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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青年研究的新路径

2015-10-21廉思

中国青年 2015年20期
关键词:蚁族学术群体

廉思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学术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做好社会调查。

作为研究社会的一种实践方法与技术手段,社会调查是社会科学界使用最多的研究方式之一,也是人们认识社会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

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大变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必然要以这些实践经验作为基础,“实践—经验—理论”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经验以实践为基础,理论是经验的提炼与升华。没有对中国经验的系统研究与总结,就不可能产生为中国所需要的、反映时代精神的重要理论。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学术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关注社会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人民群众创造的丰富多彩的实践经验,努力做好社会调查。

记录描绘新移民的奋斗与崛起

2007年以来,我们30余位青年学者,采用自发性社会调查的方法,先后对“蚁族”、高校青年教师、“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等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有关当代青年群体的大量一手资料和统计数据。

六年的积淀让我们对“蚁族”、“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等当代青年群体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感受。总结发现,上述群体虽在教育背景、从事职业、生活方式等要素上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但从本质上看,又都具有一定的共同特性,即都是离开家乡,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但暂未取得城市户籍的青年人。他们心怀梦想,拼搏进取,在城市化转型的大背景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综合国内外有关流动人口及其迁移规律的研究,我们提出“城市新移民”的概念,对这一群体的共性进行高度凝练,以求深度记录和描述其在“历史三峡”中的奋斗与崛起。

课题组对这些典型青年群体的生存、发展状态的研究分析,是当下中国青年研究中所不多见的,我们采取的这种自发性社会调查,有三个特点:

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我们始终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采取問卷填答、个案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事实证明,感性认识是研究问题的起点,没有大量现场感性知识的积累,理性认识难以实现飞跃。

二是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加强对复杂问题的攻关。研究是分专业的,但生活是统一的,对社会现象要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复杂的、多元的,多学科交叉合力是认识中国问题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团队的力量。

三是通过组织结构扁平化提升研究效率。区别于政府部门组织的官方调研和知名学者领衔的研究团队,我们根据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和研究进程的不同阶段,确定团队成员的具体任务和分工职责。在思想相互撞击、相互交融、高度整合的过程中,资源共享、互信互学、共克难关、创出精品。

坦诚地讲,组织自发性社会调查,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多困境。与各种由权威机构发起的普查及综合性社会调查相比,我们可得到的资金支持、人力资本及行政资源少之又少,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调研的开展设置了障碍。从某种程度上看,六年的研究实践就是在科学性原则的基础上,不断超越自我、突破困境,在坚持“学术严谨性”与“现实妥协性”之间找寻最佳平衡点的过程。具体来看,我们面临并突破着三大困境。

抽样精度与调查资源间的妥协

“抽样”是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其科学性与精确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决定着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

在六年的研究实践中历次调查的抽样方案均不是教条式的照搬教科书的结果,而是不断明确调查目的、充分评估调查资源、深度理解调查场域的产物。

在2008年的初始研究中,由于我们首先发现“蚁族”现象,没有任何前期资料可以借鉴,因此对该群体仅有一些不成体系的感官印象,其特征、分层及分布状况都不甚明朗,很难按照概率抽样的原则设计抽样方案。在当时探索性的研究背景与无行政资源支持的条件下,“滚雪球”或是唯一可行的抽样方法。有了第一次调研的经验,我们在2010年针对“蚁族”群体的第二次调查中,扩大了样本量及样本覆盖范围,虽在各大城市的“蚁族”聚居村中也采用了“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抽样,但由于此次调查覆盖城市较多,且样本量也有所扩大,故较第一次调查更具代表性,结论更具推广价值和适用性。

综合历次抽样方案的选择,课题组认为,对于中国的中小型抽样调查而言,在资金支持和组织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灵活选择和不断修正抽样方案。我们不能奢求中国的社会现实去适应教课书中那些基于西方经验总结出的成型理论方法,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快速变迁、新鲜事物和新兴群体层出不穷的中国大环境下,在把握科学性原则和底线的基础上,社会现实才是指导我们抽样和研究实践的核心依据,盲目地追求所谓“科学”和“精确”,而不顾及实际操作中的具体情况,只会令调查研究停滞不前。

严谨学术与丰满社会间的平衡

社会调查绝非仅仅是一套机械化的技术,决不是只要与调查对象接触了就可以获得想要的材料。简单照搬西方实证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只能流于表层。只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才能开展真正有效的社会调查。

做社会调查,无论从精力还是体力,青年学者理应冲锋在前。当青年学者能够在头脑里建构起“经验的世界”后,经过再次总结、抽象,最后就能形成新的观点和理论。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需要在“严谨的学术”与“丰满的现实”间转换和平衡。

有人曾批评我们的这种形式类似于“报告文学”和“调研报告”的结合体,缺少学术意蕴。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不敢苟同。社会学研究,不仅包括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其他方法,像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总的来看,我们恰恰就是通过这种所谓“调研报告与报告文学结合体”的方式在探索实现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丰满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平衡。当然,我们还在探索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很多方法需要完善,实证分析与质性研究的结合之路漫长而修远,我们愿在其中艰难探索,让丰满的社会现实化为“规律”,使严谨的学术研究具有“温度”。

价值中立与媒体宣传间的调适

课题组六年的研究实践,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课题组除荣获了诸多赞誉外,也承受了一些质疑和批评,“与媒体走的过近”、“有概念炒作之嫌”、“学术明星”甚至“哗众取宠”等等声音我们都有所耳闻。我们并不刻意回避这些略显尖锐的批评,而是沉下心来对其进行系统的剖析,怀着谦恭虚心的态度来反思自己,最终发现多数质疑都指向了学术研究与媒体传播之间的距离问题。

媒体与学术的关系始终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学术自身的价值中立性要求学者与媒体保持一种相对疏远的距离,同时研究的应用性与现实导向又对媒体传播提出了一种相对较强的现实需求。一项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将二者有机地协调起来,既不能过分依赖和迎合媒体,沦为大众舆论的附庸,又不能将学问做死,只写受众仅为数百人甚至数十人的象牙塔文章。

我们无意成为“公知”,但知识分子“理念人”与“士大夫”的担当却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执守社会核心价值,在公众的立场上思考,向公众负责任地发声,是我们研究的根基与命脉。

事实上,无论是如今的“城市新移民”,还是之前的“蚁族”或“工蜂”,其作用都不仅是要提出这个概念,而是想将青年群体的真实面貌拉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获得社会的关注和反思。研究永无止境,我们相信在自己的“抛砖引玉”后,会出现更多更为科学、更为严谨的调查研究,我们也期待更具权威、更有资本的研究者来推进和完成。

责任编辑:赵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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