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瘦竹

手淫者也是自爱者

文 / 瘦竹

人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终生都在努力摆脱现代文明的压迫，《窒息》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出口：性。

读过美国作家恰克·帕拉尼克的《博击俱乐部》和《肠子》的读者相信已经领教了他的“重口味”以及独特的文本，也许是因为他近些年在中国大陆有些红，他的作品陆续都被引进，包括《隐形怪物》、《幸存者》，去年又引进了《地狱派对》、《窒息》。

在我看来，无论帕拉尼克小说的背景、故事、人物怎么变换，主题从来没变，就是逃离。不过帕拉尼克的逃离方式总的来说都有些“反社会"、“反人类”的意思，这种“反社会"、“反人类”并不一定给外界造成伤害，更多的只是一种自残。

《搏击俱乐部》的主人公选择了加入搏击俱乐部；《肠子》里的主人公们则集体选择了“改造营”；《隐形怪物》的主人公—一位貌若天仙的超级名模做得更彻底，用枪轰掉了自己的下巴；而《窒息》则直接选择了极乐至死的方式：打飞机，用小说中母亲的话说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手淫，通向自由”。

在《窒息》一开始，“我”和“母亲”就病得不轻，“我”已是一个重度性瘾患者，而“母亲”已经住进了类似疯人院的“圣安东尼护理中心”。即使你读完了最后一页，除了知道他们那些疯狂的举动，还是找不到他们的病因。

在《圣经》看来，人一生下来就是罪人，而在帕拉尼克看来，人一生下来就是病人，特别是生在美国，至于病因，现代文明（包括工业和商业文明）则是最终的渊源。

帕拉尼克在他的《肠子》里这样写道：“历史来得正是时候，污染、人口过剩、疾病、战争、政客贪腐、性变态、谋杀、毒品泛滥……也许那些事也不比以前更为严重，可是现在我们有电视推波助澜，随时会提醒你一种抱怨的文化，挑剔，抱怨、辱骂……”

《窒息》

恰克·帕拉尼克 著高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0月

从我读过的帕拉尼克的作品看，把他定义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嘲弄者应该没有问题。在帕拉尼克看来，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极大物质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压迫—人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终生都在努力摆脱这种压迫，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口。在《窒息》中找到的出口是：性。

不信我们来听听《窒息》中“我”对“性”的赞美：“我觉得，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比让你热流涌动、屁股抽筋、肝肠震颤的性高潮更美妙。”

正是因为这种性崇拜，让我们见识了那些火辣辣的性爱场面以及大多数人想不到的“性事故”。如果不是帕拉尼克，我们怎么会知道有些男人会把命根子伸进吸尘器里以追求极度快感，又怎么会知道万米高空是性爱的绝佳场所。

《窒息》中的“我”虽然是个“性崇拜”者，却对他的“合作伙伴”缺乏敬意，在他看来“她们沉溺其中只是为了自己”。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关于这一点，帕拉尼克倒是与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英雄所见略同：

“性爱中，我们通过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媒介，寻找自己的愉悦。在非性爱中，我们通过自己已有的观念的媒介，寻找自己的愉悦。手淫者也许是可怜的造物，但就实而论，他是合乎逻辑的自爱者，只是他才是既不伪饰也不自欺的人。”

但就是手淫，这个对别人无害，对自己舒服，这样一个“我”自以为的生命的出口，很快就让“我”陷入了自由的悖论。一旦成为性瘾者，“我”就成了性的奴隶，陷入了另外一种不自由，所以“我”才会主动走入“戒瘾俱乐部”。但在我看来，这还是以一种不自由代替或抵抗另外一种不自由，与“我”的做法相比，我倒觉得“我”的朋友丹尼的做法更可取，也更有隐喻色彩，这个一天手淫15次的性瘾患者，成了一个石头收集者。如果生命本来是无意义的，用另一种无意义的方式抵抗，那最合适不过。

在《窒息》中，有两个谜团始终没有解开，那就是“我”和佩琪·马歇尔的身世—“我”到底是被母亲拐骗的儿童，还是耶稣的产物？佩琪·马歇尔到底是疯子、医生，还是来自未来的“你”？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个谜团让《窒息》有些哲学的意味，让人想起高更那幅著名的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我”的困境也因此上升为整个人类普遍的困境：

“我们穷尽一生的时间，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是谁。神智正常或是疯子。圣人或是性爱狂。英雄或是受害者。让历史告诉我们是多么的善良或邪恶。”■

来源 /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