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会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苏联解体的民族问题

张亚会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时期。苏联解体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原因并非由一个单一的原因导致，而是由多种因素合力所致，但是民族问题是导致苏联解体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浅析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以及吸取苏联解体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

苏联；民族问题；民族政策

一、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

俄罗斯民族在整个俄罗斯人口中占了极大的比重，将近一半是俄罗斯民族，因此苏联的民族问题显得尤为敏感。苏联的民族问题是历史演变的产物，苏联是在沙俄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虽然打破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各种民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第一，大俄罗斯主义的盛行。在斯大林时期，虽然继续着列宁时期的国家结构，但随着其个人权利的无限放大，加之其本人的大俄罗斯主义，并没有真正重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因此政策上出现偏差，直接导致了民族问题尖锐化。斯大林极力美化沙皇的对外扩张政策，宣称沙皇的侵略是为了解放各族人民，是符合各族人民意愿的。在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咄咄逼人的气氛之下，各少数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防止被同化的危险，就相应地产生了一种地方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表现为对联盟的不信任和猜忌，甚至经常会爆发出独立的愿望，并对外来的民族或者比自己弱小的民族采取同样的压迫政策

第二，苏联领导人对民族矛盾缺乏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后，虽然苏联社会主义顺利成立，这种社会制度也为民族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但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重大的民族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而前苏联领导人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都缺乏科学的认识。列宁之后苏联的各届领导人包括苏联各界的理论家对于社会发展中民族问题的认识不够，他们均把民族问题看成是和社会进程伴生的问题，片面地强调社会的发展，轻视甚至忽略民族问题，对社会发展状态的超前定位忽视了社会及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过早地把苏维埃各民族说成“苏联人民”。苏联领导人对待民族问题过于盲目乐观，忽略了民族矛盾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苏联政府一直没有正视本国民族问题。

第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矛盾。用处理阶级矛盾的方式处理民族矛盾，大大伤害了各民族的感情。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是没有矛盾的，因此多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就被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斯大林认为：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因为民族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与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这种理论被继承下来，苏联的历届领导人都是把民族矛盾当成是阶级矛盾处理，采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来简单粗暴的处理。苏联政府一直错误的坚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民族矛盾，导致民族矛盾不断加剧。

第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激化了民族矛盾。苏联各民族间潜伏的矛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爆发出来，不景气的经济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引发矛盾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前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民族问题，并且盲目乐观地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解决了，对爆发的几次民族冲突只是以“地方民族主义”处理，失去了处理民族矛盾的最佳时机。民族主义者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大做文章，并把民众生活的困境指向了苏共和其他民族，民族主义的社会情绪无法控制，而戈尔巴乔夫默认甚至纵容了这种扭曲的民族主义，认为这是民主的表现。随后更是搞政治多元化，放弃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得“民主派” 在许多国家取得政权，至此苏共失去了对联盟的控制，民族冲突也彻底失控。

二、对我国对处理民族问题的启示

与苏联相似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更加灵活和符合中国实际，建国以来中国的民族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我们也可从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苏联能够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各民族的认可，这构成了联盟存在的信仰基础。而一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庞大的国家就缺乏了共同的思想基础，缺乏共同的心理认同感。这就提醒我们在改革中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

第二、高度重视民族问题，积极处理民族矛盾。一个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随着国家的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多，了解也不断加深，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和谐共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给各民族全面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各民族的的特点、文化和观念等将进步得到保持和发展，承认并正视民族差别的长期性，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并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但是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初级阶段，许多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因此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应结合我国发展现状和国情，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充分考虑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

第三、正确认识民族矛盾，预防矛盾激发。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且多分布在边疆地区，与汉族在客观上存在许多差异。由于距离较远且多数少数民族是独居，因此在管理上具有很大的难度。靠近国外一些民族，在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上也与邻国更加相近，更加重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负担。正是因为这些敏感的因素，我国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必须软硬兼施，通过政策关怀、法律关切、教育保障等手段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差距，但是在对待利用民族问题搞社会和国家分裂的个人和群体要施以严厉的惩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涉及民族问题的改革要循序渐进，切忌操之过急。

分析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诉求，制定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来促进五十六个民族的团结友爱。

[1]郭欣根.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主要观点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03(2).

[2]张建华.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潘广辉,吴婧.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J].世界民族,2006(1).

[4]熊坤新.苏联民族问题理论与政策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K512.55

A

1671-864X(2015)05-0027-01

张亚会(1988—)，女，汉族，河北邯郸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14级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