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莫之

上海有四十五条公交夜宵线，四条以汉字命名，其他的都是阿拉伯数字，都是三位数，都以数字“3”打头。从“301”到“341”，这三个规矩沿用至今，雷打不动。

在开夜宵车之前，老龚开的是“110”。熟悉宝山闸北一带的都拎得清，但是，总有些乘客怀疑他开的是警车“110”。

“喂，司机，还勿开啊？”

老龚不响，看窗门外头。五点钟刚刚敲过，因为隆冬，路灯已经亮了。学生们在吃油炸烧烤一类的路边摊，成年人更加忙，耳朵里塞着耳机，男的大多在抽烟，女的一面看手机上的节目，一面抬抬头，望望车子到了吗。新疆人的扇子刮起迷雾，人与车的各种运动带来无穷尽的声浪。还能听见一点外地口音，堵在地铁出口的天桥下头，像唱诗班，介绍一个新开的楼盘，下来一个人就塞一张传单。

“喂，司机，啥意思啦，短命等了多少辰光啦。”

“调头车。”温吞水就一句。老龚托牢下巴，仍旧朝外头打野眼。他走神的时候，秒针开心死了，拼了老命逃。男乘客吼了，以为老龚是郊区某一种公交车司机，收入跟乘客的多少挂靠，所以存心停着拉客。这位乘客的嘴巴实在龌龊，站在前门的一位阿姨听不下去了，解释这班车次的特别。她的声音就像内心独白，远远不如男乘客的手机铃声响，更加不比他接电话来得杀搏：“快了，快了，上110了……我晓得，我晓得……册那碰着一个戆卵司机，死人就是勿肯开……”

两站路后，男乘客从前门下去。车子重新启动，阿姨的喉咙通畅了，和老龚抱怨刚下车的人素质差。

“习惯了。”老龚回答的时候，有一种轻快的适意。他心里明白，今天的难关算是过掉了。

那几年，老龚只开110高峰时段的短驳车。上海人管这种车次叫高峰调头车。每天下半日的四点三刻，他从一二八纪念路的终点站发车，彭浦新村地铁站调头。空空荡荡的车子，兜个弧度，冲进地铁一号出口下头的公交枢纽。一点乘客被吸了过去。老鬼点的，光光看见是大转弯过来的公交车，就晓得是110，因为其他的都是从共和新路笔笔直过来，只有110的路线是弯的。更加老鬼的，晓得这是调头车，要是赶时间，就再等歇，新的一班马上进站。不过，还是有蛮多人欢喜乘老龚的车子，抢个位子坐下来。老龚会尽量停得靠前一点，这个站头总共十三条线路，照规矩，他的车子要接两个班次的地铁，朝前靠，对其他车子的影响小一点。

真的，第一圈是顶顶难开的。五点头上，还没到地铁真正的高峰，要到第二趟调头，车子七绕八弯钻进来，差不多一班地铁下来的人就能把它撑爆掉。这个时候，老龚会丢掉规矩，顺了大家的心意，踩油门。

每天开三圈，差不多两个半钟头，做五休二，工资到手三千多。这点钞票，根本不够小青年开销，所以开高峰调头车的，一般是五十五岁朝上，等退休的老男人，或者是家里有困难，退休了还来扒分的老头子。老龚属于特殊情况，他有家底，拿不拿工资，影响有限。他后头改开夜宵车也是别的原因。工资多一点，工时差不多，夜班伤身体，正常人不肯做。

还记得第一次跟她搭腔，应该是今年的惊蛰。那天一路绿灯，到D站的时候，比牌子印的时刻早了两分钟。乘过夜宵车的都晓得，这是最守规矩的交通工具，每一班，每一站，时间定死，司机就有这个本事，讲到做到，比飞机、火车的野鸡时刻表准足多了。所以，一点老乘客，就怕车子早到，迟到点倒是无所谓;所以，那天车门刚刚碰上，就听见巴士的屁股乓乓响，后视镜里，一个姑娘由小变大。老龚重新开门，姑娘的高跟鞋啪嗒啪嗒踩上来，气都接不上来：“师……傅……再等等。”右手抓牢投币箱的护杆，左手招呼外头：

“快点，快点。”

老龚没办法，只好等，等的过程，望到姑娘的右手套了一个塑料袋，有肯德基的图标。此地是上海顶有名的两条商业街之一，凌晨一点钟已经敲过，马路上还不太平，一对吃饱老酒的摩登鸳鸯，勾肩搭背，跌跌撞撞，哇啦哇啦。站头旁边靠了一排出租车，绿荧荧的空车标志，像一顶一顶绿帽子。

看到朋友差不多了，她才刷卡进来。一个月来，她总归是坐在后半节车厢。不过姑娘这趟选了前门口的一排三连座，还是最前头，朝向老龚的那个位子。“都怪阿桂，”先上车的说，“吃什么鸡啊，差点赶死老娘我。”“如果没赶上就只好打车了。”后上的说，“我是不愿意再等四十分钟了，反正叫阿桂买单。”

阿桂没意见，拍拍大腿旁边的空座，请她们坐过来。两个时髦姑娘不睬她，朝里走的时候，车子发动了。中门右边，垃圾桶前头的单人座位，仍旧是个抱乐器的人。老龚只要开这班车，就会在C站上来一个小伙子，披头散发，抱了一把琴;在D站上来起码三个小姑娘，打扮得花哨。这附近多的是酒吧会所，老龚大概猜得出她们的工作，不过，他完全没猜着阿桂会来搭讪。

“师傅啊，”阿桂问，一面在吮鸡，“你们开夜宵车的，好像，都是男司机哦，岁数还都蛮大的。”

“小青年夜里要谈朋友，谁肯做啊？”

“有女司机吗？”

“你看看现在还在跑的差头，有女人开吗？”

“没有吧，有女司机的，我以前下班打车碰到过的。”

“那是崇明人，”老龚把车停进站，“只有崇明来的女人深更半夜还开差头。”

他们就这样兜起了牛皮。以前有人售票的时代，这种戏码每日在上海的角角落落，颠来倒去地演：从终点站刚刚开出或者快要回来的公交车，卖票员（多数是女的）捏着块木板，上面夹几叠票子，胸口头挂只破破烂烂的包，就坐在阿桂的位子上，天南地北拉着司机吹，等乘客多了，多到忙不过来，她们才回正经的位子。

慢慢地，阿桂和老龚交了朋友。是朋友，就该有朋友的特权。老龚对阿桂叫他“师傅”表示抗议：“我姓龚，你还是叫我老龚吧。”“老公？”阿桂“呵呵”不敢相信，“师傅啊，你也太会吃人家豆腐了，你们单位的女同事你也要她们叫你老公吗？”

“没有，没有，我们队里都是男的。”

“是吗？那你们也太重口味了。”

老龚不响，想想好笑：“他们叫我‘老军，上海话的‘龚不读‘公，读‘军。”就这样，阿桂满足了他，改叫他“老军”。老龚觉得蛮好，有这样一个朋友，开夜车也多了一点奔头。他们也不是天天碰头，老龚做一休一，阿桂号称在酒吧打工，没休息，实际上每个月总归有个把礼拜看不见。赶上这段时间，老龚就像少吃了一顿饭，一面捏方向盘，一面想，她在做啥？在啥地方？想归想，老龚从来没多过嘴巴，倒是多了不少同情。反正嘛，再撑几日，等过了凌晨，就又碰头了。

凌晨的终点站，调度室就像夜宵车，在一到两个人之间兜圈子。茶泡好，老龚望望墙上的钟，山歌唱唱。调度员转身看他，像碰着了鬼：“侬逼样子最近哪能回事体啊，册那中着彩票啦？”老龚不睬他，等过了十二点五十分，笃悠悠，上车子。上手几站，他开得比较慢，要到D站阿桂上来，才恢复正常，而且越开越快。一个月后，速度降了下来，阿桂想不通了：

“老军，最近你怎么越开越慢啊。”

“安全第一。”老龚别转头，朝阿桂笑笑。为了证明决策英明，他又讲起自己唯一一趟的撞人经历，“她就这样撞过来了，刹车也来不及……当时站头上停满了车子，我记得前面是一部46路……到处是人呀，当中还隔了一条非机动车道，分啊分不清楚……她那么急做啥？真正是神经病，下班回去呀，又不是赶投胎。”照老龚的讲法，改开夜宵车完全是因为这次事故。情节阿桂虽然清楚，但比起上趟，这趟多了细节。比方讲46路，一条她从来没乘过，也没见过，但是印象深刻的公交线路。老龚刚出道的时候，开的就是46路。他说起过，从46路辞职改开差头，部分原因是想改善生活。为了开差头，老龚没少通路子。那个年代，差头司机跟空姐是一个概念，门当户对。“我最早开夏利车，起步费是十块八角，”老龚说，“苦是真苦，夜里也开，不过一个月赚几千块不成问题。你要晓得，当时老百姓的工资多少啊，几百块钱呀。”问题是，到了新世纪，老龚的收入原地踏步，职业病倒日积夜多。形势不对，明摆着开公交省心，他就想回去。所幸各个车队闹工荒，够他拣拣挑挑。岁数嘛一把了，开调头车照道理是适宜的，没想到天天被乘客骂，吃足了冤枉官司。阿桂劝他：“都过去了，现在不是挺好的嘛，开夜宵车就像开赛车。”老龚不响。

“对了，老军啊，你有微信吗？”有一夜，阿桂想加他到朋友圈。当时，他们在现实世界里互粉才几个礼拜。微信是啥？老龚不懂。阿桂解释了半半六十日，他只是听命掏出手机——诺基亚的低能机，还是黑白屏幕，阿桂放弃了。“我开慢点就是了，反正保证你乘得上。”她听完，嘿嘿笑，也不还手机，自说自话，拨自己的电话：“好了，这样你就有我的号码了。”

老龚后头还是装了微信。阿桂换了白框的红米手机，就把淘汰掉的联想给老龚用。老龚不好意思，横竖要塞钞票，阿桂不肯收，车子慢吞吞地晃，再争要争出事体了，所以就变成一场饭局。夜宵是肯定指望不上，中饭嘛不一定起得来，只好敲定晚饭。“蛮好的，”老龚讲，“你吃好嘛，正好去上班，我还要社会上晃晃。要不，我去你的酒吧坐坐吧？”听她没反应，老龚趁红灯，别转身来，“不是要白吃你的，我自己买单。”又问点一杯酒水五十块够吗。

“不太方便，老军。”阿桂表态了。一段沉默，她解释道：“我们店里对员工特别严，你来了，我肯定得照顾你。被领导看到，就倒霉了——要不这样吧，老军，如果你很想泡吧，咱们改日另找一家，我陪你好好喝一杯。”

“不要紧的。”老龚安慰她，讲自己泡吧是假，无非是想消磨消磨时间，再看看她上班的地方。“你天天来我这里视察工作，就不准我去你那里调研吗？”他自认为笑话讲得噱，放慢车速，好像要给足她笑的时间。于是，红灯顺利翻起，车子规规矩矩停在路口。

穿过马路，阿桂就要下车了。还有她的小姐妹。这是一个大站，好比人民广场之于一号线，上上下下，闹忙得很。很多人在此地拼车，比如阿桂她们，自然，就有很多黑车蹲点。“去梅陇的有吗？”“有没有去莘庄的？”司机靠在门上，兜生意，跟乘客谈斤头，谈僵掉，大眼瞪小眼。路灯昏暗，照黄一张张焦虑的面孔。老龚只晓得阿桂住在上师大附近，另外两个住田林新村。为啥不住一道呢，借一套大房子。车上不方便问，平常见不着，专门打电话发短信去问这个，要么是十三点。

阿桂也有想问的。从上车到下车，两个人在一道的时间平均是二十分钟，有对话的顶多一刻钟。一刻钟里，对付一个不想回答的问题，有的是办法。有一夜，老龚讲起队里的调度员“淡馒头”，欢喜带两个淡馒头当宵夜。他老婆在大学的食堂上班，卖剩的点心都带回来。“老军啊，”阿桂打断道，“你老婆是干什么的？”

“我？”老龚想了又想，“我没有老婆。”

“不会吧，你都快五十了，还在打光棍啊。”

老龚闷掉。乘客虽然少，好坏有十几双耳朵，阿桂喉咙那么响，他只有冷处理：“老早就离掉了。”阿桂有点不好意思，当然了，即便她再挖下去，也是空心汤团一只。个中曲折，在老龚住的弄堂、之前的单位，曾经家喻户晓。那是一九八八年的秋天，老龚的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小鬼头生出来就墨黜黑，像非洲人。实际上，他的确是非洲混血。老龚想不通啊，这顶绿帽子是哪能扣的？老婆上路，一五一十吐清爽，她跟一个南非的留学生要好，好了一年多。她打算出国，就像圈子里一点朋友，去美国，去日本。非洲虽然穷，但是南非好啊，开英文的，有金矿，出钻石，往后的日子，她满心期许。离婚是解套，皆大欢喜，老婆小孩后来啥情况，老龚不晓得，但是明星的日子，他算是尝着了。一个人走在弄堂里，头低点，等于承认错误，头高点，就是不要面皮。平视最招蚊子苍蝇，反正下巴头颈呈啥角度，横竖是被人家牵头皮。越这样，越有人起劲，要当他的红娘：“阿平！阿平！”老龚看看逃不掉，就停下来：“屠阿姨，侬寻我？”

“不寻侬寻啥人啊？”

“啥事体啊？”

“啥事体？”阿姨咯咯笑，“好事体呀，帮侬介绍女朋友。”

老龚头大了，总归是寻理由开溜。时间长了，各种姑娘，花好稻好，他全当耳旁风，一副单吊的死腔。

不可能不孤独。特别是爹娘过世以后，屋里就剩他一个。阿姐阿哥一直欠走动，子女就更加不谈了。近两年突然抽风一样，外甥外甥女排队来报道，带了小囡：“叫舅公呀。”小囡不睬他，“叫舅公呀，叫呀，叫呀，侬叫呀。”小囡吓得嚎嚎哭。只好舅公来劝，红包总要意思意思。啥舅公，无非是一套房子，几张存折。对于子女，老龚历来就没好面色。两楼老早住了个老先生，启东人，解放前在银行里做，欢喜听时代曲，据说收了几箱胶木唱片，连带唱机，后来全部自家烧了精光。老龚当时还小。到了八十年代，老先生跑旧货市场，一点一点过回老早的日子。结婚之前，老龚最开心的就是去这个孤老头屋里听唱片。他最推崇白光，讲她是时代曲的标杆，顶级唱功;周璇像某种饭店，菜色丰富而新鲜，但是大菜师傅的本事一般;吴莺音排第三，鼻音重，音域广，风格鲜明，歌的质地也好。直到今天，老龚还记得学生腔的自己，靠椅上坐落。房间不小，就他们两个人，老头子讲讲来劲，指东画西，馋唾水乱喷，就差一把折扇、一方响木。到了八七年冬天，身体不行了，承诺等到百年之后，唱片统统送给老龚。没想到，几个月后，倒是老龚住进了医院。所谓医院，是学堂改的，八八年上海爆发肝炎，床位紧张，教室里塞满了病人。等到出院，他才晓得老先生已经死了半个月。子女从启东过来料理后事，一家一当，卖的卖，掼的掼，无影无踪。老龚气疯了，差点住回医院。

从头开始，一张一张补，只要唱片在转，房间里响起沙沙的时代曲，老龚就觉得楼下的魂灵来了，他并不孤单。最近，这种私密的享受有了新搭子。老龚得了智能手机，学民工的样，拿手机当无线电。阿桂帮他买了张SD卡，拷满了上海老歌。七八十年前的旋律，在暗黜黜的夜宵车里飘，像一阵迷魂香。“这不是口香糖的广告歌吗？”听见白光的《如果没有你》，阿桂叫了。

“我帮你下的时候还听了几首，觉得好难听啊。”阿桂又讲，“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的车上听，好像有点意思。”“什么意思呢？”老龚想说这是因为夜太黑，一个人静下来，多了点耐心，去体会。他没开口，不舍得破坏气氛。

或许，她是个“弹性女儿”——老龚想起老先生对舞女的称呼。老上海有部电影叫这个名字，讲三个舞女的悲欢离合。老龚没看过，歌倒听过，印象深的是插曲，刘雪庵写的《双双燕》，他的成名曲，两年以后，《何日君再来》让他红透上海滩。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老龚请了私家侦探。有些话讲不出口，就请他调查阿桂的住址。侦探是个极品，查了半天，只查到阿桂单位的情况。冲了一叠照片，老龚捏在手里，半天没声音。一切照旧。夜宵车的照明设备仍旧在进站出站当中打开。对老龚来讲，检查报告还没重要到让他拒绝光束下的阿桂。别的司机偷懒，甚至于从头到底开暗车。老龚不会，他有他的坚持。

今年的夏天看不懂：最高只有三十六度，八月中旬已经好穿长袖子了，还倒黄梅，落了大半礼拜的长脚雨。车灯扫过，雨线变成无数支箭，射在被路灯染黄的地面，老龚不敢开快车，声音也少了。闲话总有讲光的一刻，给阿桂的水果总有吃腻的一天。或许是实在看不下去，阿桂的小姐妹有一个选择了自动消失。这对阿桂是个打击。看她的朋友圈，有阶段天天在祈福。姑娘好像是生了啥大毛病，不光辞职，还回了老家休养。

“老军啊，”阿桂把脑袋靠在铁杆上，“有时候想想，真是没意思啊，辛辛苦苦赚点钱，可能还不够你看病花的，就算钱花了，还未必能看得好。”

“你就是太辛苦了。其实你一个小姑娘，没必要那么拼。最好是换一份白天的工作。”

“我还小姑娘啊，我都三十多了……那你呢？你就不拼吗？”

“我不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回家睡觉了。”现在想想，这是老龚唯一的表白，但是他马上就调转枪头，“我是真心拿你当朋友，听我一句劝，快点换个工作吧。”

那几天，阿桂跟老龚就在这上面绕。最后，老龚也嫌烦，就盯着她，提醒她——还欠她一顿饭。她同意了。可是去哪里吃呢？她报了敦煌楼。老龚非常开心，不光因为他是敦煌楼的老吃客。这是甘肃办事处开的一家清真餐厅，一楼传统西北面食，楼上有炒菜，一层一层升级。据说菜式挺括，就是恶贵，老龚一直想吃，从来凑不到人。那天下午落了雷暴雨，就这种天气，二三四楼还爆满。老龚建议换一家，最好是幽静清爽的包房，毕竟，这是他头一趟抛开工作，面对面跟阿桂坐下来。阿桂不肯，坚持要吃此地的拉面。

敦煌楼的兰州拉面，未必能跟兰州的别苗头，但是在上海，绝对顶级。面的食材有八种选择，牛肉是一块一块实打实，端上来，讲究一清两白三红四绿五香：清汤，没咖喱;白是萝卜，薄薄的浸在汤里;红是辣油，以前根本不加;绿是葱花香菜，撒得漂亮;香是吃口，还有回味。老龚历来是宽面的粉丝，不过阿桂点了细面，他想当然地跟进。除掉拉面，老龚还要了手抓羊肉、酿皮、鹿角菜，甜醅和灰豆算是甜品。两个人白板对红中，坐在楼梯口数下来的第二张台子。阿桂的情绪比想象的要低落，老龚独脚戏唱到倒胃口，一直到“他”登台。

“老军，你快看那个男的。”经过阿桂的指挥，老龚转身看到一个三口之家。爸爸样子的，一手牵个女人，一手搭在小胖墩的脑门上。如果讲他们是父子，那当爸爸的实在太失败了，完全不像嘛。老龚再扫女人的长相，毫无疑问，绝对是妈妈。

“他以前超级帅，比现在瘦。”

“你认识他？”老龚回头再补了一眼，“男朋友？”

“真要是就好了——”阿桂话没讲完，眼看着小家庭上了楼梯。“上去了……”阿桂的嘴张着，“看来他们也是来吃炒菜的。”老龚心里不爽，抓块羊肉啃。“他以前是演员。老军，”阿桂问，“你看过《十六岁的花季》吗？”

“没看过。”

“《封神榜》呢？”

老龚不晓得怎么回答。是书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阿桂就解释，他是谁，演过谁，为啥出国，做啥生意。啰嗦到一半，那一家子人灰头土脸下来了。她看着他们商量，坐进角落，男的去收银台点单，再继续啰嗦。《十六岁的花季》是她读书时的热门电视，《西游记》的规格，暑假必放。“老军，我想和他拍个照，”阿桂摸出白色红米，“等下就靠你了。”不过她一直没动，戆噱噱地，盯着看，看他吃面，吃羊肉，摸儿子的头。她讲了好多，童年的故事，对上海的期许，总而言之，或许他目前极平凡，但是这样碰头，让她开心，看见过去的自己。

阿桂还是没行动。等到人家起身开路，阿桂还问老龚：“要不我现在上去拦住他？”老龚想不通，一个爽气的姑娘哪能会变得犹豫不决，就追了出去。“老军，”阿桂叫他，“算了吧，算了。”

秋天就这样煞风景地翻过去。老龚还记得那天他跑到阿桂的单位，被一个骚女人拦下来。他的打扮，一看就不是来消费的，还点名要阿桂。他亮出一叠钞票，算是拿了通行证。滑稽的是，临到阿桂快出来，他倒开溜了。他在D站上了与自己开的夜宵线路线相同的公交车，乘到终点站，再乘回来。不晓得哪根筋搭错，他提早下车。斜对过就是平常阿桂上车的地方，商铺商场刚刚打烊，站头上拥满了人。老龚横穿马路，挤进勾头缩颈的乘客堆里。抖抖踢踢的一双双脚，大大小小、朝手心哈热气的嘴巴，站牌旁边的屏幕在打篮球，是火箭对活塞的比赛。哈登带球突破，林书豪、帕森斯拉边，三秒区里，卡位的是阿西克。画面有点卡，还是静音。“去年格比赛嘛，”旁边的爷叔在解说，“人侪调脱了，现在只剩哈登了。”老龚不懂，看看表，时间宽裕。要么就这样走过去？他盘算着。一阵风刮过来，面皮上毛剌剌、干呼呼。老远，一个人地上平躺，像讨饭的，又不像。一身红衣裳实在奇怪，路过的人，低头回头，看上了瘾。老龚也去凑热闹，居然是圣诞老人，一般商场做活动用的模特，不晓得是被风推倒的，还是被店家抛弃，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朋友哪能，面色不对嘛。”调度员看老龚来了，寻他开心。包一摔，老龚直接去上厕所。

上手几站，老龚开得比较慢，到了D站，上来几个乘客，独缺阿桂。阿桂人呢？连个影子都没。他真正搞不懂，怀疑，或者讲是担心，怕她出事。车子没头没尾干停着，大门敞开，车厢里的热气都跑掉了，有乘客发闲话：“喂，司机，还勿开啊？”是一个极苍老的声音。老龚别过头来。这个老浜瓜是啥时候上来的？完全没印象。再望望窗外头，天墨墨黑，站头上空空落落。好坏车子还是启动了。脑子里一片糨糊，平白无故兜起一段旋律，没等哼两句，屁股后头传来笛子帮钢琴的搭配，倒像是伴奏。非常蹩脚的音响，太沙太轻，混在空调的轰轰里，老龚只当是幻听，专心开车子——“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钩。”鼻音很重的女声——没错，是的——老龚完全失控了，急急回头，满面的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