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闫华 刘 云



唐山路矿学堂受藏《古今图书集成》考略

□洪闫华 刘 云

唐山路矿学堂于1907年始建图书馆，建馆伊始即得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御赐同文版《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该书保存完好，至今藏于西南交通大学。学界尚未注意到1901-1908年间御赐《古今图书集成》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建设的积极影响，该文从文化变迁的视角，通过唐山路矿学堂受赐《古今图书集成》的史事钩沉，管窥这一时期清廷上层精英在推动学堂图书馆建设方面的观念嬗变。

古今图书集成 唐山路矿学堂 图书馆

同文版《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是1890-1894年光绪帝命总理衙门主持翻印的，该版《集成》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石印技术印出100部，并额外加一部黄绫本给慈禧作寿礼。学界对同文版《集成》的版本源流、特点的研究较多，主要关注点有二：一，同文版版本特点的梳理；二，同文版印制及传播历史的考证。但大多忽略了同文版《集成》从印制到传播的过程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本文通过考察唐山路矿学堂受赐《集成》的渊源，探析清末图书馆勃兴的深层文化机理。

1 御赐《集成》

1.1 唐山路矿学堂受赐《集成》

御赐《集成》作为一种殊荣记载在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史中：“1908年，慈禧与光绪颁赠我校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共10088卷)。”[1]但是这部书为何颁赠给当时的唐山路矿学堂，却没有更多记述。按西南交通大学校史的记载，在一百多年里，该校迁址18次，更名18次，经历过无数战火、动乱及天灾，但却一直珍藏着这部御赐的《集成》——它之能历经百年动荡而依然完好保存，可以说是我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馆藏奇迹始于1908年初。当时，唐山路矿学堂由邮传部直管，而御赐《集成》就得益于时任邮传部尚书的陈璧。

陈璧在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即公元1908年1月21日)上奏《请颁给学堂图书集成折》，明确说：“奏为臣部所辖各学堂援案请旨赏给石印图书集成以资观览而裨学务……上海实业学堂监督、前农工商部左侍郎臣唐文治，唐山路矿学堂监督臣部候补郎中罗惇曧先后呈请援案奏给等因前来，合无仰恳天恩颁给《图书集成》二部，俾资参考，恭候命下。臣部钦遵办理，所有援案请旨颁给学堂《图书集成》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2]折后签批“奉旨依议钦此。”从这封奏折可见，当时同属邮传部的上海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的监督唐文治与唐山路矿学堂监督罗惇曧先禀请陈璧，而后陈璧亲上奏折请赏《集成》，遂促成此事。这两部《集成》赏赐后均作为两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3]。

1.2 御赐给学堂《集成》的原因

虽说是陈璧直接促成御赐《集成》，但唐山路矿学堂受藏《集成》绝非偶然。从内因来看，当时唐山路矿学堂是清政府全力筹办的一所铁路专门学堂，意在为全国铁路建设培养人才。铁路学堂初设于1896年，当时北洋铁路总局创办了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但1900年庚子之乱导致学堂被俄军占领，直到1905年才于唐山复起。时逢清末新政，不仅新式的实业学堂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矢志发展现代交通的邮传部，也在唐山路矿学堂新校建设完成的半年后(1907年7月)成立。唐山路矿学堂原属京奉铁路总局，此时也随总局归入邮传部，并于1908年1月11日正式改为邮传部直接管理，陈璧奏折中所提及的罗惇曧就是在这一天受命管理该学堂。作为部属学堂，唐山路矿学堂承载了国家战略层面的厚望，并由此获得相应的特别支持。1月20日邮传部正式颁给学堂“关防”(即校印)，次日，陈璧就上呈了请赏《集成》的奏折。御赐《集成》显然是一种国家级的礼遇和支持，正如陈璧在奏折中所述：“臣部所辖上海实业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前经责令各该监督切实整顿，现在图书标本碎陆续购置，大抵近今译著之本，于旧学适用典籍尚未完备，伏维《图书集成》一书荟萃群集，不独国文足资考证，且于实业多所发明，新理旧闻两有裨益。”[4]可见，请赏《集成》是直接为学堂“图书典籍”建设服务的。

另外，陈璧的奏折中还写道：“查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及顺天、五城各学堂均经奏明颁发《图书集成》各一部，在案兹准。”[5]由此可见当时各省和各部属的新式学堂多有“援案”请赏《集成》的先例。这样的先例，是请赏《集成》成功的外因。除陈璧此处奏折所提及的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顺天学堂和五城学堂外，京师大学堂、京师法律学堂、高等巡警学堂等此前也各获赐《集成》一部*京师大学堂受赐《集成》在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见郭松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沿革[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3): 72-79；京师法律学堂和高等巡警学堂受赐均在光绪三十二(1906)年九月，见第一历史档案馆.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 卷五六四，第三、第十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陈璧第一次“援案”请赏《集成》。他曾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三日上奏《请颁给〈图书集成〉折》，即为邮传部筹设“图书馆”而请赏《集成》。而此前的二月间，唐山路矿学堂新校初成，校舍规划就设有图书馆。当年七月唐校归邮传部直接管理，十二月陈璧再次为部属学堂请赏《集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集成》御赐之前的命运

2.1 末世之前的盛举

同文版《集成》的刊印，创议于光绪十六年六月，当年十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奏定此事，交由上海同文书局以石印技术印制。在随后三年多的时间印成101部，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三运到京城十部及黄绫本一部。同文版虽然是对雍正铜版《集成》的翻印，但在当时却也算是一场盛举。铜版《集成》由于印数只有66部(含底本、未完本)[6]，加上年代久远、饱经兵燹，到光绪十六年时，除内府及几大文阁所藏之外，已难觅得[7]。而且，原铜版印刷的铜活字早已在乾隆九年前后被销毁[8]，也就不可能再用原来的铜版重印。《集成》本是康雍年间所修典籍，是“盛世修典”的结晶，到光绪时却面临亡佚的局面。另外，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刚刚主政的光绪帝，都雅好文学，也有意重印《集成》[9]。据称，“时西后颇留心词翰，欲翻印图书集成百部。为颁赏文臣之用。”[10]后来光绪帝面谕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具体操办此事。在奕劻复奏中提到：“书成之后由臣等奏明，请旨留用若干部。”《集成》重印，不应简单地理解为西太后和光绪附庸风雅，或颁赏文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石印《集成》交由总理衙门办理，并由后者保管及优先使用。而总理衙门使用《集成》，主要是作为国礼赠与友邦。后来的《集成》赠送给日本、英国、美国及槟榔屿的事实*赠予日本事，见：刘坤一.请将图书集成颁发各省片[C]//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 刘坤一遗集(第三册). 1959: 1313；赠予英、美事，见周春玲、王文风. 《古今图书集成》在英美的流布及其影响[J]. 图书情报工作, 2009, 53(7): 19-22；赠予槟榔屿事，见第一历史档案馆.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 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 第一条.，也印证石印《集成》具有彰显中华文化、赢得友邦尊重的用意。因此，石印《集成》既是满清“盛世修典”的延续，更是国势日窘的情境下清室重建国家文化自信的一种努力。

另外，从印刷史来看，《集成》的石印也堪称空前绝后的盛举。承印《集成》的同文书局是上海三大石印厂之一，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印设备12台，员工500多人。石印所用纸张为桃花纸(料半开三)，按原铜版大小翻印，共印101部(含一部黄祾本)，每部平均价银三千五百余两，当时铜版《集成》采购价为一万三千两，故石印本在当时是铜版《集成》价值的1/3。但其书品却优于铜版，“同文局本尺寸大小，既全依铜版，复字朗体整，新增《考证》；在本子上不愧为最善。”[11]同文书局虽因此获誉，却并未盈利，并在四年后破产[12]。此后石印技术被新的印刷技术取代，像石印《集成》这样的宏大工程，就再也不可能了。

2.2 与时代共沉浮

光绪二十年(1894)运往京城11部《集成》(含黄绫本)之后，其余的90部存放在上海“江海关道库”[13]，按照原定的打算，存留沪上的《集成》，是希望各省官绅士子按成本价购领，但由于价格昂贵，而且紧接着的甲午兵败和《马关条约》赔款，使各省财政益加拮据，只有直隶、两江、四川、安徽、陕西、贵州、福建、广东、新疆等省“备价购领”，计11部。未领的《集成》在上海栈房保存7年，“岁耗栈租、保险、看守等费银四五千两，自成书迄今，总计所耗租费等项，业已三万余金”[14]。显然，从甲午海战到庚子之乱，满清“天朝上国”的颜面被一点点扫尽，远在上海栈房里的盛世文典自然也被皇家贵胄抛诸脑后。直到刘坤一的一封奏折附片，才让《集成》再回到统治者的视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刘坤一上奏《请将〈图书集成〉颁发各省片》，讲到：“因思现值各省广设学堂，凡关政治诸书，均宜详备。可否仰恳天恩，赏给每省一二部，并由外务酌提若干部解京，备发各衙门，俾资观览，既可节费，并得嘉惠士林，诚为一举两得。”[15]由此可知，“广设学堂”这一新的文化动态，是藏于库房的石印《集成》重获生机、得以流布传播的重要原因。

刘坤一的奏折批准之后，清廷又从上海栈房调运20部《集成》到北京。各省也由此获赐石印《集成》，并上奏谢恩。由于相关史料遗失，“现在可见到有12 份谢恩奏片”[16]。获赐《集成》直接推动了新学堂建设藏书楼(即图书馆)的步伐。反过来，新学堂建设的深入，又促动更多的大臣请赏《集成》。可以说，御赐《集成》与新学堂建设的浪潮是同步的。

1901年时清廷设立了管学大臣，开启教育改革；次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颁布，要求各省及下辖州县创办新式学堂。一些新式学堂也仿照国外图书馆创建新式“藏书楼”，如1902年山西大学堂藏书楼的成立[17]。1904年“癸卯学制”颁行，更进一步推动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系统化建设。到1906年1月清政府正式成立学部，下设包括图书馆在内的5司，又进一步推动了学堂图书馆的建设。直到清朝灭亡，在学堂建设的浪潮中，“荟萃群籍、搜罗宏富”的《集成》越来越成为各部、各省争相请赏的珍宝，以之作为筹设图书馆的基础馆藏。邮传部大臣陈璧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半年内请赏《集成》两次，计3部。

3 御赐学堂《集成》的文化意蕴

3.1 《集成》的文化象征意义的转换

《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由于是皇家“钦定”，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堪称“文化国宝”。虽然一直流布不广，但在晚清士大夫心中仍然是传统文化典籍的集大成者。从请赏和谢恩的奏章中就可以看出《集成》在他们心中的传统文化价值。如江西巡抚李兴锐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二十二日的谢恩片中写道：“惟是书广罗群籍，集册府之大成。上自观天察地，下逮虫鱼草木之微，靡所不究。大之可为治平之助，小之亦足收格致之功。”[18]可见，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文化人自身，《集成》浓缩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理想，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化典籍。

而且，这种重要性并不因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的传入而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即如1908年陈璧奏折中所述：“《图书集成》一书荟萃群集，不独国文足资考证，且于实业多所发明，新理旧闻两有裨益。”这里点明了在新式教育中，《集成》可能具备的两种文化知识功能，一是传授“国文”；二是提供“实业”或现代科学研究所应参照的中国古代经验。从李兴锐到陈璧的奏章表述，可以看出，仅仅五年多时间，《集成》的文化意义已经从传统的“格致治平”，转而为“发明实业，裨益新理”。这种带有西方的或现代的文化价值评价，在随后的民国时代进一步被提升为具有“百科全书”特性。

民国十七年(1928)万国鼎就如此评价《集成》：“收罗宏富，便于比观，遑论我国今日尚无百科全书，为参考所必资，即他日有完备之百科全书时，欲综观前人对于某事某物之言论或记载，则此书亦不可废也。固稍大之图书馆所应备之普通参考书也。”[19]综上可见，《集成》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不仅未因“西学东渐”而湮没，反而在主流话语的现代转换中重塑并提升了其文化价值，从这一角度来看，《集成》甚至成为清末至民国年间上层官僚及一般读书人构建文化自信的一种依凭。

3.2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名实之变

藏书楼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要藏书形式，而“图书馆”则是西方在晚清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对于清末的士大夫及一般读书人而言，“图书馆”首先是一个象征西方的、进步的文化符号。在1900年前后，当时的主流报刊《时务报》、《新知报》、《教育世界》等就已有多篇文章介绍了欧美及日本的图书馆建设情况。而“图书馆”概念正式被官方采纳之前，官方一直用传统称谓“藏书楼”来代指——即便此时的“藏书楼”已具备现代图书馆的功能属性。例如1902年清政府颁行《钦定学堂章程》内含的《大学堂章程》中就写道：“俟建造学堂规模大备后，应添设藏书楼、博物院各一所，以资考证而广见闻。”[20]而在此前后，仿照西方图书馆形式建立的皖省藏书楼(1901)、浙江藏书楼(1903)等，也都沿用了“藏书楼”这一传统名称。

官方正式使用“图书馆”一词，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当日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上呈《奏定学堂章程》，并随即颁行。在这部新修订的《章程》里包括了《学务纲要》、《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等多项具体办学章程，其中的《大学堂章程》写道：“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21]值得注意的是，在《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里却写道：“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22]两相对比可知，《大学堂章程》里使用“图书馆”而非“藏书楼”，绝非轻易地“袭用外国无谓名词”，而是对“图书馆”与“藏书楼”的概念区别有所认知并认可了“图书馆”这一新的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称谓。

随后的1905年，湖南巡抚庞鸿书上奏《三十一年湖南巡抚庞鸿书奏建设图书馆》，奏折里陈述了图书馆建设的缘由以及图书馆内部房舍：“兹处造就藏书楼一所，计三层，纵横面积四十丈，阅览四所，纵横二十四丈，外更有买卷缴卷处、领书处等屋。”[23]这说明，此时的“藏书楼”概念并非被“图书馆”取代，而是有了新的概念内涵：容纳于“图书馆”之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今天的“特藏室”。

“图书馆”概念由模糊而清晰、由避讳到高调使用的变化，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间请赏《集成》的奏折中也可以看到。陈璧在顺天府、商部任职时，曾先后分别与徐会沣、载振联名上奏请赏《集成》三次，两次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一次在三十年(1904)，均未提及“图书馆”，奏折中有言：“臣等维五城开办学堂，将及两载，陆续置备各种书籍，……别构一室藏之，原以供教习诸生，课余流览讲习之用。”[24]显然，此处所说的“别构一室”已具“图书馆”之实，却无“图书馆”之名。这封奏折是在《钦定学堂章程》颁发之后，而陈璧等人的奏折也是为五城学堂而来，却不在奏折中言明为“图书馆”而请赏《集成》，说明“图书馆”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并没有被官方充分接受，因此在上奏中不宜贸然使用，更不能作为请赏的缘由。

然而在三年后(1907)，陈璧为邮传部请赏《集成》时，就已明确提到“臣部……拟设……图书馆等项”[25]。大约半年后，陈璧又上奏《请颁给学堂〈图书集成〉折》，说唐山路矿学堂“现在图书标本碎陆续购置，大抵近今译著之本，于旧学适用典籍尚未完备”，虽未明确谈及图书馆，却显然是为此而搜求“旧学适用典籍”。而据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记载，1907年2月学校在唐山的校舍竣工，馆舍规划设计由英籍教习葛礼斐士(D. P. Griffich)负责完成，而图书馆就在“大小讲堂三幢”内。校史还记载，唐山路矿学堂图书馆成立于1907年4月，并在1908年的英国报刊《工程师报》中受到赞誉[26]。显然，陈璧为唐山路矿学堂请赏《集成》时，其图书馆已落成半年多。因此，陈璧的奏折及请赏《集成》，对该学堂图书馆充实藏书、获得认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在此之后，一直到清廷覆亡，直隶、山西、广西等省均有奏折，以建设“图书馆”的名义援案请赏石印《集成》。综合来看，1901年之后皇家颁赏石印《集成》的对象，由各省及少数学堂的藏书楼转而为图书馆，是一个长达十多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璧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的奏折，是第一次明确为建设图书馆而请赏《集成》，为后来者首开先例。而为学堂图书馆的馆藏建设而赏赐《集成》，唐山路矿学堂是第一批受益者之一。

3.3 继往开来的新学堂

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新式学堂所代表的现代教育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随后的几年里，各种新式学堂陆续筹办，无论是官办还是私立，新式学堂的建设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不断变化。一方面，新学堂开设了西学的课程，如算学、外国文、物理及化学等；另一方面，新学堂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特别重视，体现在张之洞等人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大纲》之中：“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27]其实，面对“西学东渐”，当时一般大臣都有类似的观念，如徐世昌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初四的奏折中所述：“时局日新，政学递变，非博通古今之故则用有所穷，非并读东西之书则才难应变。……稍识粗浅之新书，不闻精深之国学，根底不固，智识不完，其影响于风俗政治者，所关甚巨。”[28]徐世昌所言表达了清廷上下的文化焦虑：一方面，面对时局困境不得不改良教育以图自强；另一方面又担心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丢掉了文化国粹，丧失立国的文化根基。

御赐石印《集成》给新式学堂，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交融背景之下进行的。相关奏折无不盛赞《集成》的珍贵价值，以彰显传统文化融入新式学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较早谢恩的江西巡抚李兴锐在奏折中写道：“江西现在开设学堂，得是书以教育群才，而扩其学识，以佐盛世右文之治。祗领之余，臣不胜欢欣鼓舞之至。”[29]虽说李兴锐的谢恩片不无应酬之词，却也明白道出《集成》对新学堂的政治意义：有利于“盛世右文之治”。而也有奏折阐明了《集成》在新学堂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如徐会沣、陈璧联名上呈的奏折中所述：“惟现在堂中所储各种书籍，多有说而无图，足以佐理想，不足以考形式，至于各家虽有笺注，要皆一知半解，无补见闻，片幅零篇，祗呈厘略。是则《图书集成》一书，博物家所奉为初祖而藏书者所宝为奇珍也。”[30]此处所说的“博物”，大致相当于西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像唐山路矿学堂、上海实业学堂这样的专门学堂，有很多课程涉及到“博物”，因而《集成》所提供的系统、详尽的图文资料对教学研究至关重要。以1909年入学唐山路矿学堂的竺可桢为例，他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奠定了我国物候学的基础，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而其研究的基本资料即源自《集成》。按推算，直到1934年中华书局再版《集成》之前，这套书只能在少数图书馆借阅，虽然缺乏具体的史料确证，但大体可以推断竺可桢的研究与唐山路矿学堂图书馆馆藏的《集成》不无关系。

从表面上看，御赐石印《集成》是清廷褒奖新式教育的行为，但更深的层面上则是一种文化象征，意在保存国粹并“影响于风俗政治”。但无论其动机是什么，御赐《集成》行为本身确实是对新学堂教育的一种鼓励，受赐《集成》的学堂由此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历史使命感，甚至成为学校根深蒂固的精神种子，在其长远发展中具有深远的意义——无论是唐山路矿学堂，还是当年同样受赐《集成》的京师大学堂、上海实业学堂，能传灯百年至今，都与其所承载的国家文化使命息息相关。

4 结语

唐山路矿学堂受赐《集成》在光绪三十三年末，而这部书印制完成于光绪二十年，前后约十三年的时间里，清王朝经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庚子之乱、辛丑之耻，而后才有兴学堂、废科举、立学部及广设图书馆等“新政”。时局斗转的同时，社会文化观念也发生着剧烈变化，同文版《集成》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些变化。首先，清廷为危局所迫，开始“新政”，而新政之首，便是兴学育才，兴学育才便需要学习西方创办新学堂，新学堂又要设藏书楼或图书馆，因此需要充实古今中外各类书籍，石印《集成》的价值便由此转变，即从皇家的“盛世文典”，变为各部和各省学堂的实用藏书——这也象征着传统文化典籍从少数权贵和精英的私藏，变为现代教育的公共资源。其次，刘坤一、陈璧等大臣关于《集成》的奏议，连同庞鸿书、张之洞等关于兴办学堂、建设图书馆的奏议，一起推动了清末“图书馆”概念在皇家及官僚上层的普遍认同，从相关奏折话语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称谓的变迁，即从仿西方图书馆而建设的开放式“藏书楼”，到“藏书楼”与“图书馆”合二为一或语意互文，再到“图书馆”完全的实至名归与“藏书楼”称谓的隐没。名称的转换，实质上反映了“图书馆”观念融入上层社会主流话语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十年。复次，由英国人葛礼斐士设计建造的唐山路矿学堂图书馆受藏皇家御赐《集成》，这一事件本身，折射出清末的新式学堂和图书馆具有兼容东西的文化包容性和继往开来的时代使命感，这一点熔铸为中国高校的文化基因之一，使很多百年老校及其图书馆至今仍要面对“东西方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传承”的根本问题，并从中探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路径。

1 李万青. 竢实扬华，自强不息——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到西南交通大学(上卷)[M].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57

2 沈云. 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G].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7: 179-180

3 李善强.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光绪御赐〈古今图书集成〉递藏源流考述[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4, 24(10): 38-39

4 同2:179-180

5 同2: 179-180

6 曹红军. <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7(3): 53-66

7 张崟. <古今图书集成>再考(附表)[J]. 新中华, 1936,4(4).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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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7

10 陈荣广伯熙. 老上海[M]. 上海: 泰东印书局, 1919: 19

11 同7

12 同10: 20

13 奕劻在光绪十六年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朱批奏折, 全宗号4-1-38, 卷号27, 件号23

14 刘坤一.请将图书集成颁发各省片[C].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刘坤一遗集(第三册). 1959: 1313.

15 同14:1313.

16 子冶. 清廷石印《古今图书集成》旧档[J]. 出版史料, 2003(1): 61-63.

17 山西大学图书馆馆史编写组. 山西大学图书馆百年史概览(1902-2002) [J]. 晋图学刊, 2002, 70(1): 3-5.

18 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奏折: 朱批江西巡抚谢恩赏赐<古今图书集成>片, 全宗号4-1-38, 卷号0029, 件号026.

19 万国鼎. 《古今图书集成》考略[J]. 图书馆学季刊, 1928, 2(2).68-78.

20 政务处奉饬颁定各省大学堂章程(续)[N]. 南洋七日报. 1902.43.

21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G].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6.

22 内政通纪卷三(光绪三十年): 新定学务纲要总目[N]. 政艺通报, 1904, 3(7): 1-5.

23 庞鸿书. 湘抚庞奏建设图书馆折[N]. 官部学报, 1906(9): 10-12.

24 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奏折, 商部折. 03-145-033.

25 同2:79-80

26 同1;51-57

27 同22

28 哈恩忠. 清末创办公共图书馆史料[J]. 历史档案, 1999(1): 52-61

29 同18

30 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奏折, 顺天府折. 03-145-7175-032

Probe into the History of Tangthan Engineering & Mining College Enshrining theIntegrationofAncientandModernBooks

Hong Yanhua Liu Yun

The Tangthan Engineering & Mining College library was founded in 1907, and to which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and Emperor Guangxu bestowed theIntegrationofAncientandModernBooks, which has been treasured in th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today. The academia has neglected that the largess of th Integration had taken positive impact o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construction in 1901-190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 the thesis would make clear the historical events of bestowing Integration to Tangthan’s College and probe into the Qing elites’ concept evolution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libraries.

IntegrationofAncientandModernBooks; Tangthan Engineering & Mining College; Library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交大馆藏同文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研究”(编号：2682013BR044)、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建设研究基金项目“馆藏《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整理与挖掘”(编号：XNJDWH-X-2013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刘云，ORCID：0000-0002-2034-4025，xkfwly@swjtu.edu.cn。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成都，610031

201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