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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大贡献

2015-10-24李震雷李同欣

党史文苑 2015年20期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贡献妇女

李震雷 李同欣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妇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参军参战壮大了革命队伍,扩军拥军保证了部队兵源,生产支前保障了后勤供应,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妇女 新民主主义革命 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妇女群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参军参战中抛头颅洒热血,在扩军拥军、生产支前中无私奉献,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巾帼英雄之歌。

一、妇女积极参军参战壮大了革命队伍

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因而这一时期妇女运动同武装斗争密切相连,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断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崇高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妇女改变了几千年的传统,“不爱红装爱武装”,积极参军参战,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踊跃参军,壮大革命队伍。从1927年人民军队创立之日起,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一批批先进妇女先后参加了赤卫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武工队、民兵、人民解放军等革命武装。她们同男战士并肩战斗,英勇顽强,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屡建战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根据地的女子军和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是其中两支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妇女武装。琼崖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于1931年5月,共120人,下辖3个排,划归第二独立师红三团建制,连长庞琼花(后为冯增敏),指导员王时香。1932年2月,红三团又成立女子军第二连,共70人,下辖2个排,担任乐会县(今琼海县一部分)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保卫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的妇女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支妇女武装,成立于1934年3月。妇女独立团下辖3个营,团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同年秋,在旺苍坝成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二团,团长刘伯新(牺牲),政委曾广澜原妇女独立团则称为独立一团,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两个团2000余名女战士,年龄大部分在15岁至20岁之间。她们的主要任务是警戒搜山、剿匪、运送弹药和伤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抗日游击队伍里,都活跃着无数英勇无畏的女战士。1937年10月组建的八路军学兵大队女生区队,有女学生120多人,1938年2月她们陆续奔赴抗日战场。成立于1938年10月的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队,到1939年10月共培训女干部200多人,学习训练结束后她们都奔赴抗日战场。1938年,陕甘宁边区有女自卫军1万多人,一年内就发展到4.6万人。1940年,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部分地区,有女自卫队员158万人。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妇女积极参加武工队、民兵和自卫队,配合解放军作战。女民兵担负着侦察敌情、站岗放哨、交通联络、抬担架、运输、修路筑桥、带领群众转移等任务。“1947年初,山东有女自卫队员102.5万人、女民兵22.6万人。冀鲁豫一次扩军,妇女参军达3000人。”[1]p206

(二)积极参战,壮大革命力量。大革命时期,成立于1927年2月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中有1/3是中共党员,在反蒋平叛斗争中她们随军参战,锻炼革命意志。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女生队有30多名女兵参加了南昌起义,部分女生参加了广州起义,为革命流血牺牲。起义失败后,这些女战士有的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有的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战斗在各条战线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妇女大规模地参加武装斗争。琼崖女子军英勇顽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转战乐会、琼东(今琼海县一部分)、万宁、定安、文昌五县,鏖战50多场,为配合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的“围剿”、保卫琼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成立后屡立战功,长征中承担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并多次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此后,妇女独立团的战士们又参加了西征,经历了悲壮的历程,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的赵一曼,八路军第一二○师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李林,长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刘亚雄,都是武装抗敌的女英雄。在华中,1939年陈少敏率部从河南挺进湖北与李先念会合,担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政委,领导抗日武装斗争。“这支队伍在6年时间里进行了1000多次战斗,消灭敌人5万多人。”[1]p152在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很多妇女参加壮丁模范队、女子武装队、琼崖女子特务连等,这些妇女武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蒙古族女共产党员乌兰担任冀热辽地区蒙民武工队女骑兵部队的政治委员,率领女兵们在内蒙古前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被誉为“草原上的红司令”。辽沈战役前,这支骑兵部队已发展到1000多人。解放军里的女战士多从事医护、报务、文艺宣传等工作,她们随军转战,英勇顽强。东北野战军仅第四十一军就有398名女战士,其中有140人立功。在华东野战军中,女医务工作者占全体前线医务人员的30%,在后方则占80%—90%。仅1948年一年,华东野战军的女战士就为伤病员输血达2万多毫升,献血立功者有2221人。在西北野战军里,随部队行动的女医务人员及宣传员约有200人。这些妇女武装和女战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妇女积极动员扩军拥军保证了部队兵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兵源。因此,发动农民参加武装斗争是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和保证。在扩军拥军、保证部队兵源上,农村妇女为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动员扩军,补充部队兵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苏区扩红运动中,广大妇女深明大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动员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参加红军,保证了部队源源不断的兵源,为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妇女干部带头示范,妇女积极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在苏区形成了“当红军光荣,当逃兵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妇女群众唱着《送郎当红军》歌曲将丈夫、兄弟送到前线,涌现出争当红军的热潮。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全乡、全村、全家精壮男子一齐上前线的热烈场面。瑞金的“五父子”“八兄弟”,会昌的“四房之独子”积极参加红军的故事在根据地广为传颂。“据记载,从1933年2月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参加红军的总人数在18万左右,建立了几倍于过去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部队。如此繁重的征兵任务,没有妇女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是无法完成的。”[2]p128endprint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广大妇女以民族大义为重,鼓励动员自己的亲人上战场杀敌,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景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涌现出一批“一门三英”“一门四英”的光荣母亲。浙东地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两三年内就由800人发展到1万多人。山东日照县,范大娘在长子和次子相继牺牲后,又送三子参军,被授予“人民的母亲”光荣称号。河南沁阳县,支前模范李河运支持3个儿子参军,又动员3个儿媳和8名亲戚参军,被称为“革命的妈妈”。文昌许三嫂大儿子刚刚牺牲,又把小儿子送到部队,后来两个儿子都牺牲了,房屋被烧毁,她仍然坚持斗争。觉悟了的广大妇女以最崇高的母爱和最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保证着持久抗战的不竭兵源。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妇女无私地送自己的丈夫、儿子及亲人参军,保证了人民军队雄厚的兵源。妇女们提出“好妇女不扯腿”,“男人参军,女人光荣”,“男人上前线,女人在家争模范”等口号,涌现了许多模范母亲和模范妻子。“据山东10个县、冀中7个县不完全统计,一次参军运动中有5200多名妇女送亲人参军。东北的龙江县,有2200名母亲、妻子和姐妹送子、送郎、送兄弟等人参战。辽宁省抚顺县程大娘一共送走3个儿子、2个儿媳和一个女婿参军,被称为‘送子参军的好妈妈。青年妇女不顾封建习俗的束缚,劝未婚夫参军。从1946年6月到年底,陕甘宁边区31万多青年参军;晋冀鲁豫解放区输送24万子弟参军。在3年解放战争中,仅东北就有160万人参军。”[1]206

(二)踊跃拥军,密切军民关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做军鞋是妇女慰劳红军的主要方式。“据记载:瑞金县从1930年到1934年平均每年都有八九万双鞋送给红军。”[2]p135为解决红军战士的穿衣问题,各苏区均设置被服厂,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她们用手工缝制了一批又一批的军需用品,支援部队。慰劳队是苏区最普遍的妇女组织,加入这组织的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几岁的小娃娃,为红军战士洗衣、补衣、做鞋、表演歌舞等。据当时的慰劳队队长李友秀后来回忆,那个时候妇女慰劳红军的工作做得非常好,红军半夜来慰劳队就半夜欢迎,早上来就早上欢迎,中午来就中午欢迎。慰劳队顾不得睡觉,一叫就到,一通知就来,随时准备欢迎[3]p32。

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妇女组成了缝衣队、洗衣队、慰劳看护队,深入军队驻地进行劳军活动。“1938年间,陕甘宁边区妇女组成看护队1600多个,参加者8000余人,缝衣队825个,参加者5700多人,洗衣队800多个,参加者4100多人。各地妇女还组成慰问队,杀猪宰羊,蒸馍煮饭,缝制慰问袋,敲锣打鼓慰问部队。”[4]p426

为了解除前线战士的后顾之忧,在各个革命阶段我党都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前线战士及其家属的政策,并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根据地广大妇女群众成为拥军优属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妇女普遍参加了割禾队、耕田队等义务劳动小组,为有困难的红军家属代耕,大多数农活都包了下来。她们为红军家属做饭、挑水、砍柴,并募集物品慰问红属。江西兴国是扩红的模范县,其优待红属工作十分出色,普通妇女每月为红军家属劳动5天以上。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优待抗日军属的政策条例,详细制定了优待抗属的政策和具体项目,每逢重大节日集会即请抗属坐前排。在生产方面,她们对抗属实行代耕或半代耕制度等。妇救会等妇女组织积极开展拥军优属工作,通过她们的工作密切了军民关系,稳定了军心,保证了部队战斗力。

三、妇女积极生产支前保障了后勤供应

由于农村大批男青壮年参军奔赴前线,妇女成为农村生产劳动的主力军,她们毫无怨言地担负起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重任,解决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问题,保障了部队的后勤供应,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缓解劳动力短缺的状况,苏维埃政府动员妇女参加经济生产。在妇女干部的带头作用下,破除了当地妇女不下地劳作的封建习俗,妇女们纷纷下田劳动,学习农田技术,参加农业生产。“到1934年,兴国、瑞金参加生产劳动的妇女达到2万人以上,学习犁田耙田的妇女达8000人以上。江西太雷、博生等地方,许多小脚妇女也参加了生产。”[1]p101由于妇女积极参加生产,使得在大量男性劳动力参加红军的情况下,根据地的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保证了战争需要和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男子走上抗日前线,妇女们挑起了后方生产的重担。她们不仅从事养猪养鸡、养蜂养蚕、纺纱织布、缝制编结等家庭副业,而且冲破传统观念束缚,从事植树造林、开荒种地、送粪施肥、锄苗收割等比较艰苦的田间劳动。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纺妇、织妇约22万人,太行24万人,晋西北13万人,山东120万人。依靠这支大规模的纺织队伍,基本解决了各根据地军民的布匹需求。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妇女成为农村生产劳动的主力军,担负起支援人民战争的重任。1947年晋冀鲁豫地区战事紧张时,全区农业生产的30%至40%是由妇女儿童承担的。妇女工作开展较好的地方,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占妇女劳动力的60%—70%。陕甘宁、山东等老解放区妇女纺织运动继续发展,保证了部队的布匹供应。

(二)踊跃支前,保证战争需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妇女节衣缩食,支援前线。“1933年,江西7个县的妇女退还近2.5万元公债。在借谷运动中,公略县妇女退还借谷票11.7万斤。据瑞金县委妇女部1934年7月的统计,全县妇女为支援红军而卖掉的银首饰达到22万两。”[1]p104妇女还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慰劳队,直接上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妇女积极响应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号召,开展大规模的支前活动。根据地家家户户成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工厂,妇女们承担起为军队缝制鞋袜、衣被、干粮袋等各项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39年间,陕甘宁边区妇女共做袜子、手套8万双,鞋子近2万双。山东省寿光县牛头镇,建立了家庭被服厂,为子弟兵缝制衣被鞋袜8年坚持不懈。根据地妇女还积极为抗战募捐,有些人甚至将珍藏多年的婚嫁首饰捐出。

解放战争时期,几百万大军的军装、鞋袜、被褥几乎全部由妇女们制作。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大规模战役往往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大军参战。军粮的加工、供应、运输基本全由妇女及老幼承担。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妇女不分昼夜地为解放军磨面捣米。“莱芜战役时,山东妇女一周内就准备了1000万斤熟食、数千斤柴草,送往前线。”[1]p205解放区妇女还竭尽全力为部队运送伤员、修工事、运弹药、修路架桥、筑堤坝等,做好后勤工作。辽沈战役中,热东、辽东100万妇女参加抬担架,或远征千里随军服务。淮海战役中,山东约出动190万民工民兵,38万辆小车,5.8万副担架,4.1万副挑子。江苏省淮海地区有60万妇女参加支前。平津战役中,华北和东北地区有30万民工随军行动,平津地区动员约154万男女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前线。在渡江战役中,女船工与男船工一起随大军渡江,涌现出了许多女英雄。第一夜就有12个女水手参加抢渡,被评为渡江一等功臣。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广大妇女除了积极参军参战、扩军拥军、生产支前外,还在策反敌军士兵、瓦解敌军、从事敌后地下工作等方面为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妇女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英勇表现,无疑充分展示了她们是革命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为革命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她们的功绩将激励一代代妇女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肖扬.中国妇女运动百年简史(上)[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9.

[2]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彭月才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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