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00）

从王弼“得意忘象”说论“言不尽意”的演变及影响

李博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00）

在魏晋玄学之辩中，经学家王弼继承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又吸收《易传》中“象”的概念，提出了“得意忘象”说，是魏晋时期“言不尽意”论的集大成者。而“得意忘象”说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中“意象”概念的形成，对后世文学创作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通过对先秦到魏晋时期“言不尽意”论演变的梳理来把握言意观的文学化倾向，分析其文学影响。

言不尽意；得意忘象；意象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而,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在象者,乃得意者也;在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这就是他的“得意忘象”论。很明显，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是对先前庄子“得意忘言”说的继承与发展。从庄子到王弼，“言不尽意”论的演变有着文学化的倾向。

首先，我们要对庄子的言意观进行梳理。庄子是先秦诸子言意之论中“言不尽意”说的代表，他对言意关系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天道》、《外物》、《秋水》等篇中。在《庄子·天道》中：“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贵非其贵也。”庄子认为，语言之所贵在意义，而“意有所随”，即言外之意，这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由此，后人概括总结为“言不尽意“的观点。接着庄子说道：“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庄子认识到言语对“形色名声”的描述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之情”即为道，即言语不能表达出最为本质核心的道。庄子以“道”的特殊性来表达言不尽意的普遍性，具有很深的哲学意味。但这不妨碍他以“道”的无限性形象地道出了语言的有限性、浅层性。而语言有限性特点的点出，极大左右了后世的言意之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每位学者在提倡“言不尽意”说时都会陷入一个矛盾中，既然言不尽意，为何他们还要著书立说？《庄子》一书洋洋洒洒十万余言，他不能不解决这个矛盾，他由此提出了承接“言不尽意”说的“得意忘言”说。

在《庄子·外物》中，庄子写道：“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荃是用来捕鱼的，而蹄是用来捉兔的，既然已经得到了鱼、兔，那么就可以忘掉荃和蹄。而语言是用来达意的，得意应忘言。言是作为意表达的工具和手段；意则是目的和结果。在更深的意义上讲，庄子一方面承认言与意具有某种工具和手段的内在对应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真正得意的方式只有是超越语言本身,在对语言表象的认知中通过对事物的无限体会与感悟来达到。在这里，庄子将解决言意对应的矛盾落足到得意忘言的体会方式，为“言不尽意”说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从表面上看，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是为了弥补自身学说的漏洞而提出的，但不论它有没有弥补漏洞，我认为在实际上它有着很大的价值。他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强调对语言自身的超越，虽然言说的是“道”，但与文学家们含蓄的创作心理是相契合的，这也为之后“言不尽意”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埋下了伏笔。

在经历了两汉的经学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大兴,玄学家们围绕着有无、本末、形神、言意等理论命题展开了不断地讨论，言意之辩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此背景下，三国魏人王弼提出了“得意忘象”说。因上文已给出王弼对于自己“得意忘象”论的阐述，在此就不再叙述。

上文说到，王弼的观点是对庄子的继承与发展。在继承上，王弼作为道家思想的拥护者，一方面仍主张“言不尽意”的庄子学说；而在发展上，他把“象”的概念引入“言不尽意”的学说。“象”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老子》中①，多为道的代称。而“象”作为“言”与“意”的中介是在《易传·系辞上》中始现的，《易传·系辞》有云：“子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意，…’”。《易传》的言意观是对儒道两家言意观的折衷。它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认为“言不尽意”，但又讲“立象以尽意”，“象”是解决“言意”矛盾的方式方法。而王弼对“象”的引入，迈出了“言不尽意”论发展的一大步。

王弼在论述中加入了“象”的概念，将三个概念置于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上，“意”最为抽象，“象”次之，“言”为最次。“言”可表象，但需“得象忘言”，“象”作为第二层面的载体，是对意的寄托，需要“得意忘象”，不能固执于“言”、“象”的表象，否则就会妨碍达到目的--对“意”的理解。王弼通过对先秦儒道两家言意观的调和，在“言不尽意”观中引入了“象”的概念，由“得意忘言”发展为“得意忘象”。通过对“象”的引入更加确定了“言”、“象”的工具性特征，“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即我们“可以用具体者来表现抽象者”②，但又指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具体的事物如语言、卦象只是作为凭借，它们是无法穷尽意义的内涵的，这使“言不尽意”学说更加完整。

王弼对“象”的引入或许是为了学说完整性的需要，但它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动了“言不尽意”说向文学理论方向的发展，即“言不尽意”说的文学化趋向，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中“意象”理论的产生。一方面通过玄学家的辩论，这种对有限的具体事物持“否定”态度的思维取向使人们不满足于具体事物，而去求取更为抽象、更具普遍性的意义内涵；另一方面“象”概念的引入使人们在求取抽象内涵的过程中找到了可以与“意”通过精神沟通的“象”，并以此作为工具，通过象征、想象等手法表现某种具有审美特征的飘渺的情感内容。

王弼的“得意忘象”说是“言不尽意”论的重大发展，“言不尽意”论的重心由哲学开始趋向于文学。而最早将言意关系引入文学领域的是陆机，他第一个将“言不尽意”论引入文学创作理论。他这样叙述创作《文赋》的缘起：“余每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而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无疑受到了当时求取抽象内涵的思维取向的影响。

继陆机后，意象理论开始萌芽，最早可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作者认为写文章不仅要有文辞和声韵之美，还要运用意象使文章具有形象之美。这就明确肯定了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将之前文人们不成熟的探索进行了总结。此后，“言不尽意”的观点随着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普遍运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从司空图的《诗品·含蓄》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到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曰：“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言不尽意”论从单纯的哲学论辩演变成为了中国古代文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历代文学家创作上的自觉美学追求。

王弼的“得意忘象”论上承庄子的“言不尽意”说，通过对“象”的概念的引入开启了“意象”理论在文学创作上的产生与实践，在对庄子“言不尽意”论进行完善的同时悄然实现了“言不尽意”论从哲学到文学上的转变。后世文学创作讲究言外之意、韵外之致以及文论家们提倡的神韵说、境界说，都与王弼的“得意忘象”论是分不开的。

注释：

①张群.诸子时代与诸子文学(第一版)[M].济南:齐鲁书社,2008:161.

②徐艳.中国中世文学思想史(第一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68.

[1]刘凤泉.中国早期文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

[2]胡建次.从“言不尽意“到“意在言外”[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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