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梅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7）

从结构主义解析《碟中谍5：神秘国度》

王雪梅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7）

2015年7月上映的《碟中谍5：神秘国度》是《碟中谍》系列电影的第五步作品，9月在中国内地上映，好评如潮。本文将从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出发，运用“行动元模式”和“符号矩阵”的主要理论来分析影片中互相对立的角色、存在与反存在及其负向所形成的矛盾，以探析深层结构和意蕴，解构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从而拓展这部影片的内在深度，完整把握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结构主义；碟中谍5；行动元模式；符号矩阵

一、结构主义叙述学概述

结构主义是指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在20世纪60年代勃兴于欧美的、将所有文化现象都视为符号结构加以分析的文化思潮。法国的一些批评家在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下，开始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叙事作品的语言单位进行分析、归类和组合，并从作品的内在语言意义入手，探讨叙事作品中作为符号的语言单位是怎样通过作家技巧的点化，形成一个有各种叙事信息故事组成的作品整体。格雷马斯是结构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结构语义学是以寻找意义的基本结构为目标，他认为叙事文本是由表层机构和深层结构组成，深层结构在组合化的过程中生成表层结构，进而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文本。格雷马斯建立起“二元对立”和“语义方阵”的理论，从而为各种类型叙事作品中的基本意素关系提供了描述模型。

本文将从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和“符号矩阵”来分析《碟中谍5：神秘国度》的深层结构，以便了解影片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影片的深层结构关系。通过结构主义的分析，进而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去理解影片所表达的深层含义。

二、从“行动元模式”来看《碟中谍5》

格雷马斯在普洛普“叙事功能”理论的基础上将31种“叙事功能”发展和完善为互相对立的行动角色，提出了“行动元模式”，并且划分为三种相互对立的成分，即“主体”和“客体”，“发送者”和“接受者”，“辅助者”和“反对者”。

“行动元模式”具有特定的价值和功能，它可以涵盖故事叙事中的所有人物及其变体。格雷马斯认为，“整个行动元以主体所追求的愿望对象为轴；作为交际的内容，愿望对象位于信息发送和接收者之间，而主体的愿望则投射于辅助者和反对者。”[2]246“叙事首先通过某一中介被赋予形式，然后才呈现出来，中介可以是文学或连环画，或者电影。”就《碟中谍5》而言，主体为伊森·亨特，客体则为他的计划——对“辛迪加”的追杀与反追杀，防止解散“不可能人物情报署”（IMF）。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连接点就是“追杀与反追杀”。故事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这些有意向的行动构成有意义的情节。“发送者”与“接受者”则分别是IMF和中情局。这对行动元关系到客体的存在方式和最后归宿，如果缺少这两个行动元，客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电影《碟中谍5》中的主人公伊森·亨特，作为影片中的主体是整部影片的叙事焦点。伊森是IMF团队的核心人物，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通过队友班吉等人黑入俄罗斯卫星、窃取CIA情报，从而完成了一次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亨利认为IMF肆意妄为，脱离监管，由此提议中情局取消IMF。为了保住IMF，伊森一方面要逃避“辛迪加”的追杀，一方面也要追杀恐怖组织分子，证明“辛迪加”的存在，从而防止美英矛盾的加剧。在追杀与反追杀的过程中，伊森和恐怖分子斗智斗勇，最终揭露了恐怖组织的存在，摧毁了恐怖分子的计划，得到了亨利和中情局的信任，最终让IMF继续存在。作者从影片的叙事线索入手进行分析，进而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该片的叙事结构，抓住伊森在追杀与反追杀的过程来回穿梭的空间脉络，从而进一步表达出作为主体这一行动元在影片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客体的“反追杀与追杀”，是贯穿整部影片的主要细节。“反追杀与追杀”的难点在于既要防止神秘恐怖组织“辛迪加”对自己的追杀和，又要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防止恐怖行动。影片中第一次反追杀和追杀是在伊森获取新任务情报后被神秘组织的莱恩抓住并进行审讯，伊森在伊莎的帮助下逃离了迫害，并对神秘组织进行追踪和调查；第二次反追杀和追杀是在伊森和班吉得到所谓的“辛迪加人员名单”后，却被伊莎窃走，为了追回U盘上演了人车大战的惊心画面；第三次反追杀和追杀是莱恩为了获得启动“辛迪加”的资金，利用队友班吉的生命对伊森进行威胁和围攻，最后伊森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解决掉了莱恩，防止了美英大战，最终也获得了中情局的信任，抱住了自己的团队。

“辅助者”和“反对者”这一对辅助元素对叙事文本具有重要作用。在《碟中谍5》中，辅助者是伊莎·福斯特、威廉·布兰德、班吉·邓恩，反对者的角色则是莱恩。格雷马斯认为辅助者的功能在于“有助于欲望的实现”“利于交流”，反对者的作用在于“制造障碍，阻止欲望的实现”“妨碍交流”。在某种程度上，辅助者和反对者对于情节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影片的的主线是伊森要证明“辛迪加”的存在，澄清自己的团队没有边界，从而赢得中情局的信任，在这一过程中，从发送到接受阻碍重重，反对者制造的障碍以及辅助者的协助作用构成了跌宕起伏的情节。

三、从“符号矩阵”来看《碟中谍5》

格雷马斯的文学符号学——“符号矩阵”，源于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意义只有通过二项对立才能存在，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叙事作品的矩阵模式，即“如果义位S和S'共有一个义素内容S，而且这个被视为正向的义素同时以非S这一负向形式出现在义位非S和非S'之中，那么义位S和S'可以说是对应于义位非S和非S'。换言之,S的对立一方是S',在此之外还有与S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S,又有S'的矛盾方即非反S'”246，通过不是对立就是否定的行动素（文本中构成事件行动的要素）来说明叙述的普遍模式和叙述的语法本质,“由此产生的行动素的矩阵模式虽很简单,但可以在‘增补投资’的压力下生成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方式”247。这一模式能够说明表现层上一切意义组织和表示叙事结构中的诸意义制约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对《碟中谍5》的电影文本进行符号化解读后就形成了存在（S）VS反存在（S'），非存在（非S）VS非反存在（非S'）的语义方阵。

从存在说起，影片一开始便是特写镜头伊森不顾生命危险扒在飞机上，亨利认为IMF的行为已经逾越了规矩，带来了像摧毁克里姆林宫、窃取CIA情报的严重后果，于是向中情局提请取消IMF的存在。由此以伊森为核心的IMF与亨利为代表的CIA就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存在（S）与反存在（S'）关系。特工伊莎为了获得身份的存在证明，在一次任务中搭救了伊森，获取他的信任后又抢走了U盘，将自己置于危险处境，最终与伊森一起对抗神秘的恐怖组织“辛迪加”，伊森与伊莎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存在（S）与非存在（非S）之间的二元关系，这种关系将影片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也让观众获得一种视觉上的享受。由变节特工莱恩组成的神秘组织“辛迪加”为了保证自己的存在，要挟伊森绑架美国首相获取解锁密码，以便获取保证神秘组织运行的资金支撑，这不仅威胁到了IMF的存在，而且也对美英关系、对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亨利与莱恩之间就此构成了反存在（S'）与非反存在（非S'）之间的二项关系。用镜头的组合来表示连接、进展、因果性、对立关系、空间的远近等等。《碟中谍5》在叙事的时候也是用这种镜头的组合和转变来展开故事。伊森最终摧毁了莱恩的阴谋，同时也向亨利证明了恐怖组织“辛迪加”的存在，从而获得了CIA的信任，保证了IMF的继续存在。

四、结语

格雷马斯的叙事结构理论基本点在于二元对立的概念，运用相互关联或对立行动元素间的组合分析《碟中谍5：神秘国度》的人物功能和结构特色，能够更加直观和准确的解读这一影视作品的意蕴，诠释了电影这样一种文艺表达方式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娱乐和视觉冲击，它也可以用来展示人性的存在与美好，表达世界每一位成员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从而使观众更透彻的欣赏和领悟该作品。

[1]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2]格雷马斯(法).结构主义学[M].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址三联书店, 1999.

[3]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法).刘云舟(译).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5]申丹,王丽亚.西方故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J905

A

1005-5312（2015）35-01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