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刚

西川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张厚刚

西川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也是卓有成效的诗歌理论家，还是获得国际声誉的诗歌翻译家、诗歌活动家。西川的国际视野使他的诗歌理论批评，相较于中国新诗的前辈诗人或同辈诗人，能达到与国际上活跃诗人对话的水平。西川编纂过《海子诗全编》（1997，三联版）、《海子诗全集》（2009，作家版），为海子诗歌传播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西川的诗歌成就、翻译实绩，还是诗歌活动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中国新诗与世界其他国家诗歌交流做出了贡献。尤其在诗歌理论建设方面，西川是少有的具有当代自觉理论意识的诗人。

一、作为诗人主体

什么样的诗人才能算得上一个好的诗人？西川对于“构成意义”的诗人是这样期待的：“一、他必有创造力（主要指文化推进力）；二、他必敏感于语言作为一种艺术；三、他必懂得向无意义处寻找意义；四、他的作品必使我们有再生之感；五、他饱含敌意的固执与他开阔的视野成正比；六、如果他疯狂，他必神秘，否则他的疯狂没有意义；七、如果他反文化，他必以一边缘知识体系反对主流知识体系，否则他的反文化没有意义。”（《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大河大拐弯》，368页。）以上七条是对“构成意义的诗人”的界定，实际上包含着对诗人的本质要求，即“创造力”、“敏感于语言”、“向无意义处寻找意义”，也包含着非本质属性的要求，即“再生之感”、“视野”、“神秘”、“反对主流知识体系”。这是对诗人主体的素质要求，西川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成为“构成意义的诗人”。西川在此并没有解释“构成意义的诗人”是什么样的诗人。按照西川惯常的诗歌观念，“构成意义”大概是新诗写作史的意义，实际多数诗歌写作者尚未“构成意义”，只是带有自娱自乐性质的乱哄热闹而已，或者说只对自己构成意义。

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这是每一位真正意义的诗人无法绕避的一个问题，西川认为，“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会谈到意义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追问生活的原因或生命的意义，不是说它本来就有，它本来没有。生命就是虚无，从生到死。但是只要我们追问，我们的追问就产生了意义，而诗人就是这个追问者。”（《面对一架摄影机》，《深浅》，260页。）这体现了西川哲学思想中的存在主义意识，从个体的“我”出发，“存在先于本质”，在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之前，是无所谓什么本质而言的。但人的本质又是在人投入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因此人的意义也不是现成地摆在那儿的。从人的最终归宿来看，人必死的结局也褫夺了生命的意义。但着眼于人的展开过程来看，它又是有意义的：“追问”产生意义，“而诗人就是这个追问者”，也就是说，是诗人的“追问”使意义产生。这里的“追问”是诗人作为人类的“类”的追问，这个“意义”也是诗人作为人类的“类”的“意义”，每一个存在着的诗人个体与作为整体的“类”有所不同，但一并分享着这个“类”的属性特征。

对一个诗人来讲写诗当然是重要的，但西川更看重的是处理关系到自己的灵魂的问题、存在问题，“但是我宁可不做一个诗人，我宁可不做一个好诗人，但是我要处理这些关系到我的灵魂的问题，要处理我的存在问题，所以我宁肯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写那些分行、押韵的很“机灵”的小诗什么的。”（《答徐钺问：骆一禾、海子、我自己以及一些更广阔的东西》，《大河大拐弯》，220页。）对那些没能涉及灵魂深度、没有达到存在层面的“小诗”，西川的态度是明确否定的，但凡达到灵魂深度的、存在深度的问题，西川对此种文字的书写是在所不辞的。

在对中国当代诗坛充分观察基础上，西川提出了中国诗人“需要自我现代化”、“需要自我确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诗歌与生活的“对称”，西川认为：“也许诗歌既不应反映生活，也不应漠视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称而不是反映。”（《抹不去的焦虑》，《大河大拐弯》，83页。）这都对诗歌主体的自我确立提供了很高的标准与实现路径。

二、主张“知识分子写作”以及对“民间写作”的否弃

“知识分子写作”是理解西川诗歌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诗人应该是知识分子”本来是西川在1987年青春诗会上说出来的，也“只是出于对某些诗人的反感”，没想到后来这个概念流传甚广，甚至影响到九十年代的诗歌论争及其后来的诗歌格局。西川最初的“知识分子”自我指认是在对诗人穆旦的阅读中产生的，“我当时大概是暗暗地就把自己归入了这个由穆旦和他的朋友们构成的、发端于1940年代的、现代派的、知识分子的诗歌阵营。”（《穆旦问题》，《大河大拐弯》，84页）在这里西川对“知识分子”还只是一种“气味”上的辨识，西川喜欢这种知识分子的风格，显然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还并没有后来的特别清晰的内涵。

西川对知识分子的看重，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个人自性的坚守”、“独立性”等。 他惊讶地发现：“在知识界，中国正在丧失知识分子，丧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从个人出走，去充当时代获利者的代言人。”（《个我，他我，一切我》，《大河大拐弯》，183页）对这种知识分子的强调与西川早年的“成圣情结”有很大关系，“以前老想成圣，赋予诗歌以神圣性。”（《视野之内》，《深浅》274页）西川对知识分子的敬畏或者对“成圣情结”秉持，使得西川的早期诗歌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性”和宗教般“庄严感”。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对自己诗歌书写的仪式感，“个人生活还不太直接进入诗歌。那一天我还跟人开玩笑说，谁要从我的诗歌里找到我的传记素材那是妄想。”（《视野之内》，《深浅》275页）

西川的“知识分子写作”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解决汉语诗歌的紧迫问题，这些问题西川总结为：“（1）千人一面，这意味着创造力不足；（2）蒙昧主义盛行，文化视野狭窄，并为此沾沾自喜；（3）某些人依然沉浸在要命的美文学当中；（4）以笨蛋的低智能冒充天才，而且奇怪的是还有不少人为这种低智能拍手叫好；（5）错把写作当成是闹事，谁的动静大就跟着谁跑，一哄而上地、毫无根据地骂骂咧咧；（6）一些闹出点小名堂的人东西写得太烂。”（《答谭克修》，《深浅》303页）在西川看来，这些问题与诗人的知识分子化不充分有很大关系。

在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坚守与对所谓“民间写作”的批判中，西川尤其强调“日常经验”与“口语”入诗的谨慎立场。西川认为：“直接写个人经验的东西，完全没有文学创造力，把个人经验直接搬到文学里，问题非常大。”（《视野之内》，《深浅》275页）他在一次访谈中也谈到同样的意思：“对我来说，日常经验应该被纳入历史经验，而历史经验应该找到个人化的表达方式。”（《答谭克修》，《深浅》299页）也就是说未经处理的日常经验对于诗歌来讲，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也是不能“直接搬到文学里”的。“日常经验”只有纳入到“历史经验”，并找到“个人化的表达”，才取得来进入“文学里”的合法性。更何况日常经验仅仅是占人类存在的一部分，人的存在远远大于可见世界的日常经验。“日常经验并不是我们存在的全部，我们还有美梦和噩梦，我们还有面无表情的逻辑以及对逻辑的绝望的反抗。”（《答谭克修》，《深浅》300页）西川把“民间写作”中所强调的“日常经验”拉下诗歌的神坛，并对“日常经验”的局限性、有效性做了中肯的分析，这也算是西川对“民间写作”的一个忠告，为新诗发展清除了路障。

在诗歌口语化问题上，一方面西川觉察到口语对诗歌写作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看到“口语”对诗歌语言的解放，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西川主张建立一种“书面口语”。他批评了“民间写作”对“日常语言”的迷信：“将日常语言推向极端，以为日常语言可以解放文学语言仅是一种幻觉，而拿文学辞令去攻击文学语言则大错特错。日常语言所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是颇为简陋的，它只涉及思维中的经验部分，而对于梦幻部分和逻辑部分则无从认识，更无法涉及。日常语言表面上，以其活泼和新颖瓦解着意识形态，但其有限的词汇量所能做的事情其实有限，它缺乏自由的基础。它回避了很多东西。”（《答米娜问》，《深浅》290页）任何语言形式都是某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日常语言”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是“简陋”的，而且词汇贫乏、“缺乏自由”。因此西川认为：“诗歌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即使诗人使用日常语言，也不是日常语言的意义上来使用。”诗歌语言的审美性质与日常语言的基于以上原因，西川提出了“书面口语”这一概念：“这是一种介乎原生口语与传统文学语言之间的语言；它既是对原生口语的整合，也是对传统文学语言的解放。”（《答谭克修》，《深浅》299页）“书面口语”的提出解决了“日常口语”与“传统文学语言”的隔膜，丰富了中国新诗对语言的认识，帮助很多诗人认清了诗歌语言的性质，避免了陷入“日常语言”误区，对中国新诗语言建设起到良好作用。

三、西川对诗歌认识的转变

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大环境急剧变化，80年代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精神”和“秩序原则”遭到毁灭，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浪潮的兴起，以及意识形态导向发生重大变化，这些不能不对处于其中的诗人的心态产生了影响。西川回忆到：“急剧变化的历史对我当时的审美习惯和价值观具有摧毁性的打击力。我感到自己即将崩溃。如果我不脱胎换骨，我只有死路一条。”（《答谭克修》，《深浅》298页）这些变化对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都带来收窄和挤压。就西川个人而言，这期间，身边好友海子、骆一禾的离世也在很大程度上给西川带来巨大的沉重打击，“海子、骆一禾死了以后，我对黑暗的力量特别有感受，这些东西最终使我的写作方向产生了一些变化”。（《视野之内》，《深浅》274页）如果不能后撤，重新调整诗歌与时代、诗歌与个人精神的关系，将会给西川的个体精神带来崩溃和毁灭的危险。

这种转变首先呈现为“诗哲学”、“诗思想”的转变，西川从早期的宗教感、庄重感以及对“真理”的探求中后撤，开始了他的以退为进的写作，这时候西川对自己写作的真理性也开始怀疑，“以前你恨不得写得句句都是真理，这时你从那种句句真理的写作中退下来了，退到业余写作，准确地说，是开放的写作。”（《视野之内》，《深浅》279页）西川认为哲学理性对诗歌创作来说是一种枷锁，因此他创造了“伪哲学”这一概念，来指代“诗哲学”，他是这样解释“伪哲学”的：“伪哲学同样是思想，同样具有逻辑性（或反逻辑性，或假逻辑性）。它不指向对于宇宙的终极的正确解释，它关心提示人类自相矛盾的、浑浊的、尴尬的生存状态。”（《个我，他我，一切我》，《大河大拐弯》，181页）“伪哲学”以其活泼的姿态、迷人的魅力抵抗着哲学对人的荒诞生存的忽略，“伪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某种特征。“而对于伪哲学来说，自相矛盾、诡辩、戏仿、似是而非、假问题、假论证、使用悖论、挖掘歧义、偷换概念、绑架概念、肢解概念等等，正是拿手好戏，也是它的动人之处和不可取代的原因。”（《个我，他我，一切我》，《大河大拐弯》，182页）在此基础上西川进一步提出了“诗歌思想”的概念。“也许有一种思想叫做诗歌思想。它不同于掩藏起个人面孔的、以逻辑为工具的、以现成概念为依靠的思想；诗歌思想建立在观察、体验和想象之上，它包容矛盾、悖论、裂隙、冲突、纠缠于妥协。”《大河大拐弯 序》必须指出：西川的“伪哲学”、“诗歌思想”的概念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定义，这两者之间以及这两者各自内部之间也是充满了重叠与抵牾之处，他也仅仅是描述了一种诗歌思想的存在，但还是给新诗创作带来一定启发，具有某种程度的“真理性”和“有用性”，这也是西川给中国新诗的一个贡献。

西川开始重新思考诗歌与生活的关系，重新确立“诗歌”与“时代”的关联，“生活经验”开始纳入到诗歌写作中，以达到“诗歌”与“生活”的对称。在具体的诗歌形式方面。西川从诗歌的内部技法的追求解脱出来，开始重新定位自己诗歌的意义以及诗歌的写作方式。

西川对诗歌认识的转变，并没有降低了自己对诗歌的标准认识，而是在新的时代面前所作的必要调整，西川引入了“幽灵读者”（指那些死掉的作家）这一概念，体现了西川把自己的写作自觉纳入到先辈作家的精神链条之中，这不仅避免了写作与现实过度紧密的纠缠，也暗含了自己的诗歌写作进入历史的意愿。西川开始把“散文化”纳入到诗歌写作之中，整个诗歌面貌“变成了诗歌的变种”，用西川自己的话来说：“我现在的诗歌介于诗歌与另一个精神之源之间。”（《答米娜问》，《深浅》288页）

四、对于“美文学”的批评

在评价昌耀的诗歌创作时，西川使用了一个词“诗文”，用于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诗”，他对“诗文”是这样定义的：“‘诗文’（不是诗和文，是一个词），它指的是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文字；在从诗歌与散文的色谱上，它比散文诗更靠近散文，却又不是散文。”（《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大河大拐弯》112页）西川之所以在“散文诗”之外另创一个“诗文”概念，为的是与“散文诗”这一概念过于“美文化”做出区分和划清界限。

西川曾撰文旗帜鲜明的“反对美文学”，他列举了美文学的6条“罪状”：

① 它虚荣，矫情，多愁善感，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我戏剧化。

② 它规避生命的难题，用一种消闲的方式来消解民族的精神。

③ 它反对灵魂，却又恬不知耻地没完没了地谈论真善美。

④ 它既反对令人不安的深度理性，也反对令人不安的深度非理性。

⑤ 它反对创造力、想象力、反讽、隐喻、实验精神、怀疑精神，它反对写作难度。

⑥ 它甚至不是一种洁身自好的文学。（《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大河大拐弯》，171-172页）

在这6条罪状中，概括地说是“美文学”缺乏理性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它妨碍了真正的文学的生长，而真正的文学，除了要向一种伟大到可怕的美靠近，还需要一种数学般的铁定的准确。”这不仅使人想到海子对“文人情趣”反感。西川对理性精神的呼唤是一贯的，即使在诗歌中对“非理性”的强调，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

西川对理性精神的坚守，是“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应有之义，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中国是一个没有理性的国家，或者说它仅有现在面临着危险的伦理理性而从来不具备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诗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西川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只有在理性之上的非理性才是强大有力、货真价实的非理性。因此中国应该产生自己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和艺术，在建设科学理性的同时矫正其绵亘千年的伦理理性。”（《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大河大拐弯》，174页）“知识分子写作”具备写作的神圣性与仪式感，这是西川所看重的，尽管这个时代，越来越成为一个散文化的时代，一个大众对思想的否弃、对娱乐化、对“轻诗歌“追捧的时代。

西川对当代诗歌的基本判断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也承认新诗以来“有几个人的写作成就还是远远超过了新诗史上的大多数诗人。”（《答谭克修》，《深浅》303页）西川对理性的探讨、对诗歌哲学的寻找，都极具理论建设意义，相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成就而言，诗歌理论的贫乏是有目共睹的，西川的诗歌理论恰恰丰富了中国诗歌理论的内涵。但也必须看到，他的一些观点的牵强附会和荒诞不经，比如在《海子诗全集·死亡后记》中，西川对海子之死归因于其先天的白羊座星座，把海子之死这个事件神秘化，这与江湖术士并无二致的做法，也有悖于“知识分子写作”的理性精神。

（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