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抗日战争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迅速培养大批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德才兼备干部的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抗大是毛泽东主席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是革命的大熔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12所分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战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当时的抗大物资经费困难、设备简陋，教员也是很缺的。为了使教学正常进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充当义务教员。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位。

1936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陕北，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党中央、毛主席把这一历史重任担在了自己的肩上。毛主席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5月14日，毛主席在黄河西崖的大相寺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并将其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会上，毛主席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1937年2月，学校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抗大就像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抽调很多高级将领来学习，充分证明毛主席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宏才大略。他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折。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为了帮学员们适应时局转换，毛主席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学员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主席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又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人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在抗大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到抗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学员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思想豁然开朗。后来，毛主席在抗大又讲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使学员们受益匪浅。他讲课的内容，不是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出发，而是从长征和抗战初期的现实实践开始，信手拈来的话题，深入浅出的阐释，高屋建瓴的结论，或嬉笑怒骂、当头棒喝，或循循善诱、通俗易懂。

抗大是毛主席亲手创办起来的，也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毛主席办学校有一套独特的作风。他既总揽全局，又放手让学校干部大胆工作。抗大刚开办时，他兼学校政治委员，后来又兼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任，但一些具体工作都由学校干部去做。他还让几个学员担任学校领导工作，这在我军和世界教育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毛主席很重视学员的作风培养，特别是艰苦奋斗作风的锻炼和培养。他常说，学员的作风培养好了，到部队后就是一面像样儿的旗帜。

1936年7月，国民党军高双城部偷袭瓦窑堡后，学校一度迁到了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保安县（今志丹县）办学。那时，保安四面群山环绕，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物产匮乏。保安城外的山坡石壁上的石洞就是学员们的校舍。学员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们学习却很用功。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

毛主席对学员们这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一天，毛主席讲话，他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学员们的表扬，也是对学员们的鼓励。从抗大开始，学员们就把毛主席倡导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作为一种优良作风继承下来。

1937年3月，毛主席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把它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下来。这是对抗大艰苦奋斗作风的又一次肯定。抗大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校风，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有时候，毛泽东夜间工作时间太晚，第二天不能准时到学校上课，学员们就列队来到凤凰山下毛泽东住处的小院子里，席地而坐，聆听演讲，认真记录。随着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大家都想亲耳听听毛泽东的演讲或报告，于是就开设了露天大课堂。延安城里抗大的庭院里，清凉山下陕北公学门前的广场上，以及桥儿沟鲁艺的院子里，摆上一张小方桌，放一个装满热水的搪瓷缸子，毛泽东站在桌子旁边就开始演讲。说到激动之处，他往往双手叉腰，身体前后移动，甚至在台上来回走动，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听众们的心。整风运动之后，这种台上与台下的互动，逐渐演变成台上一个停顿，话音刚落，台下一人振臂高呼，千万人齐声响应，群情激奋，斗志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