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海璐 编辑 汪再兴 汤涌

创变者

文 王海璐 编辑 汪再兴 汤涌

怀揣着创新改变社会雄心的青年创变者们正在学习商业逻辑，胸怀理想并不妨碍他们拥抱资本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出现在中国青年阿菜拍摄的纪录片《创变者》的结尾，身着孟加拉民族传统服饰。75岁的长者对着镜头说：“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掌握着高科技，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更有能量，”他越过镜头看了一眼后面的阿菜，“就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必须去思考要用这种能量做什么，切勿浪费。”

这位孟加拉经济学家是“社会创新”思潮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是众多服膺社会创新理论的中外信徒的教父。“社会创新”概念自1970年代由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提出，指利用商业创新手段来解决环境、教育、贫困等社会问题。德鲁克的这一概念被尤努斯实践，2006年，他创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为贫困创业者提供贷款，并因此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不久前，被尤努斯寄予厚望的29岁青年阿菜入选了《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榜单。他是中国众创空间“一起开工社区”的创始人。与榜单上其他纯粹的生意人不同，阿菜的创业项目正是围绕着“社会创新”展开。《福布斯》给这位来自中国的创业者的评语是，“一起开工社区以协同办公、共享社区资源为特色，构建了一个容纳超过1000名会员的创意社区，集中在科技互联网、艺术设计和社会创新领域，并成功融资500万。”简单来说，阿菜的“社会创新”生意介于传统商业和公益之间，既追求商业利润也力图用商业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在（中国的）社会创新界，言必称阿菜。”+box的创始人沈博伦对《博客天下》说。

从2012年起，阿菜开始了一次环球之旅，拜访全世界23个国家的超过100位社会创新者，并拍摄了一部关于社会创新者的纪录片，纪录片中共收纳了最具代表性的39个创变者。阿菜用“创变者”作为自己这部纪录片的名称，并用这个词把像他这样的一类人和其他人区分开。

创变者的诞生

2011年，阿菜去香港参加一次社会创新活动。在活动现场，他得知香港一个环保品牌利用废弃的出租车座椅的真皮椅套制作高档皮包，在尖沙咀的高端店面中销售。

香港政府对公共设施的补贴力度很大，出租车座椅的椅套平均两三年就会更换一次，英国籍的香港人Bill Potts在废物处理站发现堆积如山的椅套，便将其回收，加工制作成高档皮包。这家店定位中高端人群，很多香港艺人都会光顾。

香港之行带给阿菜强烈的冲击，他第一次发现公益不一定要苦大仇深，“做公益是可以有商业模式的，是可以赚钱的。”

当时的阿菜毕业已经2年，在腾讯做网页交互设计。毕业前他学的是社会工作，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关心社会问题，经常接触弱势群体。大三时，阿菜来到广州一家特殊儿童关爱中心实习，在他来到这个NGO组织2个月后的一天，一个因患先天脑部疾病从不与旁人目光接触的小男孩忽然牵着阿菜的手，走上天台。那一刻，阿菜感觉拉着他手的小男孩像是发现了奇异的景致，要带他来欣赏。“他有自己的世界，但是他说不出。”阿菜第一次感受到从事社会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

24岁的阿菜入选了《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榜单，被尤努斯寄予厚望 图/钟智

虽然阿菜一直热爱这个被中国大多数院校边缘化的专业，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一线的社会工作对于他来说太基础了，更何况，他渴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至少在当时看来，这二者还是不可兼得的。

此后阿菜出于兴趣自学了设计，成为一位互联网公司的交互设计师。但在大的互联网公司工作，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客户设计产品的他始终感觉“不舒服，觉得价值没有发挥出来。”

这种不舒服的情绪在阿菜那次香港之行后被点燃了。Bill Potts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能功成名就的例子，让阿菜对社会创新项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开始大量搜集关于社会创新的资料。但当时国内这一领域的中文资料还非常有限，这给了他第一次创业的想法。

2012年6月1日，国内第一家传播社会创新资讯的网站Bottle Dream上线。这个网站的更新和维护都由阿菜一个人打理，当时的他并没有辞职，只是利用闲暇时间翻译一些国外的社会创新案例，然后放上网站与他的同类分享。

环球旅行的想法是随着阿菜做网站接触到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创变者案例后逐渐产生的。他计划开始一次以拍摄纪录片为目的的环球旅行，一方面是想开拓眼界，寻找世界领先的社会创新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自我价值的探索，“我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位置，社会创新领域那么大，里面那么多的角色你要扮演哪一个？”

阿菜并没有拍摄纪录片的经验，完全是出于兴趣自学，认为“影像比文字传播效果更好”。

他始终担心无法呈现出满意的作品。“感觉这个计划会不会太大了，自己能不能完成。”阿菜不是导演科班出身，他对利用影像讲好一个故事并不精通，“我与每一个采访对象交流不会很深，很难有剧情。”

拍摄技法只是诸多困难的一种。一路上，阿菜曾因没买回程的机票而被拒绝登机，因签证问题被禁止入境，游历到非洲的时候，他的摄影器材全部被偷，被迫返回中国。他在网上发起众筹，承诺以最终的纪录片及周边产品作为答谢，筹集总共14万经费用于购买摄影器材及路费，重新出发。

沈博伦也是一位影像记录者，他让1000位中国青年人对着镜头问出自己长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 图/尹夕远

他的作品叫做《创变者》，这部纪录片每次放映前，他都要强调“这并不是一部纯粹追求艺术价值”的作品，即便是这样，仍会有一些懂行的观众在放映结束之后跟他探讨一些拍摄、剪辑上的技术问题。

阿菜说想要传播的是“社会创新者”的概念，他希望更多中国观众开始关注起社会创新这种全新的公益形式，以及这群用商业的创新思维解决社会问题的年轻人。

“创变者们”仍然小众

1989年出生的沈博伦出现在《创变者》的第27分钟。沈博伦也是一位影像记录者。在1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访了全国一二线城市，让1000位中国青年人对着镜头问出自己长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沈博伦说，他希望呈现一种声音，“年轻人发声才促进下一步改变，社会创新是改变，改变的前提是反思，我主要是记录反思的过程。”

北京798艺术区，一位外国女孩满脸无奈地笑着对着沈博伦的镜头问：“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盯着外国人看？”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来来往往的中国人正在扭头盯着她看。

在广州的一家青年旅社，一个梳着辫子的男孩被朋友推到镜头前。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男孩便不再说话，也不问问题。沈博伦跟他隔着一张木制茶几对视了足足有6分钟。在沈博伦看来，不问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外表朴实的女孩语气平和地问道：“大学生做爱很正常吗？”沈博阳让她重复了一遍，他没听清，或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女孩又问一遍，脸上露出羞涩。

去年年底，沈博伦将1000个问题整理好。他和一些咖啡馆合作，将作品放在咖啡馆里的iPad中展示。随着曝光的增加，参加展览的邀约也逐渐多了起来，今年8月份，沈博伦即将带着这个记录中国年轻人的作品参加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节。

阿菜说，自己采访的中外创变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自己生活的现状不满意，想要寻求改变。“特别想做事，有一股想要把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劲儿。”

阿菜在柬埔寨暹粒采访了Haven餐厅的创始人Paul和Sara。他们每年雇佣10个因年满18周岁而被“轰出”孤儿院的孤儿，让他们在自己的餐厅做1年的厨师或是服务员，以此作为向正常社会生活的过渡。此前，Paul和Sara曾经在孤儿院做过7个月的志愿者，他们发现孤儿院虽然为这些孩子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但孩子们的精神上仍然是困惑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不得不独自踏入社会，巨大的未知因素很可能将他们引向歧途。Paul希望他们能在Haven餐厅很好地适应和过渡，1年之后，当他们掌握独立生活的技能的时候，这些孩子就真的“毕业”了，取代他们的将是新的刚从孤儿院走出的孤儿。

在伦敦，阿菜见到了GiveMeTap不锈钢饮水瓶品牌的创始人Edwin Kwaku。他创立的GiveMeTap与包括必胜客在内的很多餐厅和咖啡馆合作，顾客可以拿着他们的水瓶从这些合作的餐饮机构取得直饮水，每销售一个水瓶，将有6英镑用于支持非洲的净水工程。在Edwin拍摄的用于宣传的MV中，这位非裔男孩一身嘻哈装扮，戴着墨镜和棒球帽，GiveMeTap的水瓶像时尚配饰一样挂在胸前。他在车库、电梯、天台边走边说唱，“My name is Tap，where is my bottle.(我叫水龙头，我的水瓶在哪。)”

令阿菜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发生在阿姆斯特丹，他拜访一家名叫Rambler的街头服饰小店。身着一件白色T恤的Rambler联合创始人Carman坐在一面涂鸦墙前，她的白T恤上印着用粗拙线条勾勒出的一个男孩的卡通头像，大鼻孔、爆炸头。这个图案是一位名叫Leanaro的圣保罗流浪少年的自画像，T恤也由这位流浪少年亲自设计完成。

“Rambler是真正的街头服饰。”Carman告诉阿菜，他们找来街头男孩设计衣服上的卡通图案，再后期加工成充满街头元素的时尚服饰。“每一件卖出的服饰，设计它的流浪少年能够获得10%的利润抽成。”最让阿菜触动的是，Carman并没有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作为宣传的噱头，而是把这个品牌当做一个真正的时尚品牌在经营。她希望人们真的欣赏她的衣服，而不仅仅是因为可怜这些孩子。在Carman看来，这才能促进品牌的长足发展。

一路上阿菜边拍边总结世界各地创变者们的共性和不同。他发现在欧美国家，创变者的创新项目更加专注于追求个体的精神满足，在非洲一些欠发达地区，社会创新者更加注重解决温饱、用水、照明问题等基础需求。

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这里的社会创新者多关注繁盛的物质世界与迷失的精神世界错位后产生的裂痕。阿菜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主流价值不满，想要去抵抗。”

在阿菜看来，虽然中国的经济环境在不断改善，但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还没有到可以“活得很好”的程度，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人们还没有充足的精力去关注社会问题，社会创新的土壤并不肥沃。在这个背景下，主流价值鼓励追逐物质生活，买不起房子、车子的年轻人被看做失败者。一些年轻人也开始对主流价值观提出质疑，并开始抵抗。

24岁的CAPE创始人陈露出现在阿菜纪录片的第30分钟，在片子里，这位1988年出生的少年自称是一个“奇葩”，他做分享平台CAPE就是为了帮助世界上的奇葩相互找到彼此。CAPE是聚焦青年发展议题的网站，只比Bottle Dream晚12天上线。和后者的定位稍有不同，CAPE以用户生产内容（UGC）模式为主，侧重于全世界的年轻人分享他们各种不平凡的生活体验及各国观察。

一个浙大的女生曾经把她参与的一个108天的航海环球游学项目写成文章，在网站上连载。当航行到好望角（t he good hope of Cape）的时候，CAPE团队的一位成员看到女孩发的一张照片，建议陈露把网站更名为CAPE，希望这里能成为中国年轻人望外的一个窗口。

陈露自称是反主流价值观的代表。上大学的时候不好好上课做社会实践，毕业也没有参加招聘会而是跑到北京来做北漂，工作一年后跑到二线城市无锡和朋友创业，随后在创业的同时又做了一个不赚钱的网站CAPE。一路走来，陈露不断被同龄人视作异类，但他的事业却越来越顺利，陈露也越来越自信。

陈露曾经多次受邀去TEDx演讲。一个人站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他看不到下面的观众，只知道有400人在

听他讲话。那一刻，这位27岁的创始人感觉“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这位毛头小伙成就感的另一面来自于CAPE平台所联结的用户身上。定制游“无二之旅”的创始人蔡韵是CAPE的用户，她曾经告诉陈露，她的天使投资人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她，给了她第一笔钱。

在纪录片中出现的39位中外创变者中，包括CAPE、+box、世青、友心人、一公斤盒子在内的中国项目代表着中国社会创新领域发展的前沿。这个圈子在中国是个全新的领域，规模并不大，大家相互认识。

熟人圈的创业气氛也让阿菜很担心：社会创新始终无法走出小众的圈子，很多时候都是创变者之间相互改变，自娱自乐。

实际上，从做Bottle Dream开始，阿菜就意识到他身边的同事其实对他在做的网站毫无兴趣。他们偶尔会聊起，但是从没有人仔细垂询。“如果是炒股，肯定很多人会跟着炒，做社会创新就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

阿菜开始反思，“明明是想要向大众传播的，怎么越做越小众？”后来他反思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创新不应该是一小撮人，而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全行业的人都可以做社会创新，比如程序员也可以设计公益网站。

沈博伦也认为，社会创新是一种理念，应该和企业的生产链、产品相融合，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当这个思维方式融入到所有的企业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不存在了，所有企业做的任何一款产品，不仅有盈利目的，它也有帮助这个环境、帮助人生活的目的。”

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外表朴实的女孩语气平和地问道：“大学生做爱很正常吗？”

寻找平衡

创变者希望通过商业方式来实现自己改变社会的抱负，但有时候探索商业就像走平衡木，年纪尚轻的他们不得不面对初心和利益的互相撕扯。阿菜对拥抱商业的态度一直很积极。“商业肯定是好东西，商业的本质是对资源更优化的配置和利用。”

阿菜创立的一起开工社区共有四层。在他的社区里，二层和三层的固定办公区与一层的流动办公区是两个完全差异化的产品。固定办公区进门需要打卡，每个进驻的公司都有独立的办公室，共同分享充满设计感的会议室和休息区。阿菜说，这里的房租要比广州CBD贵，“我们这里（固定办公区）不是用来做公益的，而是专门出租给商业公司。”

安猪的一公斤盒子的工作室和针对当代人心理健康的社会创新项目“友心人”就位于阿菜的一起开工社区的第二层，是社区里仅有的两个社会创新项目。安猪说，一起开工社区“房租比较贵，大多数社会创新团队付不起钱”。

一些社会创新项目最初起步的时候公益色彩很强，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创变者们为了和商业更加紧密地结合，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安猪从2006年开始正式辞职做“多背一公斤”项目，号召旅行者在旅行的同时关注偏远地区孩子的教育问题，在他们的背包中多背一公斤的书籍、文具等教育物资，赠送给当地学生。这个项目刚起步的时候公益色彩很强，公司的运转完全依靠基金会的支持，资金中断的时候，安猪曾经两个月无法给员工开工资。

从2011年开始，安猪将侧重公益的“多背一公斤”调整为侧重销售产品的“一公斤盒子”。两个项目名字差不多，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公益属性，提倡在旅行的同时拜访沿途偏远学校的学生，向他们赠送教育物资。而后者是针对教育行业的商业产品，为孩子们定制能够帮助他们成长的健康、科学、艺术主题的盒子，在盒子里装满简单的工具和设计精美的知识卡片，再销售给基金会或是企业，由他们去执行具体的公益行为。

一次，一个汽车品牌向一公斤盒子定制了汽车主题的盒子，宣传汽车的历史和原理、交通安全、工业设计等。安猪替汽车厂商制作完成这些盒子，汽车厂商再拿这些盒子去具体执行慈善项目。“（盒子）中会有一些（汽车广告）的穿插，但是没有那么硬。”角色的转换无可避免地带来头疼的琐事，比如被甲方反复修改方案，让安猪不禁回忆起当年辞职做公益前在一家视频网站做商务推广时的被动局面。

战略调整之后，安猪发现自己的目标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希望自己定位（为）一个公益团队，而是一个教育创新的团队，我们需要回到教育的领域里来。”在这个战略下，“一公斤盒子”成了市场化的教育产品，面对学校和家庭推广，分享教育市场的大蛋糕。目前，广州就已经有60多所小学采购了他们的产品。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社会企业从制度上来说，股东的利润分红不应超过35%，享受税收等政策优惠。在国内，国家关于社会企业还没有统一的政策标准出台。此前，安猪做“多背一公斤”是纯公益项目，却仍然要纳税。现在的“一公斤盒子”考虑到融资需求，很可能会按照商业企业的模式分配利润。安猪告诉《博客天下》，如果他们经过试验后发现商业更能促进可持续发展，就会专门做商业，然后把公益的项目独立出来单独做。

有一个观众在群里问他，公益为什么要赚钱。在这位观众眼中，公益就是做善事，应该和赚钱分得清清楚楚

现在的安猪正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社会企业与商业的平衡，他并不打算把“一公斤盒子”这个项目完全商业化。比如偏远地区的老师和志愿者可以申请免费得到“一公斤盒子”。这些盒子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一所学校使用后可以传递给下一所学校，将盒子“漂流”下去。“一公斤盒子”目前选择了3种盒子供免费申请，每个盒子一轮辐射10所学校，然后再继续“漂流”到下一批学校。

和安猪在一起开工社区同一层的心理健康项目“友心人”创始人Kelodoll说：“我不在乎自己的企业叫什么，如果它能盈利，能够帮助团队生活得更好，同时又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企业。”

今年“友心人”融到了一笔天使投资。Kelodoll很清楚，投资人看重的是逐年扩张的心理教育市场和粉丝经济，并非图的是公益色彩浓厚的社会企业这一虚名。

相对于楼上的固定办公区，阿菜一起开工社区的一层流动办公区的布置则相对简单，几百平米的通间内，几张形状不规则的长桌拼接着从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四五十人围绕而坐，对着笔记本电脑，就像大学的自习室。这些人是一起开工的会员，他们每年只需缴纳150元的会员费，就可以在一层的办公区享有一个流动公位。一起开工社区现在有1800名会员，原则上说，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来到这里办公。但更多的会员其实是冲着社区的附加值而非低廉的办公位来的，因此至今为止会员区并没有人满为患。

阿菜对一起开工社区的社会创新模式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只要抓住了用户，未来有极其多的变现方式。

事实上，商机已经开始显现。

不久前，重庆一家智能自行车厂商征集产品的营销方案，他们没有找广告公司或是营销公司，而是找到了阿菜。一起开工社区为这家智能自行车厂商组织了一次工作坊，从会员中征集了10位来自互联网、营销界及对骑行感兴趣的驴友来为这家厂商出谋划策。

一起开工社区的新媒体负责人Vivi见证了那天的工作坊。一个周五的晚上7点，10名会员下班后赶来一起开工社区。两位智能自行车厂商的管理人员搬来了两辆自行车，摆在工作室供大家研究。在讨论进行了2个小时后，Vivi最终将会员们的讨论成果整理成一份长达30页的营销报告提供给智能自行车厂商的负责人。在这一次工作坊中，会员们获得了跨界交流、职场社交的机会，客户得到了方案，而一起开公社区则从厂商获得数万元回报。

阿菜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创新链条上的资源链接者。他认为，做平台最有可能和那些最新的创意和想法去碰撞，共同去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他希望探索更加聪明的方法，支持这个链条更加高效地运转。

虽然阿菜在社会创新领域已经小有斩获，并且大多数时候都是作为有为青年的形象被推到台前，但有的时候，他也会受到一些无法理解他的观众的质疑。《创变者》在今年7月放映，阿菜采取了众包的形式，团队只在前期做了活动策划和海报设计，任何场地想要放映这部片子，只需要签订一份责任协议，保证会有50人到场就可以拿到授权。面向市场推广之后，大概有300多个场馆联系他们放映。阿菜计划着把这些渠道运营起来，作为他们长期的合作伙伴。

不久之前，阿菜被一个放映场馆的主办方拉进现场观众群里和大家交流讨论这部电影，有一个观众在群里问他，公益为什么要赚钱。在这位观众眼中，公益就是做善事，应该和赚钱分得清清楚楚。

“我很早就抵制这个观点。”阿菜说，“商业的力量肯定是最大的。中国太多商人给大家留下了商人就是无良的印象，但商业的本质是对资源很优化的配置和利用，所以才能产生那么大的收益。套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排斥这个东西？”

阿菜一连写了几百字去回复那位观众，跟他讲为什么他认为公益需要商业。他是乐观的商业探索者，相信商业是社会创新很好的辅助，只要创变者能自己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你只要不改变初衷就好了。不要觉得赚钱挺好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忘了开始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阿菜《创变者》纪录片的另一位出镜者，专注于青年创新培养的世青创新中心创始人王则开对《博客天下》说，他在投行的朋友告诉他，投行工作在本质上和世青是同样的性质，都是“包装项目”，向客户去推销。只不过世青面对的是各类基金会，而投行是面对背后的LP（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给人讲这个项目能赚钱，你来投吧，做这个事情的意义都一样。”

从与联合国合作的“世青学院”，到向青年公益创业者提供支持的“中国青年创想计划”，王则开的世青创新中心每一个孵化的子项目都有清晰的定位，他还制作了专门介绍项目的小册子，向各大基金会推广项目的时候，和创业项目路演一样，要有BP（商务计划书），带着PPT去演讲，争取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对于很多创变者而言，这种平衡并不好把握。创变者和其他创业者一样，有时候不得不阶段性地承受经济上的窘迫，也有人在与资本的博弈中渐渐偏离本来的方向。

青年志创始人Zafka不久前刚刚拒绝了一个关于社会企业的颁奖。在他看来，“社会企业”是一顶道德皇冠，享受荣耀的同时也要被迫接受舆论的监督和压力，他只想追求脚踏实地的商业价值，不想背上道德包袱。

Zafka创办的“青年志”组织和策划青年活动，将有梦想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个分享梦想和成长经验的平台。青年志的团队在与青年人接触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研究青年人心理和需求的原理和方法论，向受众定位在青年人的甲方客户出售。“青年志喜欢各种各样的青年文化，但我们同时也是一个市场研究和资源公司，专门了解中国的年轻消费者。”

中外创变者

创始人Zafka说。在青年志的客户中，不乏NIKE、百事这样的国际大品牌。

Zafka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企业定义成“社会企业”。“我挣我的钱，我做我愿意做的事情。重要的是自己觉得有趣，然后在有趣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就可以了。”Zafka说。

并不是所有创变者都对商业化感兴趣。沈博伦不能理解的是现在很多所谓的“社会企业”都在打着公益的旗号圈钱。为避免非议，沈博伦宁愿业余时间接私活来补贴生活也不急于将自己的社会创新项目变现，比如他会花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拍摄一段5分钟左右的宣传片，从中换取几万元的酬劳。

而另一些创变者虽然有兴趣，但并未找到合适的商业化模式。陈露的本职工作是一家数字营销创业公司的合伙人兼策划总监，在没有找到商业盈利模式以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做CAPE平台，依靠前者来维持后者的运营成本。

这两年，阿菜也观察到了创变者群体的一些变化。一开始大家都很理想化，希望改变周围的世界，慢慢地，他们会发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产生了一些冲突，这时候有些人放弃了，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对于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热爱。

剩下来的人都在寻找可持续的方式来为项目做支撑，“大家都在成长，知道可能需要商业化。”但在阿菜看来，即便这是一种妥协，初衷仍然是希望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如果真的有热情，一开始的方法如果不能达到目的的话，大家就会想其他的办法让它可持续地运转下去。”

情况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坏。有的时候，创变者这个略显小众的称谓还被用在了大企业负责人的身上，在视频网站搜索“创变者”，出现次数最多的结果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2014年，亚洲协会将年度亚洲创变者的奖项颁给了13位对亚洲社会创新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马云和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一同在列。

“（阿里巴巴）帮助小企业获得成功，赚到钱，他也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也是在（帮助）一帮弱势群体。”在阿菜看来，阿里巴巴也算是社会创新者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