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芳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从常与非常的角度看《窦娥冤》中的矛盾冲突

张晓芳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窦娥冤》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悲剧作品，剧中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塑造了窦娥这一鲜明的悲剧人物形象。这一悲剧形象的成功塑造得益于常性思维与非常性思维交替运用的叙事架构。在《窦娥冤》中，常性思维与非常性思维的叙事策略在道德冲突、社会冲突、意志冲突等方面都有很好地运用，故事叙事结穴于一个非常的结局，最终使戏剧冲突达到了高潮。

《窦娥冤》常性思维非常性思维

《窦娥冤》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部艺术典范，剧中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塑造了窦娥这一鲜明的悲剧人物形象。学界关于窦娥悲剧原因的分析已经成果丰硕，但却鲜有从常性思维与非常性思维的叙事逻辑切入，进行窦娥悲剧原因的深入研究。

所谓常性思维是指在日常生活中都为我们所熟知的思维模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情理之中、意料之中的事。而非常性思维是异于我们通常的思维模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意料之外，异于常理的思维模式。“非常”性思维具备非常的能力——“变化”。［1］民众既不得不承认“常”世中，日常的事件都是按照秩序进行的，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又隐藏着隐微的愿望，希冀暂时违反常理常规。［2］这是我们关于常性思维和非常性思维的定义，以下简称“常”与“非常”。

在杂剧《窦娥冤》中，这种常性思维与非常性思维交错分布，构成了故事叙事的基本脉络。故事情节是紧紧围绕“常”与“非常”来展开的，故事一步步发展到高潮。通过下面这个矩阵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故事情节发展直至高潮阶段的矛盾冲突，以及各种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关系。我们继续从“常”与“非常”的角度分段论述本剧的矛盾冲突以及“常”与“非常”的思维怎样推动故事情节一步步达到高潮。

一、“常”与“非常”在道德冲突中的表现

常性思维和非常性思维在道德冲突中的表现体现在守贞守节的传统道德与弃贞弃节的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冲突上。这一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两组人物身上：窦娥和婆婆的冲突；窦娥和张驴儿的冲突。道德冲突，顾名思义，就是在道德上的不同选择而导致的冲突。

“常”与“非常”的转换首先表现在窦娥与婆婆的冲突中。窦娥的恪守妇道，一女不嫁二夫是“常”，这是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基本要求。而蔡婆婆对张驴儿父子的半推半就则是“非常”的表现，这是道德层面上的冲突，表现在守贞守节的传统道德与弃贞弃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窦娥与蔡婆婆，张驴儿父子发生了矛盾冲突。窦娥再三申明自己守节不移的信念，并对婆婆表示了强烈不满。［3］“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公撞府冲州，阂闺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①（《赚煞》）骂得她婆婆羞愧无地。“烈女不事二夫”、“夫死守寡”、“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在窦娥身上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可见，这一阶段的矛盾冲突是建立在常性思维和非常性思维之间，通过窦娥和婆婆所表现出来，两种看法之间的较量激化了人物之间的矛盾，使原本和谐的婆媳关系变得不和谐，从而又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下一阶段矛盾的展开埋下伏笔。

窦娥的善良和张驴儿的无赖，使他们的表现既有符合常性思维的一面，又有两者的道德冲突阴差阳错地推动故事非常性思维发展的一面。蔡婆婆好心收养张驴儿父子是“常”，这符合我们民族传统中所公认的知恩图报，任何善良人都会这样做的。张驴儿父子强行入赘是“非常”。施恩人理应对遇难者发自内心的悲悯，而不应该想着能从遇难者那里寻得半分好处，就算受难者要答谢施恩者，施恩者也要婉言谢绝，这样才符合儒家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传统。而剧中却变成了施恩人变本加厉地对报恩人提出非分之想，不但强行入赘，而且要栽赃陷害他人。进而从张驴儿的本性出发，可以这样来理解：张驴儿想药死蔡婆婆是“常”，却不想药死自己老子是“非常”。当我们再为好人蔡婆婆捏一把汗的时候，剧情又巧妙地出现了转机。这不仅是从剧情发展方面考虑的，也是从人物性格方面的必然趋势。这一阶段的常与非常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为窦娥与梼杌的冲突做铺垫。张驴儿，他在剧中是邪恶的化身，窦娥对他的坚决斗争，与其说是出于贞节观念，不如说是和邪恶冰炭不容的刚烈个性，或者说是以贞节观念为武器，捍卫这自身人格的尊严。

二、“常”与“非常”在社会冲突中的表现

从常性思维和非常性思维出发来分析社会环境我们也可以看出造成窦娥千古奇冤的社会原因。主要表现在三组人物之间：窦娥与婆婆、张驴儿、太守梼杌。在这三组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愈演愈烈，并通过常与非常之间转换，推动矛盾冲突逐渐升级。

“常”与“非常”的表现首先体现在窦娥与婆婆之间。窦娥与婆婆的冲突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冲突，窦娥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是高利贷，而蔡婆婆所代表的正是放高利贷者，作者通过高利贷商品经济这一关系，巧妙的把剧中的主要人物联系到一起，为窦娥和蔡婆婆之间的冲突创造了条件，这一层面展现的是社会上那些放贷者对受贷者残酷的人身自由的剥夺。他们“吃人膏血，以致农民一年耕种，‘合得粮米，尽数偿之，还本利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4］这里讲述的就是高利贷者“吃人”的本质。而高利贷者与受害者之间应该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这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常。一个是施害者，另一个是受害者。而剧中窦娥与蔡婆婆亲如母女的关系则是“非常”，非但如此，当窦娥被诬陷入狱惨遭仗打都没有屈召，但是当官吏要打她婆婆时她却说：“罢、罢、罢，情愿我招了吧！”②这里我们看到受害者站在施害者一边，并替施害者说话。究其原因，考虑到在这里作者想要塑造一个“孝妇”的形象，为故事下一阶段故事情节的展开做铺垫，而“常”与“非常”在这里的转换也正体现了这一点。正所谓“孝”是华夏子孙血脉里流淌的共通情感，作者想要通过这一共通情感引起人们内心的极大共鸣，从而寄予主人公身上莫大的同情，进而增强故事的悲剧氛围。

窦娥和张驴儿之间的社会冲突既有符合常性思维的一面，一善一恶，而两人之间水火不容的个性差异在“常”与“非常”之间的转换又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造成窦娥悲剧命运的一部分原因是社会上存在着像张驴儿父子那样的泼皮无赖。以张驴儿父子和赛卢医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的威胁，是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重要方面，所以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是社会冲突。泼皮张驴儿为达其淫虐意图，表现得极其无耻无赖。这是流氓恶棍身上所共同体现的“常”。对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来说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表现的如此强硬、刚烈、誓死不从、毫不屈服则是“非常”。这正是她性格中坚贞一面的反映。而这一阶段的“常”与“非常”的组合：一个是流氓恶棍的行径，一个是誓死捍卫人格的尊严，这两方面强烈的反差势必造成激烈的矛盾冲突。而矛盾冲突升级后必然是更深层次的对抗。张驴儿是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他之所以那么大胆，栽赃陷害他人，是因为背后黑暗的社会现实。这就引出了此剧的主要矛盾：普通无辜百姓与黑暗的官府之间的矛盾冲突。

最后，窦娥与梼杌的冲突属于更深层次的冲突，这一社会层面的冲突直接导致了窦娥生命的毁灭。而在这一层次中也正是渗透着平常之事与不平之事，通过两者之间的较量推动故事情节达到高潮。张驴儿不顾自己失手药死自己老子的事实，企图嫁祸窦娥，用“官体”和“私体”来逼窦娥顺从他，不谙世事的窦娥天真地相信官府“明如镜、清似水”情愿与张驴儿见官，来辨明自己的清白。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她，楚州太守桃杌是个“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贪官。剧中曾有这样一段情节描述：张驴儿向他跪下，他也跪下，祗候道：“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太守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几句插科打诨活脱脱现出元代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虽不免夸张，但却真实。窦娥相信官府的公正廉明是“常”，这是普通百姓出于对统治他们的“衣食父母”的最起码信任，相信这些“青天”能为自己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而梼杌所代表的吏治的贪腐昏庸则是“非常”，窦娥所代表的贫穷但却善良百姓从来也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她们周围所处的环境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当窦娥把全部希望寄托的官府身上的时候得到的只能是失望，继而绝望，而继续抗争的后果只能是生命的毁灭。窦娥蒙冤受刑，蔡婆婆一连四个“兀的不痛杀我也！”深刻展现了官府与百姓的冲突。

窦娥与梼杌的冲突表现在明镜高悬的廉明道德与无良官员的贪腐昏庸，草菅人命的冲突。而整个社会的吏治腐败，官吏贪污昏聩，毒刑冤狱遍及国中的这个“常”，就使窦娥好人蒙冤的这个“非常”变为了“常”，窦娥的冤屈只能算是普遍现象。而这一阶段的常与非常的转化又推动整个故事情节推走向全剧的最高点，为窦娥的指天骂地做铺垫。

三、常与非常在意志冲突中的表现

常性思维和非常性思维在全剧中最为重要的表现是意志冲突。互为意志冲突的双方在表现形式上依然是“常”与“非常”，意志对抗的双方才更进一步增强故事的悲剧性。这种意志对抗在《窦娥冤》中集中体现在主人公窦娥身上。

窦娥受到封建神权思想影响，相信“青天大老爷”能主持人间正义，赏善惩恶。这属于故事情节发展中的“常”。于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窦娥在与张驴儿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了“官休”。这也属于“常”。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窦娥看清了“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喊冤”的社会现实。这样就从相信官府能为百姓主持公道的“常”，变为对社会官府彻底绝望的“非常”，于是才有了意志冲突中最为激烈的一幕。她那似岩浆迸射而出的如山洪决堤般的激愤之词，充分反映了女主人公的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也折射出广大人民的反抗精神。

《窦娥冤》里的悲剧有着双重结构，从社会政治悲剧这一表层悲剧过渡到窦娥内在的信念与社会现实间不可调和的深层结构冲突，继而拉开了全剧意志冲突的序幕。

这一层面上的常与非常集中体现在窦娥刑场上的指天骂地：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的冲突；不相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的冲突；明知道道德无用却又不得不遵从道德的矛盾。这三个“常”与“非常”的组合也有其内在必然性。窦娥不满自己父亲离去、守寡、与年迈的婆婆相依为命的生活状况，这是“常”。但传统的孝悌观念让她不得不这样做，这是“非常”。窦娥指天骂地，谴责命运对她的不公，这是“常”，因为她无法找到让她伸冤，甚至是诉苦的地方，只有指天骂地。但她的三桩誓愿却都是借天地鬼神来实现的，这是“非常”因为人类社会已经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处，更别提伸冤了，所以绝望的窦娥只能转向神灵世界。三桩誓愿一一兑现，证明了窦娥的冤枉。［5］窦娥明知道道德无用却又不得不恪守妇道。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道德的力量是虚无缥缈的，但除了道德，和贞洁，窦娥身上还拥有什么呢？再一次体会【正宫·端正好】、【滚绣球】两支曲子，窦娥在对天地的责骂中有指责，有否定，而指责和否定的深层心理动因正是认为天地应该主持公道，而不应该让好人沦落到被杀头的地步，这就表现出非常符合人物社会身份的典型的民众心理，即“常”。从这种心理出发，窦娥就不可能对天地进行“彻底否定”即“非常”，因此窦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明冤的希望寄托在了天地上。这又表现了“常”与“非常”的融合：埋怨天地、哀告天地而不彻底否定天地。正因为这样，戏剧情节才按预先设计的轨道走到下面的伸冤环节：在窦娥的祷告下，浮云垂阴，悲风回旋，刽子手动刀后，天“真个下雪了”，而“窦娥的血却飞在那丈二白练上，并无半点落地”。这些反常的事象明白地昭告了窦娥的冤情，故事情节环环相接，丝丝入扣，舞台上的悲剧气氛也达到了最高潮。

窦娥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实际上也是现实生活中个别人的人生轨迹，每个人都不能完全控制个人的生命历程。［6］窦娥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父亲想借科举改变自身困顿的境遇。窦娥在生命的尽头表现出对正义的强烈追求，她的三桩誓愿进一步表现出他对悲剧命运的强烈抗争，她活着不能证实自己天大的冤屈，死了也要让老天爷为他显灵，为她昭雪，这种抗争在精神上对统治者取得了绝对压倒的优势，它向人们展示了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规律。［7］这便是常性思维和非常性思维在意志冲突中的体现。

四、非常的结局

窦娥生命的毁灭换来了一个非常的结局。由情节的开端发展到高潮，从窦娥出生到被问斩，窦娥一步步走向冤死的过程，正是她命运的悲剧性逐步加深的过程。［8］从故事线索中的平衡，到平衡被打破，再到有人出面恢复平衡，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才得以推动故事情节一步步向前发展，直至高潮。故事的结局：这么大的冤狱有人来平反是“常”，而由她的“两淮提刑肃正廉访使”的父亲平反则是“非常”。说到底是利用了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特殊关系，还窦娥清白的是她父亲手中的权利。而这种圆满的大团圆结局，正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运用超自然的力量来伸张正义。至此，窦娥的故事才落下帷幕。

这一系列常与非常的组合，并不是对立的，他们在一定情况下互为转换，有时则互为“常”与“非常”。《窦娥冤》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悲剧，通过窦娥这一悲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具有批判社会的价值。因此，从这一理论出发来分析窦娥的悲剧命运，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即：造成窦娥悲剧命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结语

这是一出好人蒙冤的苦情戏，我们在慨叹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同时不禁也为作者高超的编剧技巧所折服。《窦娥冤》中的戏剧冲突是多样的，戏剧冲突的多样性正是建立在从常性思维和非常性思维的角度来来考虑的，而正是由于常与非常的推动才显示出故事发展的多样性，正是在常与非常之间的转换，才一步步推动故事情节、人物命运达到高潮。因此冲突的多样性最后又统一于窦娥的悲剧命运上：戏剧冲突在每一阶段所展现的内容是不同的，在常性思维与非常性思维交替运用下的叙事架构内具有阶段性特征，这从以上的文本分析中已经可以得出，但到最后又连贯起来共同构成窦娥的悲剧。由此，在常性思维和非常性思维的交替推动下来探讨本剧的叙事线索，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窦娥悲剧的深层原因。

注释：

①［元］关汉卿.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37.

②同上第39页.

［1］李丰楙.神话与变异：一个常与非常的文化思维［M］.北京：中华书局，2010：229.

［2］李丰楙.中国神话传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A］.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6：413-431.

［3］陈才训.吕敬芬.窦娥·节妇·孝妇——窦娥形象的文化意蕴及其解读［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4］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汤雪.直面惨淡的人生——读《窦娥冤》的悲剧性［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0（3）.

［6］薛冲伟.窦娥冤的悲剧性［J］.新课程学习（学术教育），2009（11）.

［7］戴红.谈《窦娥冤》的人物塑造［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3）.

［8］秦克祥.《窦娥冤》悲剧性浅析［J］.宿州教育学院，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