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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毛泽东的人格溯源

2015-10-24黄晓琼

党史文苑 2015年20期
关键词:人格特质人格

黄晓琼

[摘 要] 早期毛泽东人格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成长的家庭环境,肩负的时代使命和社会历史条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西文化精华积淀,以及自我修炼和先天禀赋等主客体条件,促使了早年毛泽东人格雏形的形成,生成了毛泽东以自尊自信为首要特质,以奋斗、创造为中心特质,以叛逆、反抗权威为次要特质,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灵魂的特殊人格结构。

[关键词] 早期毛泽东 人格 人格特质

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是指一个人稳定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所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性和行为模式,它包括性格、能力、智力、气质、理想,其核心是性格。早期毛泽东的“人格”既指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又指政治和道德意义上的人格,例如信仰、兴趣爱好、品质等。人格是个体独特的生理素质和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的人格在他的青年时代大体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20年是毛泽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这个时期,社会黑暗腐朽,局势动荡不堪,天下乱象丛生,国家积贫积弱,百姓痛苦压抑,中西文化碰撞。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禀赋与实践造就了毛泽东丰富复杂和充满魅力的人格。

一、成长的家庭环境奠定了毛泽东人格的基调

家庭是人成长的第一学校,是人格、性格、品行、心性形成的文化场。毛泽东的父母性格差异大,立身处世的价值观等方面也不一致,但这些价值观的交互作用,都对毛泽东个性乃至人格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早期毛泽东的性格、品质定下了基调。毛泽东对母亲感情深厚,母亲的高尚品德成为毛泽东人格的楷模。毛母宽厚仁慈,体顾大局,富有同情心,慷慨助人,无私奉献,勤俭持家,真诚待人,信佛有耐心。她的敦厚品格及一言一行所表达的价值文化熏染着毛泽东,并且内化为毛泽东悲悯恻隐、有正义感、诚实坦白、勤劳肯干、生活俭朴的人格品质。这在毛泽东的《祭母文》中反映出来:“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不染一尘,身心表里。”毛泽东的父亲则冷酷、专制、粗暴、自私、吝啬、刻薄,从反面强化了毛泽东遵从母亲的品格和价值观;但父亲勤劳节俭、精明能干、严于律己、有家庭责任感对其也有影响。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毛泽东,自然对父母性格、品性及价值观中的积极方面予以了继承,对消极方面给予了鉴戒,养成他包容性、复杂性、张力强的内涵丰富的人格特征,形成毛泽东自信自强、勤奋上进、质朴节俭、敏感自尊、爱憎分明、赋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叛逆反抗的人格基调,毛泽东其后显示出来的伟大人格便是童年和少年人格趋势的巩固、成长、扩展和升华,随着以后他知识和人生经验的积累,逐步发展形成了毛泽东个性鲜明、具有惊天胆识、非凡勇气和魄力,养成了毛泽东意志如钢、感情丰富深邃、眼界高远、气势磅礴、反抗权威、敏感精明的丰富人格。

二、肩负的时代使命和社会历史条件是毛泽东人格形成的社会土壤

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社会变革现状为毛泽东人格形成提供了社会土壤。毛泽东从出生到整个青年时代,中国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境况,一波又一波的社会变革失败,呼唤伟大人物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回应时代要求,涌现出一大批忧国忧民、努力探索国家出路的杰出人物,例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毛泽东是最有代表性的伟大人物。毛泽东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历史过程的主要人物。时代使命及社会历史条件对于毛泽东的人格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对时代使命的认识使毛泽东确立起了改造世界改造中国的伟大抱负。旧中国社会内外反动力量的强大、嗜好武力解决问题的习气以及社会积弊太深等现实,塑造了青年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非同寻常的智慧、顽强的意志品质、面对巨大困难斗争到底的巨大勇气、扭转乾坤的胆识和魄力,体现出了毛泽东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特征。国外学界认为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的观点恰恰是否定了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对毛泽东人格生成的作用。毛泽东从1911年离开韶山,就志存高远,孜孜以求真理,到1920夏开始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此以后,毛泽东就致力于运用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如果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5月开始的十年“文革”这些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与其说是“唯意志论”,不如说是“理性之偏好”更为妥当。

三、所处的社会关系启迪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人格的形成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同时也说明一个人的心性、品质和人格,从根本上讲还取决于其社会交往的丰富程度。而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社会的交往实际上是文化的交互影响。文化人类学家林顿认为,文化与人格是交互作用的,每一文化中社会群体的成员都有一系列共同享有的人格特征,这些共同的人格成分就会形成十分完整的人格结构,即形成个体之间大体相似的“人格丛”[1]p23。某一社会或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人格丛是他们共同的早期经验的结果。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结成的社会关系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关系,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大社会关系主要是在湖南第一师范6年学习期间接触的同学、朋友、校友及老师,他们大多属于要求改变中国现状、具有正义感和爱国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发起成立了具有政治性质的新民学会,学会的骨干成员就是这批青年。他们大多数人与毛泽东的家庭社会地位相同或相近。其中,有的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例如何叔衡、罗学瓒、周世钊、易礼容、彭璜、张昆弟;有的来自于没落官吏家庭,例如蔡和森;有的出生于普通店员、小商人家庭,例如向警予;还有人出生于中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例如萧子升、李维汉。如果用阶级观点分析,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中国处于被压迫的社会底层和中下层,其生存状况愈来愈难,因而渴望从改变自身处境出发,改造中国社会。以这个理论分析,毛泽东和学会中的成员蔡和森、何叔衡、彭璜、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周世钊、罗学瓒、郭亮等处于同样的政治环境下,又同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湖南湘乡文化熏陶,后来又大都接触马克思主义,可谓是志同道合。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立志做一番大事业、反抗黑暗社会、救国救民、勤奋好学的相似人格;他们共同商讨有关学会、个人发展的问题,交流对国内国际大事的看法,共同筹谋一切重大行动,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共同成长。见地卓著的蔡和森,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向警予,与毛泽东志趣相投、结为挚友坚定追随的何叔衡等人,对毛泽东政治的成熟和人格的成长起到了促进作用。1920年7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将在蒙尼达会议上正式确立“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新民学会宗旨的消息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非常高兴,并立即回信说:“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与多数会友是相合的。”在新民学会成立的3年间,成员之间相互通信就50多封,毛泽东的通信就接近20封,其中《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有7封信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之间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endprint

新民学会是早期毛泽东谋略、领导才能、组织才能、社会活动才能等多方面得到历练和展示的一方舞台,正是在这样进步团体的“人格丛”的形成中,毛泽东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受到激发和锤炼,开始崭露头角。例如毛泽东拟定新民学会的组织原则,关于学会的态度,第一是“潜在”,第二是不依赖旧势力。关于会友间的态度,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有的,第二、三、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毛泽东认为这四项是学会及会友“精神所寄”[2]p150-151,组织上致力于把学会“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实现三年时间在湖南地盘上打下领导革命组织的基础的目标。毛泽东实际上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性质,塑造了学会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精神面貌。多方面显示出青年毛泽东独立思考的精神,超人的才智,极高的悟性,敏锐的思辨,高尚的品德,非凡的胆识,强健的体格,超强的组织才能,长远的眼光和善于把握全局的个人特质。使他从这一批青年俊杰中脱颖而出,被同学和老师视为“敦品力学”的佼佼者;使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逐渐成长为卓越的领袖人物。

此外,毛泽东世界观的确立、人格的走向成熟离不开湖南“一师”一批德识才学甚高的教师的引导和熏陶。当年“一师”一班学识丰富、治学严谨、德为楷模、思想先进、爱国心切的教师,例如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袁仲谦、王季范等,他们都对教育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把知识和智慧无私奉献给学生,大多安于清贫、甘于淡泊,正是良师们的独具匠心、苦心琢玉,造就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家的栋梁之材。特别是给毛泽东留下最深印象的杨昌济在教授伦理学时,不仅引导学生们要树立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而且把毕生未能实现的救国抱负寄托在了像毛泽东、蔡和森这样的有志青年身上。杨昌济对毛泽东的教诲、赏识和激励,令毛泽东终身受益。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关系是指毛泽东师范毕业后的两年间,他两次到北京大学结识的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进步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蔡元培、胡适、邵飘萍等,老师们的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品德也深深熏陶着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是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神导师,是他早年成长的精神上的引路人,毛泽东与李大钊的接触直接促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而对于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说到读师范时“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3]p201。毛泽东在向斯诺说:“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都大。”“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4]p59

除新民学会外,湖南“一师”期间及其前后,毛泽东还先后参加过马克思研究会、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他不但从这些群体或组织中获得群体归属感和群体认同的力量,而且把群体看成一个探索的平台,共同商讨、互相学习、相互启迪,并集中众人智慧,这对促进毛泽东的社会化成长和领袖人格的形成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青年毛泽东成长和人格形成还受到中国历史上一切杰出人物特别是湖南近代各人才群体的影响。敏感好学、心思缜密的毛泽东善于从历史上、书本中的杰出人物身上的一切长处学习,并在读书笔记和批注中写下自己的体会和观点。例如,毛泽东既继承弘扬了儒学、理学、心学、实学、道学等传统思想家的积极思想,又善于学习百姓优秀的民间文化,还批判继承了近代以来维新思想家、革命者的思想。

此外,劳动者出身的毛泽东对底层贫困人民的阶级同情心赋予毛泽东奋斗和斗争的最根本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对底层劳动人民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深厚的感情,特别喜欢同他们打交道,没有如一些知识分子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清高。他善于同各类人结交,和他们做朋友。改变广大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的笃定信念是毛泽东一生奋斗追求的原动力。

四、中西文化精华的积淀是毛泽东人格养成的客观条件

相对于一定时代的特定主体而言,主体所处的文化环境,无论是先辈创造的文化,还是来自国外的文化,都是影响其人格形成的客观条件。毛泽东读了6年旧学和7年新学以及其后自学得到的文化知识,引起了早年毛泽东三次大的文化建构。毛泽东曾这样大致勾勒了自己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文化学习和知识建构的历程:“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1909年以前,毛泽东只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6年私塾的学习为毛泽东打下了国学的底子,形成了他传统文化的基础框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文化建构,也是毛泽东文化心理素质的最早积淀。7年新学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潮的洗礼,使毛泽东对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了改造,使他自觉地运用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作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从而形成了毛泽东中西文化合璧而以西方文化为文化架构的主干、传统文化融入新吸收的西方文化的知识结构[5]p35。这是毛泽东进行的第二次文化结构的重建。在1918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的两年间,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工读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大杂烩,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文化建构。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法国留学的蔡和森的回信中说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由是观之,毛泽东早期的文化建构是朝着突破传统文化框架,向着世界文化的方向发展的,在机制上是由古代向现代转换的;毛泽东早期的文化心理素质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中经过中西两种文化的比较形成的[5]p28。与时俱进的品格是毛泽东选择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缘由。endprint

五、自我修炼和先天禀赋是毛泽东人格形成的主体条件

早年毛泽东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内圣外王”,既修心又修身。用青年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毛泽东还把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相结合。既勤学书本,又躬行实践。重游历,开阔视野,重视感性经验的积累。青年毛泽东善于自我认识、反思总结、改进自己,鉴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他在不断反省和认识自己性格的基础上,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在1920年6月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功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6]p498他和马克思确立终身从事学术事业的道路不同,他是以亲身从事革命事业作为终身职业,而不是纯粹的书斋中的学问家。虽然毛泽东也毕生追求学问和从事学术,但他的学术是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毛泽东不但是思想家,更是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由于他的学术始终是与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因而其学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随着毛泽东的地位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而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而使他的学术事业始终带有为政治服务的鲜明特色。

青年毛泽东形成丰富复杂的人格内涵,主要分为首要特质、中心特质、次要特质三大类。所谓首要特质,是指一个人最典型、最具概括性的特质,它在个人生活中具有最大渗透性,几乎影响一个人全部活动的所有方面。所谓中心特质,是指渗透性稍差,但仍具有相当概括性的重要特质。一般说来,构成个体独特性的几个重要特质,在每个人身上大约有5-10个中心特质。毛泽东的首要特质是他的自尊自信,这构成人格的原动力;毛泽东的中心特质,包括竞争、奋斗、斗争、勇于创造、勤奋踏实、生活简朴、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以及与这些特征相伴生的革命性、坚如磐石的意志、力拔群山的个性、保持头脑清醒、敏感精明、浪漫气质、幽默诙谐的谈吐,这些是毛泽东人格的重要维度;叛逆、勇于反抗是毛泽东人格的次要特质,构成毛泽东人格的特殊维度;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是青年毛泽东基本定型的人格的灵魂,是丈量毛泽东人格高度的标杆。

参考文献:

[1][美]Lawrence A·pervin,人格心理学[M]. 台湾: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0.

[2]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4][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黎永泰.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冷 波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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