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

阴差阳错，电影《大逃亡》当年没有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奖，但是2015年刚刚颁布的经济学奖却与它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用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诺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理由中这样写道：安格斯·迪顿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消费不同方面的了解。他的研究事关人类福祉的巨大重要性，尤其是在那些贫穷国家。

“迪顿的最大贡献是研究个人消费决策和经济整体表现之间的联系，他的工作对改变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做出了贡献。”看到上述这些内容，身为“只爱刷卡、不爱刷碗”的物质狂为之一振，“消费看来不再只是花钱败家，而是直接关乎建业兴邦。如今都成了诺贝尔研究曲目，看来确定已经登堂入室。不再是一盘小菜不值一提。”

迪顿的研究清晰地阐释了消费中个别数据的分析对于解开综合数据的关键作用。 在比较近期的研究中，迪顿强调，可以将个体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测量用于辨别隐藏在经济发展后面的机制。他的研究揭示了时间与空间上的贫穷层度究竟有何陷阱。他还揭示了，如果能够巧妙应用家庭数据，同样也能够有助于解释以下问题：收入与卡路里摄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性别歧视的程度。迪顿将研究焦点聚集在家庭调查上，有力推动了将发展经济学从基于综合数据的理论领域转换成基于详尽的个体数据的实证领域。

“那与电影《大逃亡》有什么关系？”这要从迪顿本人的个人经历说起。

迪顿在自己广为人知的著作《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曾提到，自己的父亲原是一名英国挖煤工，对于父亲和他的同龄人来说，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爬到地面上工作。只可惜因为所受教育有限，父亲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但按照一代要比一代强的传统家族观念，迪顿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拥有更好的生活。在父亲和自身的努力下，加上一些“幸运”，迪顿最终逃离了只有煤尘、烟灰的挖煤工生活。

在《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的前言部分，迪顿指出，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时期富裕起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洁净的水、疫苗接种或预防心脏病的新药等救命之方。不平等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发展。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比如印度的孩子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他们会去上学接受教育。但要是既得利益者为了阻止后进者的追赶，抽掉了他们向上行进的梯子，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负面的。

也正是在这部书的序言里，迪顿提到了电影《大逃亡》。《大逃亡》是一部以“二战”战俘为题材的著名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南非人罗杰·布谢尔（在电影中，他的角色由理查德·阿滕伯勒扮演）的真人真事。“二战”中，罗杰·布谢尔曾服役于皇家空军，其所驾驶的飞机在德军后方被击落，本人被德军俘虏。被俘后，他屡次试图逃脱，但又屡次失败。第三次逃跑时，他带领着250个战俘一起，试图从德军第三战俘营挖地道逃出去。这就是在电影中被称为“大逃亡”的计划。这部电影详细讲述了这次行动是如何策划的：在监狱守卫的眼皮底下，他们精巧地设计建造了三条隧道，并且用娴熟的技能和随机应变的本领乔装改扮、伪造证件来实施逃跑计划。不幸的是，最终只有三个人胜利逃出，其他人又被抓了回去，布谢尔本人被希特勒直接下令处死。

当然，迪顿提到这部电影的重点，并不在于这次大逃亡的结果，而在于强调，即便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这个逃亡的故事，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含社会心理方面。这是一个人类如何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健康的故事。这是一个人类逃脱贫困的故事。

“无疑，迪顿是逃亡成功的人。”物质狂希望，她认为的好人都应该有如此的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