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淼淼

【摘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T·H·马歇尔（T·H·Marshall）将西方对公民身份的研究推送到了极致和顶峰。马歇尔率先使用公民身份的概念，将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的发展问题相结合，并详细分析了三种权利。马歇尔对公民身份的分析开创了公民身份理论研究的新纪元。本文试图对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演进过程、实现路径以及回响展望进行梳理和探究。

【关键词】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福利国家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163-02

马歇尔于1949年，在剑桥大学纪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年度讲座上，作了著名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的演讲。他秉承了白由主义的传统，从英国的政治与法律实践入手，认为公民身份的演进是功能上分化和地域上融合的统一。同时，马歇尔也阐述了公民身份的二大构成要素，将公民身份的范畴分化为公民权利（civil rights）、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_者。理顺了公民身份的变化和演进的历史后，马歇尔分析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实现路径，引起了公民身份理论的研究热浪。

一、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演化进程

由于早先国家机构功能的划分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决定了早先的权利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立法机构可能也享有司法的权利，而执法权可能又被立法单位所掌握。马歇尔认为，古代向现代的过渡事实上是一个地域上的融合和功能上的分化的过程，国家机构功能的专业化使得公民身份的二种权利分离开来，各自明晰，不难将公民身份的二个要素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划分。

（一）公民权利

归于18世纪的公民权利是同一些法律条文的废除以及另外一些法律条例的制定息息相关的。追溯公民权利的形成起源，不得不论及《人身保护状》《宽容法》《结社条例》以及《天主教徒解脱法》等条文的废除。在经济领域，公民权利在工作的权利上也得以体现，即公民可以根据白己的意愿自由选择所从事的职业，而这在此前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传统的做法是对某些工作进行垄断，表现在群体垄断和地方垄断。群体垄断典型的例子是《伊丽莎白技工条例>，该条例甚至将某些工作的所有权仅限定在社会特定阶级内部。而某些地方用法律条文规定本地的某些职业只能由该地区的成员传承和享有，极大地限制和排斥了职业的共享，这体现着当时对职业的地方性垄断。传统观点认为垄断是出于对地区公共利益的保护，但显然这阻碍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侵犯了公民个人在选择职业上的自由。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自由放任推进了公民权前行的进程。在改变这种状况的过程中，英国的普通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作为法律变革现状两大阻碍的习俗和成文法，也终究抵挡不住历史洪流的发展，落后的工具意义的习俗和成文法与人们正接受着的时代主流的生活方式不能繼续吻合，这些习俗和成文法最终也很快被废除。

（二）政治权利

1832年第一次《改革法》时期结束，公民权利扩展到财产权，公民的政治权利迈出了第一步。政治权利最重要的意义是扩大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主体，使更多的人可以享有既有权利。归于19世纪的政治权利事实上是公民权利的副产品，它以经济条件为限制，“承认了那些在经济竞争中取得成功的人在政治方而的要求”①，直到20世纪政治权利才成为公民身份直接的、独立的组成部分。而在实行代议制民主体制的英国，选举权问题就是政治权利的核心所在。1832年《改革法》实施之前，英国的选举权完全被上层阶级所特有，传统的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手握选举大权，选举权达到高度的垄断。《改革法》顺应了资产阶级的发展潮流，打破了之前贵族阶级的特权垄断，通过废除衰败选取，新型的资产阶级取得了选举的权利。其次，扩展了选举权的主体，有条件地降低了选民的身份要求，租赁农以及拥有经济实力的佃农也拥有了选举权。承认《改革法》带来政治权利一定突破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不彻底性，选举权仍然没有被全体公民所共有，工人阶级、雇农及妇女群体依旧没有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复票制的废除才真正标志着经济差异导致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获得的结束，由此真正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平等。

（三）社会权利

归于20世纪的社会权利是马歇尔重点研究的对象，它支撑着其他两种权利，特别是公民权利。在公民权中，社会权利的起步最早，发展也较快，但因为屡次遭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秩序的冲击而受到重创。社会权利发展的起点是1601年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又称旧《济贫法》），明确对因老弱病残而无法工作者进行救济。而这部《济贫法》的立法目的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恰恰相反，作为一项经济计划纲要，它的存在是为了减轻社会贫困状况和制止流浪，以更好地维护现有秩序，以免当时的社会秩序发生变革。政府希望以此对社会成员的工资结构进行干预，通过调整工资水平来调整公民地位，最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成员的市场价值。但是这与当时社会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是明显相悖的，注定了旧《济贫法》的失败，尽管这种积极干预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1834年，英国政府再次制定<济贫法》（又称新《济贫法》）。该《济贫法》“宣布放弃一切侵犯工资领域以及强制干预自由市场的权利要求，它只向那些由于年龄或疾病原因不能继续劳动的人以及那些放弃奋斗、承认失败并乞求怜悯的弱者提供援助。”②这使受助群体与社会正常成员区分开来，他们身份也就被默认了不是正常公民，社会对该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接受救济变成对自己身份和尊严的放弃，这不是对公民权的执行和保障，而是对这个弱势群体的怜悯，是对社会权利的摧毁。可见，20世纪以前的社会权利与公民身份是相分离的。

20世纪以来，英国通过颁布大量法案，包括1906年通过的“工商赔偿议案”、1908年“养老金条例”、1911年问世的包括失业保险和健康保险两项内容的“国民保险法案”，以及1909年通过的“劳工交流法案”与“行业委员会法案”等等。这些法案的通过和社会改革的实施，连同《济贫法》的废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了英国社会劳资冲突，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更是保障了英国公民的社会权利。

二、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实现路径

马歇尔对其公民身份理论中的社会权利给予更多的重视，他认为，社会权利的实现意味着公民身份的最终实现。公民有权利过体而人的生活，国家也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权利和义务而临着挑战。如何缓解这种矛盾，保障公民身份的实现呢？马歇尔的答案是建立福利国家。马歇尔对于福利的权利的思考是其公民身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福利国家的构建是其理论的实践探索。可以说，马歇尔诠释的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福利思想，为英国全民福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歐和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

构建福利国家不得不考虑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原则，这也是福利国家的两个基本特征，如何解决与之相对应的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矛盾，是福利国家不得不而临的问题之一。

马歇尔首先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他认为个人的福利是至上的、不可剥夺的。他援引了《独立宣言》中对个人权利的描述，指出《独立宣言》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看作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事实上就是在指向着福利。福利国家相信计划，因此它要树立目标，选择正确的方法，全而认识和明确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以做好福利国家各个领域的计划。福利国家相信平等，这要体现在必须要以每个人都有可能任职于社会上的所有职位的假设为前提。福利国家相信个人自由，福利国家是民主的国家，虽然也会使用某些强制手段，但所有目标的实现都是以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作为基础的。

马歇尔把问题集中在教育系统所形成的选择上进行研究，这些原则通过教育系统，从两个方而实现了选择。一方而，社会培养大量掌握不同专业和技术的人才，来实现“社会公善”，使他们投身于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取得。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国民财富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避免了个人能力、资金精力的浪费。另一方而，每个儿童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个性和能力的教育，父母不可能完全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不可能代表孩子的兴趣进行选择。接下来，马歇尔又将这一问题限定在两方而：中等学校的选择和机会平等的障碍。

首先，中等学校的选择。马歇尔理顺了从1942年的《中等教育选择》到1949年的《从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的转变》，由1947年6月到1950年2月的“不同类型中等学校的学生选择研讨会”到1950年和1952年的《关于向中等教育课程分配初级学校毕业生的规定》，从这些报告及研讨会的名称措辞，马歇尔意识到“‘选择为‘分配所取代，而‘不同类型的中等教育则被‘中等教育课程所取代。”③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负有全部责任。使学生得到了被分类的标准和归属，这是国家掌握的权力，但这种权利是危险的。学生有权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然而，福利国家在现实运转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如教学成本、教师资源以及社会需要等各方而条件的限制。同时，福利国家不得不而对这些影响共同体利益实现的障碍。所以，作为国家，共同体利益是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的第一基础和出发点，出现以分数作为区分标准和竞争性选择，是福利国家不可避免的，尽管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恶”。而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恶”，马歇尔认为，若想将选择彻底从教育体系中抽离，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机会平等的障碍。福利国家必须始终保持经济上的某些不平等，那么就有了这样的问题：如何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中，实现机会的平等呢？这与福利国家的本质和运转情况息息相关。马歇尔从霍尔一琼斯等级入手，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中间阶层的家庭相比较上层家庭而言，更看重对孩子的教育，尽管他们处于付不起钱的地位，也正因如此，完善的教育体制才更有意义。

马歇尔认为，中间阶级（管理类和文员类等职业）的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未来相当重视，必然愿意在教育上为孩子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物力。与此同时，中间阶层的家庭利用起越来越出色的公立学校的教学条件，更易于经营的小规模家庭付得起孩子上学的开支，所以来自于中间阶层的孩子有着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他们也因此更容易取得课业上的成功。但这样看起来，貌似资产阶级夺走了更多的社会福利，而这些福利本应该属于工人阶级，也由此出现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不是孩子的智力差别所致，而是社会力量的作用结果。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必须会发生在福利国家，国家需要那些拥有更高能力和水平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从而进行更高层次的工作，这是共同体利益的要求。因此，竞争性选拔作为一种符合社会存在的选择机制，也将永久保留在福利国家。机会平等目标实现的障碍不可避免，而福利国家需要做好的，应该是提供更公平的环境，使孩子们的竞争更加公正。

注释：

①②③[英]T.H.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郭忠华，刘训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1.

参考文献：

[l]Gershon Shafir.heCitizenship Debates， Reader[M].Universityof Minnesota Press，1998.

[2l[英]TH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郭忠华，刘训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美】基思·福克斯.公民身份[M].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4l[英]布莱恩-特纳.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M].郭忠华，蒋红军，译长春咭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5]张翠梅.公民身份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