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柯

导语：德国影响力上升的根源，在于它是欧盟层面非中性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正文：从前两年的欧债危机至今，德国凭借其在欧盟的主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欧盟战略转型：提升经济竞争力、启动财政一体化、加速推进“大西方”战略。而其在欧盟的主导作用里，特别是对中欧关系发展的影响，则只能说是喜忧参半。

仅仅在几年前，“欧洲的德国”或者“德国的欧洲”这类说法还只是存在于象牙塔内的理论探讨，学术界也多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待德国与欧洲的关系。但是，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德国地位的上升成为不争的事实，德国与欧洲的关系再次受到瞩目。回顾欧债危机演变的过程可以发现，德国在危机救助政策实施的内容、步骤和时机等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德国的这种主导作用以什么样的渠道来具体影响欧盟的发展？这种主导作用是会长期存在，抑或只是欧债危机背景下短暂的幻象？如长期存在，其根基和影响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确引人深思。

主导欧盟制定应对债务危机的战略

2013年7月20日，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发表的署名文章《我们不要德国的欧洲》同时在德国、英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主流日报上刊发，否认德国在欧洲谋求领导地位。此文的发表显然是想打消其他欧盟成员国对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担心和忧虑，但另一方面，这一高调的政策宣示凸显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欧洲政治经济格局已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重组，德国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并在此次债务危机中更加显性化。

不同于历史上传统霸权国采取的单向强制行动，德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隐藏在欧洲的集体行动中，以“欧洲”的名义和渠道投放自身影响力。这种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主导”主要通过“理念引领”来实现。

德国的理念引领作用突出体现在对欧债危机根源的解释上。国际社会对此次危机有多种解释：因欧美经济金融关系密切，欧债危机是受美国金融危机传染而致；因欧洲在货币统一后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导致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失衡情况下缺乏财政支持恢复平衡，最终爆发危机；欧元的引入让欧元区不同国家间利率趋同，希腊、西班牙等竞争力弱的南欧国家融资成本大为降低，导致大量廉价资本流入造成了经济泡沫。

从学术角度来看，上述观点为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并无高下之分。但从政治上，对欧债危机的解释权则涉及处理危机所需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德国在这方面当仁不让，其对危机的解释成为正统：相关国家之所以陷入债务泥潭不能自拔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经济竞争力，长期处于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失衡的状态；二是政府缺乏财政道德自律，过度举债。既然找到了“病根”，则“对症下药”的方子也就非常明确了，就是以恢复竞争力为核心目标的结构性改革：紧缩财政，严控政府债务，削减福利，降低经济成本，恢复竞争力。

虽然德国开出应对危机的“药方”引起重债国的不满与批评，但从欧盟整体而言却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除了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德国的传统支持者外，北欧国家也认同德国对危机的解释，中东欧国家则更是紧跟德国。最终人们看到，德国倡导的“以紧缩提高竞争力”成为目前欧洲经济治理的主旋律。陷入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顶住国内政治压力，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向来以欧洲政治领袖自居的法国也主动配合，2012年8月9日，法国宪法法院判决将“国债刹车”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列入宪法；奥朗德虽打着“反对紧缩，促进增长”的口号赢得了选举，但上台后依然继承萨科奇路线，实施了一系列削减开支、增加税收的紧缩政策。就连没有太受债务危机影响的荷兰和比利时，也主动推出了自己的紧缩方案。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面临三个主要任务：一是恢复经济增长。当前欧盟经济的复苏仍然具有不确定，逆转的风险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企稳回升缺乏有力支撑。消费物价指数（CPI）是衡量一国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欧元区的CPI已经长时间处于1%以下。第二，虽然欧盟经济整体实现正增长，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种“无就业增长”如果长期持续，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完善银行业联盟的建设。银行危机与政府财政危机之间相互传染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建立银行业联盟，切断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将来预防类似危机再度爆发的重要举措。三是财政一体化。这是从根本上消除欧元制度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这一内在缺陷的解决途径，在基本制度层面避免危机重演。对于这三大任务，德国正凭借其主导地位进一步发挥直接影响，将自己的理念渗透到宏观层面的欧洲一体化制度建设和微观层面的经济运行之中。

个人消费成经济增长的新支柱

在欧盟经济整体上普遍低靡，欧元连续贬值，希腊、葡萄牙等多国深陷债务危机之时，德国经济不但没有受到欧元区经济体发展形势下滑的拖累，反而逆势上扬、一枝独秀。上个月，德国联邦央行宣布，受国内强势的个人消费和投资拉动，该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3%。此前，德国智库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曾预测，2015年，德国GDP增长率将达到1.5%。虽然与众多发展势头迅猛的亚洲国家相比，这个增量不值一提，但放在经济形势糟糕的欧元区内，这一数字足以让欧洲“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今年5月25日是星期一，到了西方的圣灵降临节。它与圣诞节和复活节一起，并称基督教的三大节日。这天，全德放假，人们一起庆祝节日，迎接夏天的到来。对于痴迷旅行的德国人来说，难得的3天小长假，是一家出游的好机会。面对汹涌的人潮，德国的交通压力陡增。刚刚结束的火车司机罢工，还未让全德铁路完全恢复运行，想利用小长假出游的人“又添一堵”。很多原本打算乘火车的人，最后被迫改成自驾或坐长途大巴，高速公路也陷入大塞车。

这种混乱拥挤的景象，或许对游客来说很堵心，但它恰恰反映出德国经济的繁荣。据“德国之声”报道，近两年来，德国经济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民众手头的钱越来越多，而较低的存款利率让这些闲钱“不值得一存”，因此人们更愿意消费——或在假期外出郊游，或购买大宗商品。美国彭博社也称，经济向好，德国民众的购物热情接连创下新高，“消费者购买昂贵汽车或家具的倾向明显增加”。

22日德国央行发布的数据称，今年一季度全德家庭消费增加0.6%，政府消费下降0.7%。与一般主要靠出口拉动一国经济的状况不同，德国的数据显示出，个人消费已取代出口，成了该国经济增长的新支柱。更直观的数据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它能显示出居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价和主观感受。根据德国市场研究机构GFK的调查，德国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一举升至10.0，超过预期的9.8，创下13年来的新高。

彭博社称，所有数据都表明，在低油价和经济刺激政策之下，德国人有余力进行更多消费。当然，假期也是消费旺盛的一大因素。5月是德国假期较多的一个月，月初劳动节、之后的耶稣升天节，以及最近的圣灵降临节，加上原本的周末双休，德国居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消费。

虽然此次德国央行公布一季度数据，引来众多关注，但在很多外媒看来，德国经济向好，其实并不意外。与金融危机后欧盟诸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同，默克尔政府一直奉行严苛紧缩的金融政策。彭博社分析称，这使该国避免了量化宽松造成的过度通胀，从而尽可能地维持了物价稳定，也极大地增加了消费者信心。长期以来，很多欧洲智库坚持一种声音，认为在欧洲经济萎靡、欧元接连贬值的情况下，德国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从中受益的国家。这一点不难理解——德国作为老牌工业国家，生产的机械、汽车、化工产品以及日常百货，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重要地位，欧元的疲软贬值，更有利于该国的出口贸易。

而全球原油价格下跌，对石油进口国德国来说，意味着花一样的钱可以买更多的油，也变相让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增加。有数据表明，今年3月，德国的环比失业率创下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的新低，为6.4%，连续3个月失业率维持在6.5%左右。再往前，2014年的就业人数也创下历史纪录，使德国成为欧盟成员国中就业率最高的国家。

如果说物价平稳、收入稳定还不够，那么德国政府近几年推行的一揽子养老金改革计划，可谓让大多数家庭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放心消费。默克尔上台以来，实行了一系列针对妇女老人的改革计划，出台了为所有3岁以下儿童安排日托的政策，同时全职母亲也可以领到额外的照顾孩子的“工资”。

此外，去年7月生效的养老金改革方案规定，满足一定条件的德国劳动者可在63岁提前退休，如果有意愿，也可以继续工作。针对母亲，目前德国的养老条例规定，每生养一个小孩，女性退休后每年可获得300多欧元（约合人民币2036元）的养老金扶助。这项被称为“母亲养老金”的政策，将使950万名女性受益。

同时，默克尔政府还大举改善劳动能力受限人群的养老金待遇。德国央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原油价格和养老金政策对德国国内消费的影响已经显现；就业和工资水平上升，将进一步拉动国内消费增长；此外，德国的进口行业也有望取得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