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被誉为“湖北三杰”之首的严立三（1892-1944，湖北麻城人），不仅是北伐名将，而且是出了名的“抠门”省主席。抗战时期他在恩施（1938年，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湖北省省会西迁恩施——编者注）任湖北省代理省主席期间，清正廉洁，厉行节约，整顿吏治，严惩拖拉陋习的故事，至今还广泛流传在人民群众中间。

为节约和扶贫格外抠门

严立三任代省主席时，在悉心筹划战时后方各项工作的同时，以身作则，厉行节约。省政府原有一辆小轿车，到恩施后，他认为汽油太贵，不应任意消耗，吩咐办事人员，停止使用小轿车。司机因为主席不用坐汽车，无所事事，便辞职去为公路局开车。严立三知道后，专门叫他来，当面予以嘉勉，不久也把这辆老爷车拨给了公路局，作为营业用车。

恩施那时没有电灯，因为运输困难，煤油也成了奢侈品，一般照明多用蜡烛或桐油灯，省府也不例外。主席办公室里，夜间批阅公文，也是一灯荧荧，而且只用两根灯芯。严立三办完了公，就剥落一根，只留一根，那是担心多耗油。

严立三遇到公务繁忙的时候，长时间伏案工作，边看文件边批示，常常忘了吃饭。到了深夜，就开始饥肠辘辘，这才记起自己没有吃饭，才把冷饭浇上开水，随便吃点。有时，侍从问他：要不要吃点点心？他摇摇头说不必不必，便这样空着肚子睡去了。

在代理主席期间，严立三仅领取委员的薪水，从来不领主席的特支费。应当归他的钱，他不要，但他仅有的这点钱，也都用在接济许多因战乱失去家庭的学子，所以每月他的薪水袋，总是所余无几，有时难免寅支卯粮。

不仅如此，就是穿衣、出行，严立三都是能简就简，能省则省。1939年他任民政厅厅长时，冬天他做了一件假哔叽面子的棉布黑色中山装，到1940年任代省主席后，他穿的还是这一套，两个袖子管，在桌子上磨到光亮，仍不肯换。

一次，在广西举行重要会议，有关战区司令长官及省主席都要出席。开会期间，严立三的许多门生故旧，以及鄂省旅桂人士，到与会人员下榻的旅社去找他，却找不到；再到第二流的旅馆去找也是没有找到，后来还是从他的副官那里才打听到，原来他住在偏僻的一些乡下人常住的小客栈里。

1940年7月，严立三卸任省府代主席，任期内的主席特别办公费节余有数万元，省里派人给他送去，被他拒绝，后来还是按照严立三的意见，将这笔钱用作了救济难民。

整顿作风，雷厉风行

严立三为人有侠骨，不畏强权，任代省主席时，他大胆整顿吏治。首先力禁鸦片，特别禁止公务员吸食。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因吸鸦片而被他批准处以死刑，引起社会震动。随后，严立三以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下令规定：凡种、售、运、吸、藏鸦片者，一律处以死刑。湖北沙市警察局局长朱鼎钧是严立三自己选定的人，由于此人敲诈一家商行法币2000元，严立三在查证后，命令将其逮捕解省。朱鼎钧的朋友多次请人说情，甚至江防司令都出面力保，但严立三不为所动，终将朱鼎钧法办。

严立三每次到各地视察，事先都不发通知，也不准迎送。总是只带一个通讯员，配一匹驮行李用的马。到达目的地后，也是自己先找栈房、旅舍住下，吃了饭后再到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办理公务，不受任何接待。正因为他深入基层，详察实情，所以他才能雷厉风行地整治各地政府机关的拖拉作风。

有一天一大早，严立三走到咸丰县政府，县长秦少恬尚未起床，听说恩施有人来，便命在会客室等候。严立三便手书一张“立三有事会见县太爷”的便条交给勤务递进。秦县长见条后大惊，立即整衣出迎。严立三问：“县政府几点钟办公？”秦答：“八点。”严立三坐到八点半也没见来一个人，不禁大发雷霆，命秦少恬去恩施听候处理。原来，严立三头天就到了咸丰县城，住在一家小客栈，听到百姓都叫县长为“秦少刮”。以此，探知政声不佳，早已不满，并非仅仅因为办公误事一时而发作。

严立三有早起的习惯。起床后常常步行至附近各学校、机关，检查作息制度。有一天清晨，他信步到金子坝恩施高中分校（距省府所在地约6里），6时已过，学生还未起床。他径直执锤敲钟，惊醒了校中师生。分校主任见是代省主席立在操场上，连忙集合学生，请他训话。他却说：“大好时光，不要被训话耽误。只希望先生们理解抗战时期，青年学生在此读书不易，千万珍惜时间，不要误人子弟。”说完，径自离去，然后又到省政府的各厅、处突击检查，及时处理问题，整饬怠职行为。

自此，公务人员再也不敢玩忽职守，省府机关很快出现严肃、紧张的气氛，改变了以往疲沓、拖拉的陋习。

怕影响群众就医不去看病

1940年7月，严立三卸任后，拒绝了陈诚安排的省府委员职位，既不参政，也不拿委员薪金。后来他跑到宣恩县创办“晒坪垦殖处”，自己开荒种地，自食其力。有时，他帮太太在家磨包谷，生活清苦至极。

1943年秋至1944年夏，严立三在宣恩县立初级中学三年级甲班义务讲授公民课。他家距离学校很远，无论风霜雨雪，他都是步行到校，从不耽误。校长曾专程奉送代课薪资，他拒收；有时学校留饭，他也是拒绝。宣恩县政府按照省府命令按月资助大米柴火，他都不收。

1943年，严立三患了肠胃病。他拒绝到省立医院就诊，因为他自己没钱，也不愿意花公家的钱。省立医院只好派内科医师到他家里治疗，病情稍微好转，他就告诉医师：“不要劳驾了，免得为了我耽误了其他病人。”其后，病情加重，才在大家的强迫下，住进医院，但是已经太迟，终于不治。弥留之际，他写下遗嘱：“我有罪，要火葬。”去世时，年仅53岁。

严立三一生清正廉洁，不营私产，过的简直就是苦行僧的生活，以至于死后因家无分文，无力安葬，还是万耀煌任湖北省主席时（1946-1948），把他的遗体运回武汉，葬于武昌郊区九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