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

2015-10-09毛庆

西部学刊 2015年9期

摘要：我国古典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可以从文化精神和接受继承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文章首先确立的两个论证基点：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只有孰弱孰强之分而无落后先进之别。前者是力量对比，后者则是趋势的分析。历史事实表明，强势不可能永远持续，它只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强弱必将互相转换；而先进落后则不然。坚持落后的将会被历史所淘汰。许多学者错误判断中华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所坚持的“潜西化论”、“潜割弃论”。二、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之三大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的灭亡，肯定是坏事。若古希腊文明灭亡，则无今天如此的西方文化；同理，若中华文明灭亡，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东方文化。再就继承而言，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接受，是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开始的。而且，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和程度的提高，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文化接受中的比重与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就文化精神而言，中华文化之四大精神——民族和爱国精神、人本精神、实践精神、唯美精神，至少在三方面与中国古典文学紧密联系，并在其建构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可以如此表述：一个如果较全面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就能基本了解传统文化之精髓；而假若不学中国古典文学，则无论其他方面都学，也恐怕还是难得中华文化之梗概！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古代文学在传统文化中究竟据有怎样的地位？这可从二者形式、内容、数量、体系等等方面加以分析研究，①而限于篇幅，此处仅从文化的精神及接受继承两个层面，着手观察和进行探讨。

按惯例，我们的论述顺序，应是先“精神”后“继承”；不过基于二者关系考察的特定情况，也基于阐述的需要，下文的顺序还是颠倒过来：先“继承”后“精神”。

毫无疑问，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必须继承和发展，现在对此公开反对的人已极少了，但这不等于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持“潜全盘西化论”者，“潜全部割弃论”者，还有相当数量。这里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绕不过去，必须辩清，尽管本文无法就此详作论述，然还是需简单说几句以表明态度。

第一个问题，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孰先进孰落后？②

现在很多坚持主张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学者，也认为西方文化先进，中华文化落后。③这种判断肯定是错误的。笔者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学术交流场合一再强调：历史悠久的文化是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经过几千年悠久历史而生存、发展至今的文化，她们之间并没有谁优谁劣、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而是互有短长、互有优缺点（这与科学技术很不相同）。如果有人要问：中华文化既然总体上不落后于西方，为何没有创造出现代的科技文明？那我们也可以反问：西方有基督教文明，有相对发达的现代科技，为何却两次将人类引入世界大战的血腥浩劫，引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残忍最野蛮的大屠杀？可见，在文化比较中，决不能目光短浅、以偏概全。对此，一批西方文化学者早有认识，④而我国著名学者徐复观也早就指出：“凡是拿西方文化中一时的现象、趋向，以定中国文化是非得失，我愿借此机会指证出来，这是相当危险的方法。”[1]73

既如此，为何大多数人总感觉西方文化先进，而中华文化落后呢？依笔者观察，这是将几个关键概念混淆了。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挟其先进科技之力，对中华文化形成强势，而中华文化因科技落后则显其弱势，但强势、弱势与先进、落后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力量的对比，后者是趋势的分析。历史事实表明，强势不可能永远持续，它只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强、弱必将相互转换；而先进、落后则不然，坚持落后的将会被历史所淘汰。许多学者错误判断中华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这正是某些人坚持“潜西化论”、“潜割弃论”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问题，古文明的灭亡究竟是好还是坏？

上古时代。世界最早有四大文明，巴比伦文明（亦称两河流域文明，西方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其它三个文明很早就灭亡了，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存在发展至今。现在我们要问，这三大文明灭亡是好事还是坏事？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是坏事，这只要看看三大文明发源地近现代的状况就很清楚。相反，希腊文明——国外文化学者认为她是巴比伦文化与埃及文化在地中海相会而形成——一直未灭亡并获得发展，以她为基础终于造就了今天的西方文化。试想，如果希腊文明灭亡，还有今天的西方文化吗？或者说，西方文化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同理，如果中华文明灭亡了，今天的中国大地真不知是个什么样子！正反两面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华优秀文化必须继承并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显然无比正确。

解决了该不该继承的问题，下面便可谈继承了。而在继承方面，结合本文论题，这里只谈一点：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学习中华文化的？答案是：从三岁甚或一岁后会说几句话时开始。就我自己而言，三岁背唐诗；我的儿女，两岁或三岁背唐诗；我的小外孙，一岁后能说几句话开始背唐诗。多年来就这一现象我作过广泛调查，对象包括干部、工人、农民、教师、企业家、管理者直至推销员、钟点工、保姆……几乎涵盖社会各阶层、各类人员，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从一岁到三岁时开始教小孩背唐诗（只有农村的留守儿童是个例外）。

这一现象值得高度重视，它说明了一些重要问题。

它说明我们中国人平均从两岁起就开始接触、学习传统文化，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者之一——另一个“最早的”是犹太人，他们的小孩一岁半开始背《旧约》。

它说明接触、学习传统文化是从我国古典诗歌开始的。而这些并非儿歌，是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之涣等的五、七言诗，是唐诗的精华之一，可以终身受用。

它说明中国人学习传统文化的路径是：古典诗歌→古典文学→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是他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基础。

以下再进一步作点分析和思考。

调查发现，小孩六、七岁上小学时，一般都背得一些唐诗，少则十几首，多则上百首。而在七岁前，一般不可能教他们学现代诗，因这时他们还未正式学写字，只用口语相教，则远不及古典诗歌好背好记——我的试验也证明了这点。在小学期间，诗歌仍以古典的为主，而散文则是以现代散文为主。不过现代散文是对明清散文的继承，与现代诗的文学渊源颇为不同，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因而可以说，小学生的语文学习，与古典文学一脉相承。

现在有人批评这种做法，说是提倡死记硬背，应该理解了再记忆——这类批评没有道理。且不说儿童背唐诗是在愉悦的心境和轻松的环境下进行的，这些唐诗好读好记，朗朗上口。就是对“死记硬背”，日本有些著名教育家也重新提倡。他们指出，理解了再记忆是成人的记忆方法，并不适用于儿童，儿童的记忆特点就是死记硬背——日本人称之为“素读”。他们主张回复“素读”传统，并以调查数据为证——日本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学者、科学家小时候全都接受过“素读”训练，犹太人要求小孩五岁时就能背诵大部头的《旧约》。⑤日本教育家的建议与中国古代成功教育经验一脉相通，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从小看大，三岁见老。”这话虽有些极端，却也说明儿童时期对人一生影响之大。著名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他的个性心理学有一个重要概念——“生活风格”。每一个人的生活风格都不同，而儿童时期对生活风格的形成影响极大，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理解其生活风格及原型，主要需分析早期记忆。⑥阿德勒的研究结论，倒是与中国那句老话精神上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儿童时期对唐诗及其它中国古典诗歌的背诵，将影响绝大多数中国人一生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也必将是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出发的。换一种说法便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接受，是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开始的。而且，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和程度的提高，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文化接受中的比重与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以上仅从继承接受的一个方面，就可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文化中所占地位之重。然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论述一下，即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内涵、特质、心理、精神的关系究竟如何？如果前者对后者这些重要方面体现甚微，甚或背道而驰，那前述现象恐怕就不能视为积极作用而肯定了。

这篇小文当然不能以上四个方面都涉及，只能就文化精神作点考察和简单论述。因文化精神是任何文化最核心、最基础的层面，它决定着一个文化的内涵、特质，导引着民族文化心理，弄清了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在精神上的关系，也就思过半了。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为此，笔者曾拜阅了十多本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结合笔者自己的研究，试着总结出了中国文化的四大精神：民族和爱国精神，人本精神，实践精神，唯美精神。⑦中国古典文学至少在三方面与之联系紧密。

民族和爱国精神自不必说。自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以及整个文学民族的、爱国的传统以来，这一传统便被继承下来，发扬开去。其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龚自珍等，莫不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发扬者。而屈原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学精神，还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精神。人民至今仍以民族三大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祭奠、怀念他，尊之为国魂、民族魂，便是明证。可以说，古典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各部分中，民族和爱国精神体现得最大量、最集中、最突出。

另外，笔者也曾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十全十美，她也有弊病。有的弊病危害极大，一直未能彻底根除。例如，我们民族文化中，历来有一股汉奸文化潜流，多年来形成了有歪理、有邪说、容易蛊惑人心的思想体系。这使得有些人当汉奸并非是为保全性命的被迫行为，而是自荐自举、卑劣可耻的变节行径，张弘范、吴三桂、汪精卫等，莫不如此。这里，笔者不可能分析汉奸文化的形成及源流，而只是想强调，中国古典文学中极少见汉奸文化的影子，而是如上所述，在危难时高扬着民族的、爱国的精神。

至于人本精神，这既是儒学思想传统，也是古典文学接受并持守这一思想形成的传统。所谓人本精神，即是在天地与人的关系上，以人为中心；君主与人关系上，以人为本；鬼神与人关系上，以人为是。毫无疑问，这三点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表现得非常鲜明，以致可以说，人本精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根基，一种灵魂。日本的中国文学泰斗吉川幸次郎曾说：

为什么我对杜甫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杜甫的诗歌始终是看着大地的，与大地不离开的。从根本上讲，我喜欢中国文学是因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人的文学。我并不讨厌西洋文学，但西洋文学有时候成为神仙文学、英雄文学，不是凡人的文学。歌德是伟大的，但是我觉得不如杜甫这样的人的文学更好。⑧

确实，中国文学是人的文学，是充满人性的文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封建社会到专制帝制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但是在其古典文学中，尤其是在古典诗歌中，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却是等级不分明甚至是基本平等的。无论是帝王将相、儒者士人，还是俳优歌妓、贩夫走卒，只要他在诗中是主创者，就必须以一个“人”的面貌出现，所抒发的就必须是“人”的情感心理（志向可能有区别），切不可也不能端着官僚居高临下的臭架子，更不能显摆权贵鄙视平民的特殊身份，不然其作会被嗤之以鼻而扔进茅厕。这里仅以几位宰相的诗作为例：曹操的《蒿里行》、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之所以流传千古不衰，并非因为其诗人是宰相，而是因真实地抒发了人所共有的情感，亲切传神，手法高妙，能引起读者共鸣。中国古典文学中创作主体的这一精神平等十分珍贵，它可能影响了传统文化具有某种平等精神，这精神使得相当一批非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屈原就是典型的一例，对他的纪念完全是人民群众自发行为，历代统治者并未提倡。

最后，唯美精神，这无疑是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最鲜明、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原始先民们的唯美之心，从“美”和“文”字构造即充分表现出来。无论是传统文字学的“美，甘也，从羊大。（许慎《说文解字》）”，还是当代古文字学的“人头戴鸟翎（如野鸡翎）冠为美（从夏渌师说）”；⑨无论是传统文字学的“文，错画也。（《说文解字》）”，还是“起于人之纹身（亦从夏渌师说）”都雄辩地证明了从文化形成开始我们祖先对美之重视。其后，西汉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汉文化基本是楚文化，而楚文化又特具唯美精神。这样，传统文化的唯美精神就淀定下来。

从此，自汉武帝这位喜爱骚、赋的帝王之后，历代帝王大多能诗能文，其中曹丕、陈后主、唐太宗、李后主、宋徽宗、乾隆帝等等，还是很不错的文学家、艺术家。也是从汉武帝开始，历代高官侯王们，如曹操、曹植、张华、沈约、张说、张九龄、元稹、白居易、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宋濂、刘基、李东阳、王世贞……都是在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杰出诗人、文学家。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现代，老一辈革命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诗人，能书能文，周恩来、董必武、陈毅均有杰作留世。

中国官吏的选拔制度，也特有“唯美”之特点。从荐举、察举时代的“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到唐以诗取士，宋以文取士，即便明、清以八股文取士，也仍是要求美文。于此特别途径更可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对传统文化之特别影响。

综上简述，古典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紧密联系及对其之重要作用，已是确定无疑。陆机《文赋》的“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说的虽是文学于教化之作用，然稍扩大一点至文化，也未尝不合适。最后，我们用这样一种具体表述作为该小文的结尾：一个人如果较全面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即使其它方面都不学，他也能基本了解传统文化之精髓；而假若不学中国古典文学，哪怕其它方面都学，也恐怕还是难得中国文化之梗概！

注释：

①即以数量而言，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占比重最大。这只要看看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的数量就知道了。

②实际上，就概念而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在同一层面上，应当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与希腊文化、英美文化，法兰西文化等。不过中华文化为东亚文化核心，欧美文化基本根源于希腊文化，大家又都这样用，笔者只好从众。

③如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在近代，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是时代文化的主潮；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尚处于‘古典时代，中国应该也必须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这是近代中国人的共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④如列维·施特劳斯、弗朗兹·博厄斯、鲁恩·本尼迪克特等，具体观点从略。

⑤可参阅七田真著、李菁菁译《超右脑照相记忆法》第五章《教育的原点是背诵和记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

⑥可参阅阿德勒著、苏克、周晓琪译《生活的科学》第四章《生活风格》、第五章《早期记忆》，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⑦对此，笔者于拙著《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作过较详细探讨，可见该书第二章第四节《内美与修能——屈原与中华文化精神》。

⑧《吉川幸次郎谈杜甫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研究室编，《国外中国文学研究情况》第三期。

⑨夏渌，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甲骨文专家。此二解录自笔者从夏渌师学习甲骨文的笔记。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