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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歙砚雕琢艺术简说

2015-09-28姚昱波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5年4期
关键词:徽州艺术

姚昱波

[摘要]作为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显晦交替的命运,鼎盛的唐宋时代之后,明清时期的歙砚日渐式微。但即使如此,凭借着徽派砚雕的精工细作,“端歙并世”的地位得以维持。本文通过对明代徽州社会历史背景、砚石来源的分析,结合古徽州地区馆藏明代歙砚实物质、形、琢方面的解读,分析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风格和流派特点,以期说明明代歙砚雕琢艺术的发展梗概。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据文献记载,其采制年代始于唐,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歙砚经历了显晦交替的命运。唐宋时期,上等石材不断出现,制砚能手辈出,使得歙砚声名大显,并一举奠定了四大名砚的历史地位。但由于过度开采,造成矿难不绝,终于酿成石尽山颓的局面。明代,由于优质砚材的短缺,使得歙砚的发展略显颓势。但凭借着徽派砚雕的精工细作,歙砚制作一直都保持着较高的水准,从而维护了“端歙并世”的地位。从传世品来看,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思想和技术水平仍处于一个整体上升的趋势,形成了“徽派砚雕”独有的艺术风格和流派特色,并对后世的雕琢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明代歙砚雕琢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唐宋之后又一个强盛的时期,在经历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等盛世后,国力达到鼎盛。富强的国力,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促生了文房用品的社会需求。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新科学也随之产生,使得包括文房用品制作在内的传统手工业跨入一个新阶段,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徽州社会发展史上的高速阶段,得益于明代中叶的盐法改革,徽州盐商逐渐兴起,带动了徽州整体商业经济的繁荣。以盐商为核心的徽州商帮,足迹遍布全国,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景象,徽商已达到其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阶段。作为中原移民后代,徽州商人秉持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崇文重教”的理念深深根植于徽州商人的心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徽商的精神追求,所以在获得巨额财富后,徽商大量投入家乡的文化教育,推动了徽州文化的进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得明代中晚期成为徽州工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黄宾虹在《新安巧工》中说到:“富商显宦,邻里相望,以故百艺工巧,为供士女之娱玩,常优于他处。”由此可见,黄宾虹先生认为,徽州工艺的繁荣,正是源于社会活动频繁而产生的需求,而这也同样是明代歙砚雕琢艺术发展最为重要的推手。

二、明代歙石的来源情况

歙砚自唐被发现以来,婺源龙尾山就一直是其最主要和最优质砚材的供给来源,因而歙砚也被称为“龙尾砚”。但由于南宋末年和元初的两次矿洞崩塌,歙石几乎绝产。元代婺源人江光启在《送侄济舟售砚序》一文中对这两次事故做了详细记载,分别是“至元十四年辛巳,达官属婺源县汪月山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数人。”和“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声如雷,隔溪屋瓦皆震,禽惊兽骇。数年前工人告予,紧足石雕凿已尽,予之不信,至是果然。”自此之后,整个明代再没有开采龙尾砚坑的文字记载。根据江光启在《送侄济舟售砚序》文中所载:“今之所得,皆异时椎凿之余,随湍流出数里之外者,每每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残圭断壁,能满五寸者盖寡。”以及清乾隆五年徐毅辑《歙砚辑考》:“继则大中丞陈,暨臬宪刘,皆檄余专办,前后数役,凡绅士家藏古式,与砚山居民所存之老坑旧石,悉用重价征取”的记述来看,明时歙石可能的来源:一是当地砚工延续元时的方法,在山脚溪边寻觅的椎凿之余;二是当地居民所存的老坑旧石。另外,1991年秋曾在龙尾山发现一处古砚坑,根据砚坑旁遗存的铁钎等采石工具和砚坑岩壁上镌刻的“大明万历”年款诗句判断,应为明代采石遗迹,这说明明代存在民间私采的情况,但可能因规模和产量都不大,所以未见记载。

由于明代歙石的来源极不稳定,产量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于是便有砚商从外地贩入石料弥补。根据现存实物和文献资料记载来看,这种贩运是出于两种目的:一是以相近石色的砚石充做歙石借以谋利,江光启的《送侄济舟售砚序》一文中就对这种行为作出了“今将怀旧坑真材以取不售之辱乎?将怀伪石以为欺乎”的责问,并以伪石冠之;二是徽州社会对端、澄泥、洮河等优质砚石的需求。古徽州地区遗存的明砚中就有很多是这些砚石所制的,甚至还有数量较多的砚胚遗存。这些石材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锤炼了徽州砚工的雕刻技艺,满足了歙砚发展的需要。

三、明代歙砚典型形制解读

砚的造型、布局直接体现了琢制者的艺术思想和雕琢水平,并且受琢制人生活时代、地域和文化特点的影响。明代的歙砚雕琢,明显有着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三雕和新安画派等相关艺术的印记,并共同反映了徽州文化的审美认知。在明代,基于砚材难得的缘由,歙砚雕琢在承袭宋砚“方正为贵,浑朴为佳”的传统基础上,另辟蹊径,在随形和仿生形方面有了很大的创新,所以中正的大砚、雅洁的随形砚和灵动的仿生砚,是明代歙砚形制的典型代表。

1.唐宋以来歙砚就有制作方正式砚的传统,因为自开采伊始,歙砚就曾入贡为宫廷御用之砚。南唐时期,李后主更在歙州设砚务官,为宫廷雕刻官砚,这些砚式就多为长方形。虽然宋以后,砚式越来越多,但方正大砚仍历久不衰。明代徽州砚工承袭这一传统,只要石材允许,总是尽可能的按式而作。如明长方形云纹歙砚(见图1),长32.5厘米、宽20厘米、高6.5厘米,作长方形式。砚面以卷云纹为地,琢日堂月池相连,有窄砚边,背平、素。此砚石色黝黑,石质极细腻,体量在明代歙砚中实属罕见。造型规整严谨,雕刻极为细腻。又如明长方形一指池抄手歙砚(见图2),长25厘米、宽14厘米、高9.8厘米。作长方抄手式,门字形。砚堂开阔略内凹为使用痕迹,砚堂上部琢一指砚池,宽砚边,以侧壁为墙足。质地也是细腻且坚润厚重,石色黝黑,砚堂有鱼子纹。

明之方正砚式较宋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砚边、额堂、四壁等部位褶勒处不见挺直、锐利之态,线条处理上表现得圆润而柔美,砚面地子和砚边,多采用古器物之夔纹、云雷纹和几何纹饰等,整体造型表现得典雅、简洁和大方。

2.明以前,随形歙砚的作品是比较少的,这是因为歙石大料居多、成材较易,加之传统使然,使得砚工无需随形而制。而明代歙石来源困窘,锥凿之余难得大料,所以砚工在裁取上显得极为不舍,尽量保持石材的原貌,雕琢上就尽力配合石材本体的表现。如明随形蛙蜥栖穴纹歙砚(见图3),最长21厘米,最宽13.5厘米,高4厘米,石色黝黑,质极细腻,有阔眉纹。砚作随形,砚堂宽阔略内凹,墨池于砚堂上部琢出,砚工依照原石形态在墨池、砚额巧雕出泥淖洼地,并在墨池中浮雕一青蛙,砚边左右各浮雕一蜥蜴,两相呼应,构思精巧。砚背基本保持原石形态,略做打磨。又如明随形卵石纹歙砚(见图4),长15厘米、宽12.5厘米、高4.5厘米,石色黝黑,质极细腻,通体细眉纹。砚作随形,以天然卵石为材,稍事雕刀。砚堂浅平,以石之眉纹作水波地,堂上琢出墨池,围绕砚面在池中、砚额和砚边琢出卵石纹饰,整体似山涧之态。砚背保留原石的自然形态和石纹。

传世的明代歙砚,尤其是随形砚的砚石多呈现出极其温润的特质,质地较其他时期更显瑞泽,有犹如玉石籽料般光泽和润度,这是由于砚材长期经过水流冲刷、浸润的原因。因此,砚工虽片石亦不忍舍弃,极尽巧思随石而琢,从而造成很多明砚形小艺精的状况。

3.在明代,由于社会赏砚及藏砚之风甚盛,文人已经参与到砚式的设计中,所以砚式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出其精神世界的追求。这一时期,徽州文化整体表现出一种对精雅、宁静、婉约的精神诉求,因而魏晋时期以龟兽等吉祥寓意的仿生砚式被摒弃,转而采用取意高洁的蝉、鹅等式样,尤其蝉形是明代歙砚中极为常见的。如明蝉形三足眉纹歙砚(见图5),最长35.7厘米、宽20.5厘米、高7厘米,石色黝黑,光洁莹润,纹理缜密细腻,抚之如柔肤。砚作蝉形,以蝉首为墨池,蝉身为砚堂,墨池深凹,砚堂平阔,有眉纹。自砚额部压塘起砚边,雕刻出蝉的形态,线条过渡得流畅自然。砚背刻有叶梗,叶梗弯曲由砚中至下横贯两端,形成底部两足,首部落地形成另一足。又如明鹅形歙砚(见图6),长16.4厘米、宽8.3厘米、高3.2厘米,石质细腻,色青黑。作鹅型,鹅背做砚堂,上琢出墨池,于墨池中琢出鹅首并延伸至砚额部,砚边刻划鹅毛纹;背以鹅足为两足,头部落地自然形成第三足。

这两方砚分别借蝉饮露之生习和羲之换鹅之意,表达出不趋俗和不媚金的文人节操,抒发出清新脱俗的高洁雅意。琢制者对这种立意把握得十分准确,布局合理、线条工整流畅,手法表现得驾轻就熟。可以看出明代歙砚雕琢在探索写实手法和自然风韵结合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

四、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特点

砚的艺术价值主要在于雕琢,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连,直接反映出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领域的变革。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歙砚雕琢,其艺术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布局上比例尺度合理,充分考虑实用功能和艺术性的统一,在表现艺术美感的同时,不失其作为文房用具的基本功能。说明明代歙砚,已开始从单纯实用器逐渐步入装饰工艺品行列。

2.雕刻上以简洁的浅浮雕线刻为主,所琢之图案纹饰惟妙惟肖,手法细腻纤巧;不见繁琐的立体镂空雕,偶在局部出现的深刀雕刻,也是出于和池、堂相呼应的目的,因而显得十分协调。

3.装饰上采用绘画技法的现象已经较普遍,而且极为注重结合器物的形体特点,适应了整体布局的需要,因而不显突兀。同时,明代徽州文风昌盛,很多砚工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对设计美学方面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诠释,能够在琢制过程中更好地体现这一意图,这使得很多砚台宛若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

4.得益于加工工具的提高,使得各种线条的处理和加工成为可能。如在随形砚、仿生砚中就常使用卷边的制法,即砚边向砚堂内弧线内卷,这起到了很好的实用作用:既阻拦墨汁外泄,也使砚的造型更显美观。又如在边、角的处理上多呈现圆润的弧度,曲线的表现更加流畅,打磨程度也比较高。

5.注重石材美。为了充分突出体现石材的色泽纹理,避免喧宾夺主,尽力不加多余的装饰,呈现出素雅朴质之美。

五、明代歙砚雕琢中体现的艺术思想

明代的歙砚雕琢艺术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其艺术风格达到了十分精炼的程度,具有端庄、雅致的特点,可以用“洁”“约”“健”几个字来形容。所谓洁,是立意上高洁而不落俗;所谓约,是造型上简洁而不繁复;所谓健,是手法上利落而不赘疣。这些特点和明代文化思想的变革密不可分。明中后期,宋元以来的程颐、朱熹派的理学已经没落,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新理学得到流行,讲求实用、注重实践的观点对歙砚的制作思想影响深远,使得歙砚的雕琢更加趋向自然、朴实和贴近生活。因此明代歙砚更为注重艺术性、观赏性和实用性的结合,细节处理上讲求精益求精,相较于宋砚的简洁和清砚的繁复,明砚的质朴和典雅,更符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美学观点。

结语

虽然遭受了歙石生产史上两次最大的厄运,但在明代徽州经济、文化的强大支撑下,歙砚雕琢艺术仍然保持着顽强的向上势头。徽州砚工以其质雅的艺术思想和精湛的琢制技艺,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艺术精品。明代尤其是明中晚期,歙砚的雕琢艺术风格逐渐成熟定型,形成了独有的地域风格和流派特色,并最终发展出“徽派砚雕”这一重要的砚雕门类。所以明代是歙砚发展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值得我们重点挖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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