒋履行诺言;一面积极部署兵力，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局势的急剧变化，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予以配合。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 “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7日、8日，军委主席团又连电西路军，令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根据军委主席团指示，西路军收缩在临泽县境和高台县城内，准备消灭进攻之敌。

1月12日，马匪切断西路军高台、临泽的联系，并牵制沙河堡主力西路军，集中四个骑兵旅和炮兵、特务、手枪三个团以及部分民团共2万余人，向高台城发起进攻。驻守高台城的红五军3000余名将士与敌激战四昼夜，连续打退敌人的几十次冲锋。军长董振堂亲自指挥守城，从18日傍晚开始，敌不分昼夜轮番攻城。红五军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木椽捣敌人的云梯头，用滚开的面糊糊朝敌人头上泼，用大刀、梭标、石块、冰块把爬上梯子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下去。城墙沿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不幸的是，20日凌晨，投降的原民团团丁叛变，打开了西城门，敌人蜂拥而入。在此生死存亡之际，红五军伤员、所有参谋、干事、勤杂人员都投入战斗，冲上城墙与敌肉搏。巷战从上午10时进行到下午3时，包括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内的3000名红军将士壮烈牺牲。

高台城血战期间，红三十军、红九军也在临泽的倪家营、李家堡、鸭翅渠、沙河一带与敌主力进行拉锯战。高台城失陷的同时，敌人集中力量猛攻临泽县蓼泉城。红五军另两个团在军政委黄超率领下在城外阻敌，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带领的警卫连、妇女独立团部分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等数百人在城内坚守，相互配合，打退敌人一次次的攻势。苦战三天后，突围向临泽县南的倪家营子集中。

高台失守，临泽突围后，西路军全军尚有1.3万余人。1月23日，西路军突围东进，从南路沿祁连山东行至黑河两岸的龙首堡和西洞堡一线。27日，红三十军3000多名指战员和红九军几百名战士利用有力形势打歼灭战，初到河西战场的敌宪兵团、手枪团全部被歼，共计1200余人。然而，敌人主力大部分已提前越过黑河拦阻西路军东进。决战于我军不利。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龙首堡召开会议，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寻机歼敌，为东进创造条件。至30日，西路军近1.3万余人全部进入祁连山北麓梨园口外的倪家营子。

从2月1日开始，敌人围攻进驻倪家营子的西路军。首当其冲的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固守的汪家墩阵地。头天晚上，二六三团三营九连的130余名战士进驻这个阵地，到第二天黄昏，兄弟连队接防时，这个连只剩下九个人，其中四人还负了伤。时值隆冬，大部分身着破单衣的战士为了御寒，就找一块破毡，中间掏一个洞，从头上套下，腰间用绳子一扎，就算是棉衣，用破衣、破毡把脚包起来当鞋穿，许多战士的手、脚冻裂了。更为困难的是，没有粮食吃，春节这一天，每人只分得拳头大的一块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死马肉。

西路军在饥寒交迫之中，与敌血战到2月中旬，击退敌人大规模的进攻达八九次，毙伤敌军近万人，但仍未能扭转战局。从2月15日起，马元海集中步、骑、炮兵一切力量向西路军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徐向前、陈昌浩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但敌人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弹药、人员、粮食有耗无补，水井临近枯竭。为摆脱困境，西路军白天与敌正面激战，夜晚潜入敌营偷袭，炸毁和焚烧弹药库，迫敌减轻攻势。眼看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已无法再固守下去，军政委员会决定再次突围转进祁连山。2月27日，西路军突围后，向倪家营西北方20公里处的三道柳沟转移。28日天明之时，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西路军进入三道柳沟。立足未稳，追敌又至。师长熊厚发带领的八十八师与敌殊死搏斗，激战一天，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了。倒下去的每一个西路军战士身旁，都横着几具甚至几十具敌人的尸体。熊厚发也身负重伤。连日作战，局势极为不利，西路军余部不得不再次突围，准备经梨园口进祁连山。

3月11日夜，西路军被迫突围，沿祁连山边进入梨园口，准备向山里转移。红九军为掩护红三十军转移，拼命与敌殊死搏斗，争夺梨园口两岸的山头。不到半日，红九军仅剩的千余人大部分战死。身中数弹的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批中高级指挥员全部以身殉国。红九军失利后，敌人倾其全力向红三十军逼近。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员向山里转移，红三十军指战员顽强与敌搏斗，战况极其惨烈。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损失惨重。西路军仅剩的3000余人，边打边撤，13日进入祁连山腹地的康隆寺。14日，撤到石窝山的西路军还未喘过气来，马匪追兵又至，担任掩护的二六五、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损失极为惨重，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壮烈牺牲。

红石窝山，在祁连山中并不出名。这里山林茂密，几乎没有人居住。此时，西路军只有两个团的战斗部队，加上后勤人员共剩余3000多人，总部认为要设法保存一部分干部。夕阳时分，乌云在翻滚，大地在哭泣，雪山在悲鸣。战斗到最后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头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三项决定：一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二是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李先念和李卓然分别负责军事指挥与政治领导;三是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决定由骑兵师政委张荣率妇女独立团余部和特务团及伤病员1000余人为一支队;副总指挥王树声率红九军余部和两个骑兵连约700人为一支队;李先念率红三十军剩余五个营约1500人为一支队，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此支队行动。当晚，在夜幕掩护下，三个支队从东南方的架鸡儿岭一线分路突围。但三个支队中只有李先念率领的支队从祁连山中西进，经过40余日的风雪转战，历尽千辛万苦，保存了400多人，终于抵达新疆，然后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回延安。

陈昌浩和徐向前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东返。为缩小目标，警卫人员就地分散游击，徐、陈单独行动。徐向前几经艰难跋涉，辗转回到延安。陈昌浩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也由老家汉口回到延安。

西路军在张掖境内与马匪征战三个半月，历经较大规模战斗数十次，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正如毛泽东主席对徐向前所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治疗，没有子弹，靠大刀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严寒艰苦何所惧，笑洒热血不低头。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张掖人民奋勇前进。

留得燎原星火在

西路军的境况，牵动着党中央、社会各阶层以及无数张掖人民的救援之心。而企图斩尽杀绝的马步芳军警，纠结地方民团、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等一切反动势力，对失散流落的红西路军干部、战士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张掖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西路军濒临失败和失败后，党中央曾采取百计千方营救之，使一大批被捕、被关押及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高金城，这位淳朴善良的张掖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和搜捕活埋、残忍屠杀所吓倒，而是千方百计与敌周旋，冒着生命危险不遗余力地掩护营救伤病失散红军，使九死一生的一批红军战士劫后重生，回到了党和军队的怀抱。惊险的场面、动人的事迹，见证了张掖人民为正义事业挺身而出、勇敢担当的炽热情怀。

高金城是基督教徒，长期从事医务工作，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他曾在张掖开设过福音堂医院，济贫扶危，在当地各阶层中影响广泛，是营救西路军人员最合适的人选。1937年8月初，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和谢觉哉的争取，高金城被任命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办事处又派原红军团长蔡光波以助手名义随高金城前往张掖。8月7日，高金城一行到达张掖，遂以抗敌后援会主任的名义，宴请包括县长马鹤年、一百师师长韩起功在内的党、政、军、商、绅头面人物，召开各界民众参加的抗日动员大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为营救工作创造了条件。他以重开福音堂医院，为抗日伤病员治病为由，要回了被敌一百师伤兵医院占据的福音堂，并召回了以前的学徒、现已各自行医的张明新、陈大伟等人，很快恢复了福音堂医院。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以医院缺少护理人员的理由，向韩起功要来了被俘的王定国等四人到福音堂医院工作，以加强营救力量，大力收治西路军伤病员。伤病员治愈后，高金城发给他们路费和自己的名片，有时还为行动不便的人员寻找车辆，组织他们分批到兰州寻找八路军办事处。据不完全统计，从张掖福音堂医院经高金城送回的西路军人员，先后有10余批约200人。为了收容流落人员，高金城等以外出治病的机会，走遍了张掖的民乐、甘浚、龙渠、安阳、康隆寺、倪家营等地。当得知在民乐南山中还隐藏有不少西路军人员的消息后，高金城利用旧交，做民乐县沐化区区长孙振铎的工作，安排王定国、张明新等人，带着100多张写有“红军已改编为第八路军，在兰州南滩街54号设有办事处，朱良才在那里接应你们”的纸条，前往民乐寻找并散发给西路军流落人员。见到纸条的人们，互相联络、传递，不少人都辗转回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一些因各种原因没有离开的人员，也在孙振铎的关照下在当地安家。高金城的营救活动逐渐被反动势力所察觉，并受到监视。即使在得知自己已被列入马步芳捕杀共产党人的名单后，高金城仍在1938年春节前夕，冒着危险将19名从祁连山中出来的西路军伤病人员收留救治。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敌人以给韩起功治病为名，诱捕并杀害了高金城。

除了高金城，张掖还有许许多多各阶层人士以不同方式冒死营救西路军。肃南马蹄寺的隆阿卡营救徐向前、陈昌浩一行，告知出山的路。山丹县马营乡北窑坡甘家庄的但复三医生和妻弟万怀章主动帮助陈昌浩、徐向前东返。身负重伤的西路军干部徐一新流落肃南红湾寺，被挖金场的张积玉收为义子装成哑巴疗伤。一月后在白水泉附近遇上放牧青年屈大成，被带回家中用麝香贴敷养伤，后转移到喇嘛湾一个山洞里。屈大成每天让8岁的妹妹送饭、送水，入秋后又将徐一新转移到祁连山北麓的亲戚家。徐伤好后，乡亲们筹集30多块银元作路费，由屈大成护送到兰州“八办”，后一同转赴延安。一天，九名红军伤病员互相搀扶着来到临泽县鸭暖村徐菊香家，她将仅有的一点粮食全部煮成饭食，供伤员们食用，并用盐水为他们洗伤口。“二马”部队搜查时，她立即与家人将落难红军藏在粮屯、果园和土地庙里。西路军战士杨春材流落到山丹县平坡煤窑，被医生李逢益掩护，结拜为兄弟。民乐县农民王志成夫妇救护了西路军战士林春芳等五人。红山崖的裕固族牧民安措花将几名红军伤员领回帐房藏匿养伤，被乡亲们称为“红女人”。曾受过马家军欺侮的张掖县“长兴泰”掌柜刘芳看到被俘红军战士的惨状后，买通看守，将300多件皮衣送进监狱。敌韩起功旅某营伙夫胡嘎扬，从死人堆里救活一名奄奄一息的红军战士，并收为义子留在伙房做工。临泽县沙河镇地方民团大队长王学文收留抚养西路军干部遗孤。

张掖人民营救西路军的事例，不胜枚举。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就是一个个激动人心的音符;一个个曲曲折折的经历，就是一曲曲回肠荡气、直冲霄汉的壮歌。张掖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掩护红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的感人事迹，同红西路军征战河西的英雄业绩共同载入了党和军队的辉煌历史。

铭记悲壮历史，弘扬西路军精神

战斗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但无数烈士的鲜血铸就的红色殿堂永远屹立在张掖大地上。张掖人民永远铭记这一悲壮的征程，并长期缅怀之，默默凭吊之。

高台烈士陵园坐落在高台县人民东街，于1957年竣工落成，2009年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纪念馆坐东向西，占地133亩。建筑物依中轴线由西向东排列，有游客服务中心、通透式大门及大门组雕、《血战高台》英雄群雕、纪念碑、红五军阵亡烈士公墓、纪念馆等设施。纪念碑南、北两侧分别建有董振堂、杨克明纪念亭。大型英雄群雕“血战高台”，既有以董振堂为原型指挥战斗的指战员，又有吹响冲锋号的红军小号兵;既有救死扶伤的卫生员，又有支援红军的人民群众。且人物面向四周，使每一个侧面看上去都是一个动人的战斗场景。纪念碑采用仿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造型，高29.37米，碑身上面的党徽寓意革命战士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碑体正面是李先念题写的“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碑体背面镌刻着反映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碑文。面积3662.17平方米的纪念馆建筑创意为古烽火台式造型，体现了红西路军百年不灭的精神火焰。馆内设“序厅”、“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建立永昌、山丹根据地，策应河东红军”、“血战高台、临泽”、“石窝分兵、余部进疆”、“全力营救、保存火种”、“忠心耿耿、铁骨铮铮”、“光照千秋、永载史册”八个展厅，艺术地再现了西路军浴血河西的悲壮征程和西路军英勇顽强、宁死不屈、患难与共的献身精神。所有建筑物都与碧绿的草地、挺拔的松柏相互穿插环绕，环境优雅、宁静、壮美。

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殊荣，现已成为全国反映红西路军历史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纪念馆，是红西路军历史的纪念、展示、保护和研究中心。

在临泽县东郊大沙河南岸，坐落着一座红西路军烈士陵园，始建于1986年，总占地面积600亩。园内绿树成荫，花香弥漫，主要建筑物有纪念碑、烈士陵墓、将军亭、博物馆、双拥馆、烈士纪念馆等。园名由李先念题写。烈士纪念碑正面是徐向前元帅书写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永垂不朽”的题字，背面是反映西路军在临泽境内浴血奋战70余天的碑文。纪念馆内陈列西路军在临泽的战斗史迹简介及烈士的遗物，包括枪管、大刀、马尾手榴弹、子弹、饭桶、饭罐、照片等。1991年5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将临泽红西路军烈士陵园列为省级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高金城烈士纪念馆的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张掖纪念馆，建于1998年。该馆以红西路军西征为背景，着重反映民主爱国人士高金城在张掖营救红西路军流落失散将士的动人事迹。该馆馆舍面积6668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2850平方米，固定展出“高金城烈士生平事迹”、“红西路军征战河西甘州史”、“张掖红色革命史”三个主题展，辅助展出“弘扬民族精神”、“甘肃精神”等。收藏相关图片、电文、手稿1200余幅，实物400余件。所有这些，都见证了高金城烈士冒死营救红军的英雄事迹。

一幅幅大型画面，一张张史迹文字，均展现了西路军的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战斗场面和悲壮历程。面对纪念碑亭，不禁思绪万千。睹物思人，更令人刻骨铭心。

为了大力弘扬西路军精神，近年来，中共张掖市委成立了“张掖红西路军精神研究会”，着力抢救、搜集、整理有关红西路军征战河西的历史资料，彰显红西路军的业绩，最大限度地留存西路军历史，提炼西路军的精神内涵，编撰反映西路军精神的资料，引导全社会继承西路军光荣传统，弘扬光大西路军精神。

今天的张掖，已上升到了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重要路线之节点的高度。“建设丝路明珠金张掖，实现幸福美好家园梦”已经成为张掖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为了扮靓张掖的“金”字招牌，以深厚的红色文化建设为载体，大力弘扬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的红西路军精神，用西路军精神催生奋勇前进的动力，为“实现幸福美好家园梦”贡献力量，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张掖人民，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