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苏扬

最近聆听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公开课，该公开课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主线，突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性、复杂性，是一堂设计新颖的课。但该公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即“煮酒论史——评价‘斯大林模式”，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教师列举了以下几段材料：

材料一 1932年，“一五”计划完成，苏联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37年，“二五”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材料二

苏联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农业。……全盘集体化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材料三（苏联）从工业化开始的1926年到战前的1940年，重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1.9%，轻工业只有14.1%，农业则为1.5%……而皮鞋产量仅为163.6（百万）双，全国平均每人不到一双皮鞋。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人均粮食产量、人均肉类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

在学生讨论发言后，教师总结如下：“斯大林模式”的成就（积极作用）：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消极作用）：经济发展不均衡；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长期执行指令性计划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进行有效的调整，为以后的解体埋下了隐患。这节课的板书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教师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却出现了两个误区。

误区一：教师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过于侧重否定与批评，听课师生都觉得“斯大林模式”是弊大于利。

评价“斯大林模式”的关键在于比较斯大林接任和去世时苏联的状况。在斯大林接任时，苏联总体比较落后，而在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已是一个强大到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巨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模式”是积极的。当然，“斯大林模式”的作用不局限于此。战后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采用了“斯大林模式”，而且也都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模式”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为解决经济难题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借鉴。可以说，从20世纪30年代到战后苏联经济恢复时期，“斯大林模式”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它的弊端。

但在这节公开课上，教师隐隐透露出“斯大林模式”弊大于利的导向，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教师仅出示一段关于“斯大林模式”有利作用的材料，过于片面单一，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事实。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是极其复杂的，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这说明。列举个别事例并不能正确反映问题，关键是要全面地衡量，把反映事物本质的综合性材料作为依据。

误区二：在教师的引导和归纳下，学生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即“斯大林模式”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许多显而易见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误导下，有的学生谴责计划经济是杀死苏联的“凶手”；有的学生则指责斯大林没有为苏联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但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疑问：“斯大林模式”是否是一个错误？如果是个错误，为何苏联能成为一个大国，并影响后来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如今看来，“斯大林模式”的确是留下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评价“斯大林模式”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与弊端是否在当时就表现得极为明显呢？本人认为，打击农民积极性、忽视农业与轻工业等问题在当时都被掩盖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下，而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根据国内外形势不得不作出的正确决策。

出现上述误区，主要是因为教师没有站在时代的、历史的角度评价“斯大林模式”。也就是说，教师要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制度、政策、方针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斯大林接任之际，正是苏联内忧外患之时。斯大林说过：没有重工业的苏联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这么看来，苏联不得不集中全国之力，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尽快建设一个工业强国。所以。“斯大林模式”与当时的苏联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契合的。正因为“斯大林模式”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所以苏联才能逐渐成为世界强国。

站在历史与时代的角度，全面而客观地评价“斯大林模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理解的过程。因此，教师应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背景和基本事实，引用多方面资料，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得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