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英明

当官之人应该做一些有益于地方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自身的清廉。如果像木偶和泥人一样，即便连一勺水也不私取，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治国之要，首在选贤任能。古人对选贤任能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尚书·洪范》曰：“居官者，当‘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宋人吕本中有当官三法：“曰清、曰慎、曰勤”。总结起来，无外乎“品德”与“才能”两项。

康熙选官重操守

康熙帝选官，首重操守，表现为对清官廉吏的大力拔擢。所以，康熙朝以清官辈出为主要特征，如于成龙、汤斌、范承勋、傅拉塔、彭鹏、陈鹏年、郭、张伯行、赵申乔、施世伦等，皆为著称一时的清官。他们大多以操守清廉、为政勤慎，深受康熙帝赏识和重用，由县令等低级官员而升至部院封疆。

如此强调清官政治，与康熙帝面临的政治形势有直接关系。康熙帝登基时，清朝建国不过18年，且一直处于与南明政权和各种抗清势力的战乱之中。执政至12年，又爆发了波及全国的“三藩之乱”，清政府虽最终取得胜利，但八年的战争造成生灵涂炭。康熙帝认为，“三藩”一呼百应，各省军民相率背叛，平定如此艰难，皆是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导致民心丧失。为赢得百姓对异族统治的认可，康熙帝需要一批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的清官安抚民心，重塑清王朝的政治形象。

康熙帝不仅在舆论上反复强调“节操清廉，最为紧要”，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对清官大加庇护，营造一种重用清官的政治氛围。康熙帝的这一用人政策，在处理督抚互参案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江苏巡抚张伯行弹劾总督噶礼贪污贿赂，而总督则反过来弹劾巡抚没有治理地方的能力，两名地方最高行政官员互相弹劾，其下属也纷纷被卷入其中，引发了江南官场大地震。康熙帝十分愤怒，经过调查后，发现两人都有恶意攻击对方的成分，同时两人也都有自己的问题，总督有才能而操守不好，巡抚虽做官清廉却短于才干。康熙帝斟酌之后令巡抚留任，总督革职。江南老百姓听说这一结果后，欢呼雀跃，发出“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的呼声。简单说，这是一场“德”与“才”的较量，在康熙帝的天平上，德是第一位的。诚如其言“凡为臣子必须才德兼全，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

但是，清官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与德相比，才能略显不足。如张伯行，是康熙帝树立的清官榜样，但他时常不能按规定时限完成漕粮和赋税的征收；案桌上的诉讼状子经常是堆积如山，不能及时完结。钱粮和刑名都属于政务中的大事，巡抚责无旁贷。所以，康熙帝私下里也指责张伯行“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再如汤斌，享受配享孔庙的殊荣。他任江宁巡抚时，在出示的告示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此语虽然隐含对世道黑暗的无奈，但身为巡抚发出如此感慨，也反映了他治理能力的匮乏。

另一方面，清官清正廉洁，“眼里揉不进沙子”，对同僚和下属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这样极易造成官僚间的紧张关系，滋生事端。例如，康熙朝另一清官赵申乔，在担任云南巡抚期间参劾湖广提督俞益谟侵占兵饷。数月后，俞益谟亦参赵申乔“每事刻意苛求，故欲陷人”。康熙帝虽令俞益谟休致（退休去职），赵申乔革职留任，但也认为赵申乔不易在地方任职，将他调任京官，改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并就此事在继任巡抚王度昭的密折中，批评赵申乔“做官虽有清名，众论不服。”告诫王度昭，“地方只以安静，自然百姓受福。”

康熙中后期，随着清官自身弱点的不断凸显以及老年皇帝“居官安静”的为政心态，康熙帝对清官也颇多微词。他不但多次私下里指责“清廉者为人多刻”，而且还做了一个贴切的比喻，说当官之人应该做一些有益于地方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自身的清廉。如果像木偶和泥人一样，即便连一勺水也不私取，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雍正眼中的小廉与大廉

由于晚年的康熙帝倡导为政平和、居官安静，对大臣过于宽容，导致官员贪污腐败、朋比党援、国库亏空，为清王朝的统治埋下了严重的政治危机。雍正帝即位后，为扫清康熙末年积弊，刷新政治，不得不运用严厉的铁腕手段，雷厉风行地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清查全国亏空钱粮，惩治腐败，打击朋党势力，推行耗羡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改革。为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建设一支振奋有为的官僚队伍，任用一批敢作敢为的风力人物。在这种客观形势下，雍正帝选人用人的方针是，在操守尚可的前提下，更注重官员的才能。正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雍正帝也承认“居官之道，自以清廉为本”，但他对廉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定义。他说，“箪食豆羹，一介不取”，不过是小廉，而所谓大廉者，应是“理财制用，崇俭务本，使天下之人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他认为，作为封疆大吏，身负察吏安民、兴利除弊的重任，不是一个“清”字就能胜任的。他对那些“恃其操守而于地方不能整饬”的清官，进行了辛辣严厉的批评。他说，这样的清官不敲诈百姓，但也不能禁止百姓为非作歹，所以好人坏人都称赞他；不勒索下属，但也不制止下属违法乱纪，所以贤能和奸猾的下属都拥护他。姑容那些犯法的大臣子弟，宽待那些生事的地方豪强劣绅，所以同僚们和地方乡绅都称赞他为人和平。甚至对作奸犯科的胥吏也不惩罚，对大肆横行的盗贼也不能缉捕。等到因地方事务废弛而被朝廷罢免时，地方官员和百姓都为他叹息和叫屈，认为少了一个清廉上司。这些都是那些所谓的清官们平日里模棱悦众，违背常理、追求名誉导致的。

在改革的背景下，雍正帝提出了“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凡有才具人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这样具有争议的用人观点，并付诸于实践。他对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评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将其巡抚职，召回京师用为侍郎。而田文镜、李卫等老成干练、实心任事、不计嫌怨、孤立无党、执政风力的能吏在雍正朝得到了重用，往往以破格提拔跻身于封疆大吏。

雍正帝重才能的用人方针，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改革、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良的政治效应。首先，清官作为一个群体，尽管存在短于才干、沽名钓誉、为官苛刻等毛病，但它代表着社会正气，雍正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此公开批评贬损清官，无疑营造了一种错误的为官导向。其次，如同清官一样，能吏自身也具有两面性，长于才能而短于德行。朱元璋曾尖锐地指出“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于贪鄙则失于骄蹇”。雍正帝重用能吏，无意中也造就了一批贪吏、酷吏。雍正乾隆时期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批评雍正朝督抚都以“严酷之政”为能。最后，雍正帝“从来用人，只论人才，原未科定条例”的思想，导致不按成例选拔人才。纵观雍正一朝，人事變动极为频繁，微员骤升大吏，大吏突然降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做法破坏了国家正常的铨选制度。

责任编辑：赵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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