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芸锋

难得的冬日暖阳，懒洋洋地铺在身上。枕着的草地，间或还有些松针，散发出松油香。三五头牛儿，啃吃青草的声音，顺风飘了过来，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安详。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小时候最好的时光。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匆忙吃过晚饭，小伙伴们都会牵着自家牛儿，上山放牛。呼朋引伴，一个院子、两个院子相互串联，长长的队伍很是庞大，好不热闹。

然而放牛并非字面上那么简单。去年春节，女儿和我一同回老家，看见一头黄牛拴在树边吃草，我便对女儿说：“要不，你去放牛吧？”于是，她把拴着的牛绳子解了放开。这就是她理解的“放牛”的方式，令人忍俊不禁。

醉翁之意不在酒，放牛娃的心思往往也不在牛。一旦将牛牵到山林，任其自由觅草的时候，放牛娃的疯耍时间也就到了。

初冬的山野满眼萧索，在放牛娃们看来却是另一番丰收。三三两两碰头之后，一拨人赶紧四处找干柴禾;另一拨人，则跑到还没有收挖回去的红苕地，干脆利索地将又红又大的红苕一个又一个地刨出。这边的火苗刚刚窜起，挖红苕的人马也就兔子般飞奔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小脸涨得通红也顾不上休息，赶紧将红苕埋进火堆。

马蹬坝是一个四面环山、中间平坝的好地方。从山外吹来的初冬冷风，连打个旋儿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欢腾着的火苗和同样欢腾着的嬉闹，挤得影儿都没有了。放牛之余，小伙伴们就在“哔啵”作响的柴火声中，等待火堆中的红苕烤熟。

移开火堆、扒开柴灰，围拢成一圈的那些脑袋上生动各异的表情，多次在我的梦里浮现。那时的农村，早已远离吃不饱饭的年代，但是不管在家里吃得多么饱，也不管家里的饭菜多么香甜，让这帮放牛娃乐此不疲的，仍是山坡上、野火边、被弄得不伦不类的所谓“野炊”。平淡无奇的红苕，竟然也成为了放牛娃们争相享用的“野炊”美食。

只要有火，就可以烤红苕，还有洋芋、核桃、地瓜，甚至揉成坨的米饭、豆腐。我们还学着小学课本中《森林的主人》描写的那样，用大张的树叶裹着蘑菇、茄子，埋在火堆下烤熟。谁要是再勇敢一点，躲过父母的盘查，偷偷摸摸从家里带出来一口铜罐，那就更会被小伙伴们称赞了。有了铜罐就可以煮汤，配搭带着腊猪肉的油香、泛着糯米亮光的猪肉糯米饭，这就是齐心协力“野炊”成果中的经典之作。

等到品尝成果的时候，却经常落得匆匆收场。有时牛儿跑远了，要去寻找、追回来;有时放哨的跑过来，说某某的爸爸上山来了，大家马上手忙脚乱将火堆熄灭，作鸟兽散;有时，柴禾齐备、瓜果到场，却发现没有带火柴——索然无味地生吞活剥之后，放牛娃的“野炊”只得草草收场。

“野炊”也讲究规则，放牛娃们每次山上开伙都约定俗成，每个人不仅要出力，还必须都得分享“成果”。记得有一次，一个小伙伴到了山上却死活不愿参与，理由是大家要去他奶奶家地里刨红苕。然而当糊里带香的红苕烤熟了，铜罐里清汤寡水豌豆尖也烫熟了，这个小伙伴还是没能逃脱掉——大伙儿一哄而上将他按倒在地，4个人压住手脚，2个人掰开嘴巴，硬生生地给他灌了一通热气腾腾的豌豆尖汤进去。

放牛娃们当年的这些荒唐行为，如今还经常被自己津津乐道。我们甚至都得意地以为，当年即便这么淘气，但因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一直都没有被哪位家长知道。直到某年回老家过年，一位白胡子大爷拉着我说：“你就是春生吧？你的小孩都这么高啦？你还记得不，你小时候和小洪上山放牛，你们煮铜罐，非要他吃那么烫的豌豆尖，把他嘴皮都烫起亮泡？”

我们煞费苦心隐藏了这么多年的秘密，原来他们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