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

Q：近段时间，关于中国作家在纽约书展遇冷的消息被热炒，你作为亲历者，有何看法？

A：我在那边有一个签赠的活动，签了十几本书就走了，这一点都不是妄自菲薄，因为签书的情况，不管是签赠还是签售，在国外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所谓的冷遇不冷遇之说，这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现状，我也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很高的预期。严格意义上来讲，之前的那些报道是不了解这边书展的情况的，美国的体制不一样，欧洲的书展是在作家搞完活动之后去签售，这样人就可能会多一点，美国的书展不签售，它的票价很贵，在进去之后是可以免费获得赠书的。并不是中国作家硬把书送给别人，在纽约书展所有的书都是送的，我认为这是需要澄清的。读者喜欢哪个作家就拿着这个作家的书去要签名，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可能向中国作家要书的人就少。

Q：根据你走南闯北的历练，相较于欧洲的文学氛围，美国或者说其他地区的书展或文学活动是不是相对而言稍显冷僻？

A：凭良心讲，纽约书展和伦敦书展、巴黎书展相比准备工作不是那么仔细，这是很明显的。欧洲人对纯文学的热情要比亚洲和美洲要高一些。比方说像利勒哈默尔这样的地方的文学节，对我们来讲就像是一个冬天里的小火炉，你把窗户推开来，外面可能是严冬，但是在这样的季节里面，火炉是存在的，对我、余华、苏童这样的作家而言，其实拥有火炉的时候我们就很幸福了，置于那个漫长炎热的夏季到底在哪儿、发生在谁的身上，我真的不知道。

严格意义上来讲，作家并不是书展的主人，我们在书展中也没拿自己当主人。书展真正的主人是agent和政府，作家其实是个配角。文学节、作家节的主人才是作家。因为我“走江湖”的时间比较早，在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书展，就有机会进入到二楼的贸易大厅，贸易大厅里面热火朝天的，这种场面很多作家其实看不到，所以说作家是作为出版业的一环在书展中间出现的。我反对中国作家在纽约书展上门可罗雀的说法，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热”过。

Q：电影《推拿》在本届利勒哈默尔文学上压轴出场，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A：我对《推拿》这部电影太满意了，娄烨拍的特别好。张艺谋是一个“摄影师导演”，娄烨是一个“作家导演”，娄烨的心就是一个作家的心。很不幸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由于娄烨自己身上有一种“献身癖”，渴望做烈士，所以外界尤其是媒体把他弄成了一个政治性过强的导演，其实在我看来娄烨是一个作家，娄烨的电影语言极其敏感，所以他用画外音就很正常。我和许多西方人一起看《颐和园》，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对电影里面的画外音非常震惊。我夸娄烨说“你的画外音写的非常好”。娄烨说“都是你的，全是你小说里边的话”。其实并不是我小说里边的话，我小说里边的话我是知道的，但是娄烨的妙处就在于他模仿我的语气模仿的特别像，虽然好多台词也是《推拿》里边的，但是他是嵌在里边的，大量的台词不是我写的，是他重新弄过的。

Q：怎么评价你同导演本人的友谊？

A：我和娄烨在美国一起参加一个“写作计划”的写作营进修（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做了三个多月的邻居。江湖有传言说我和娄烨是“好基友”，其实我早就听说了，在台北那天晚上我领完了奖，回来的路上在酒店的大堂里边，娄烨说“老毕，你有没有听说？”，我说“我听说了。”，然后我们两人就一笑。这绝对是胡说八道，但是我们两个也会把它作为笑话来聊一句，也就这么多，之后就再也没讨论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说不可能的事情和道德无关，只和事实有关。

Q：尽管《推拿》在国内票房差强人意，但与文学作品相较，影视作品的传播影响力依旧显而易见，你怎么看待作家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后一时纸贵的现象？

A：任何作品能不能变成影视剧或者其他形式的作品我真的不在意。从我的写作里边你们就能看得出来。构成小说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描写，一个是叙述，描写的部分是适合于改编的，叙述的部分是改编之后要大量流失的，叙述的部分是没法儿用的。我的小说恰恰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百分之九十都在叙述。每一个编剧都在向我抱怨说真的喜欢我的小说但是改编不出来。原因就在于他感兴趣的部分大部分都来自于我的叙述而不是我的描写……而小说家的精华，最出彩的地方恰恰是叙述的部分，如果我不是喜欢叙述的话，我甚至都不会去写小说，直接去写剧本好了，来钱更多，成名更快。

Q：诗歌与小说是本届文学节的亮点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两种文学样态？

A：我们中国人对小说的认识其实是成问题的，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还是媒体，一谈起小说来首先面对的是思想，然后就是想象力，小说和诗歌最大的不同在于小说需要大量的知识，中国人写小说的时候就回避知识，这是很不对的，小说里面动用的知识是极其海量的。所以我有一次借着莫言说过一句话：小说的基础是“名词”，而不是“动词”，更不是“形容词”。莫言能够写出他的作品是因为他有海量的名词。

就好像要建一个房子，在建筑物拔地而起之前你要把建筑物的线条变成一个露天的大仓库，几年之后那个地方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好的建筑物。它一定首先是一个大的露天的凌乱的仓库。其实我每时每刻都在为我的知识做储备，知识对于小说家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在面对小说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把小说当成了艺术，没有把小说当成生活本身，小说里边承载的是很多的知识，如果你把小说当成艺术，这些概念和知识就会成为你的过客，如果你把小说看成是生活本身，这些知识就不需要去刻意记忆。我在写《推拿》的时候，在推拿房里边泡了那么长时间，推拿已经是我的生活了，我再回过头去写《推拿》的时候还需要去体验生活吗，去问一些穴位和指法吗，当然不需要。

反过来说，诗歌可以创造名词的，小说不能。诗歌为什么作为语言艺术是最高级别的呢？诗人其实就像上帝一样，伟大的诗人，好诗人都有命名的能力，但是小说家是不需要有命名的能力的，诗人命名了之后小说家来把它用好。我喜欢西川是因为他是和我有对话关系的一个诗人，我们多次聊到这个问题。没有命名能力的诗人都是不入流的，渴望命名的小说家是傻B。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是，文学一定要摸到哲学的脚后跟，但是千万不能到哲学的小腿肚子，否则就是僭越。小说家面对一个名词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用生活的形态展现，体会它的色彩和造型，然后完全让它在自己的想象当中生活化，这是一个作家该干的事，然后摸到哲学的脚后跟。

Q：在你看来这两者间是否存在互通之处？这么说吧，你自己写诗吗？

A：我在年轻的时候写诗，每天都处在一个找句子的状态，诗人要找句子是要找到确立他身份的东西，小说家不能找句子，小说家找句子是破坏小说，小说家在写小说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要把句子往下拉的，往下拉以后和小说的内容融合才能够押韵，否则就不押韵了，就会很跳跃，很跳跃之后读者就会把过多的经历放在你的句子上，忽略你的小说，小说最好的语言是每一句话都适合于这个小说的内部而不会跳出来，即使跳出来也是和语境相符合的。

小说中“奇绝”的句子一定是跟小说的语境有关，才称得上是“奇绝 ”，诗是不需要这样的，诗句是可以独立在任何生活和语境之外。特朗斯特罗姆说过“美丽的陡坡大多沉默无语”，这个诗句和一个陡坡无关和一个山川无关，它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好的句子，小说里边不能这样。

Q：在你看来，文学创作本身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知道你到现在都不用手机，你写作时是否也会闭关？

A：我不闭关，永远不闭关，回忆起来我所有的写的好的小说都不是在闭关的状态底下写的，我永远让自己处在一个最日常的生活状态里面，所以四十岁之后我就没在书房里边写过东西，而是在我家的餐厅写，我的电脑旁边有咸菜，边写还边吃一些。

当然，我进入写作状态需要一些辅助工作。我想每个作家的辅助工作都不一样，这个辅助工作还不能透露，它是一个自己知道的很做作的状态。比如说我写作之前一定要把写东西的那块地方弄得非常干净。拿一个刷子把键盘和屏幕都要刷一遍，我的电脑旁边一直有一个大刷子。然后就是吃早饭，喝一杯咖啡或者茶，点上烟，让自己身体的所有的贪欲全部得到满足。人的贪欲满足了之后，肉体就宁静了，肉体宁静下来之后，精神就好了。

现在我写东西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由十多个小时变成七八个小时，到现在的五六个小时。我写《玉米》的时候经常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其实，在一个作品和另一个作品之间的时候，我才是一个艺术家，等决定了要写什么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奴隶，天天扛着锄头去挖，每天都是这样。我不写大纲，是一边写一边决定走向。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不停的修正的过程。

Q：在所有中国男性中年作家中，你葆有鲜见的好身材，健身这事同写作状态有关系吗？

A：我在五十岁之前参加体育活动、健身完全是一种爱好，跟写作没有任何关系，五十岁之后，我现在明白了健身对写作的帮助有多大，健身跟不健身是大不一样的。我九点钟吃早饭，下午四点钟吃午饭，七点之前吃一点点，十点之后吃一点点，一天吃四顿。五月份之后是需要吃一些蛋白粉的，蛋白粉要配一些维生素跟氨基酸，因为五月份之后夏天要露胳膊了，健身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冬天上量，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塑型，这是健身的规律。冬天就增加一些力量，力量增加了以后围度会好一些。到了四五月份之后围度没那么大更好看。我穿衣服不怎么讲究，健身的时候每天淋浴之前照镜子，那个时候是很幸福的。

Q：方便透露下你的健身食谱吗？

A：我早上起来吃两个鸡蛋，不吃蛋黄，肉类主要是牛肉、虾和鱼。因为我是一个健身的人，我说比较实在的，健身跟写作一样，快乐的时候是百分之五十，痛苦的时候同样是百分之五十。

Q：经历了这么多，你觉得现在世上什么事最吸引你？是此次采访中，似乎须臾不离的香烟吗？除了健身，还有什么活动会吸引你参加？

A：我觉得任何一件快乐的事情都包含痛感，咖啡之所以好，一定是咖啡的香和咖啡的苦结合在一起的。香烟之所以让人有快感，也一定是因为它的香和它的苦，酒让人喜欢因为它的芬芳和它的辣。任何一个只有单项的东西是不吸引人的，一定是好坏参半的东西最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