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芳

在等待了15个月后，顾雏军还是没有等到对其案件的再审立案通知。

“自2014年初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省高院”）受理了我的申诉之后，这已经是第六次延期了。”5月中旬，顾雏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

两年多之后再见顾雏军，相比2012年9月刚出狱时的阴郁，他的气色已经好了许多。

“现在有点收入了嘛，至少能养活自己。养活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顾雏军说。他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笑了。

最辉煌的时候，这位格林柯尔系创始人、科龙原董事长旗下曾有5家上市公司、5.5万名员工。出狱之后的顾雏军现在在一家咨询机构当名誉董事长，“相当于一个顾问，在那里混口饭吃。”他的心思显然不在于此，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最主要的精力还是在为自己“翻案”。

他与人们之间的主要话题还是他的“冤情”。他依然保持愤怒，执着于为自己平反。

顾雏军案最早发端于2004年8月份开始的“郎顾之争”，经济学家郎咸平指责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的交易中侵吞国有资产。当年12月，证监会对科龙电器进行调查。2005年7月28日，顾雏军等人被抓。2008年，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等罪名，一审获判有期徒刑10年。2012年9月，顾雏军出狱，向最高法提出再审申诉，请求改判无罪。

2014年1月17日，广东省高院受理了顾雏军的申诉，对该案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进行审查，顾雏军案就此进入再审立案审查阶段。

左图：2008年1月30日，顾雏军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新华社右图：2005年6月，时任广东科龙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董事长的顾雏军。CFP

顾雏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重新递交了15份新证据及法律依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申诉，如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形，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广东省高院启动再审立案审查，被认为是开明之举。

在此期间，不少专家、学者，乃至官员在诸多公开场合为顾雏军鸣不平。

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2014年2月在“顾雏军案”法律研讨会上表示，顾雏军案审理期间，整个庭审没有一个辩方证人出庭，控方证人数百人，只有一人出庭，全国工商联要求出庭作证也被拒。后来顾雏军绝食两天后，法院才允许公开审理一天。

在上述会议上，著名法学家江平认为，顾雏军案是对民营企业家“欲加之罪”的典型例子，动不动就以注册资金不实，披露信息不实，或挪用资金这些罪名给民营企业家判罪，是对于民营企业家很大的伤害。他甚至直指判定顾雏军虚假注册罪荒唐，完全是错误判决。

2005年公司法尚未修改前，无形资产出资占比不得超过20%。但江平说，在2003年，广东省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突破性的规定，技术成果做企业注册资本可以不受限制。而在后来的公司法修改中，更是直接取消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废除验资制度。

据媒体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公开呼吁，顾雏军案有必要重新审视，以重树民营企业家信心。

这为顾雏军的“翻案”营造了舆论基础，也给了顾雏军很大的信心。

但在等待15个月后，顾雏军依然没有等到对其案件的再审立案通知。而据广东法院网信息显示，该案将要继续延期至今年7月。

顾雏军表示，刑事诉讼法第247条规定，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六个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75条规定：对立案审查的申诉案件，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

“现在已经15个月过去了，广东省高院至今没给结果。我有没有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你法院没有理由一直这么拖着，驳回或者再审，应当依照法定的期限给一个结果。如果它驳回了，我可以到最高人民法院去申诉，但现在这么拖着，我一点办法也没有。”顾雏军说，这等于剥夺了他申诉的权利。

两年多前，他刚出狱的时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对中国的法律没有信心，但我有信心，我认为只要你尊重法律，它就会有力量。你不相信它，它可能就没有力量。”

“现在我应该更有信心。因为十八大之后整个大环境正在向更好的方向在不断进步。”顾雏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他的自信心来源于这个国家推进依法治国的努力及积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

【人物】对话顾雏军：商业需要声誉，我要证明我无罪

“依法治国”给了我信心

《中国经济周刊》：你在微博上公开指责广东省高院违法，广东省高院给你的延期理由是什么？

顾雏军：他们说，这个案件太复杂，需要时间去研究。但法律也没有附加一条说，特别复杂的案子可以继续延期。法律给法院的权力是在6个月之内做出决定，要么依法驳回，要么依法重审。我只是要求你法院不要违法，这个诉求不合理吗？

《中国经济周刊》：你的律师给你什么意见？

顾雏军：我的律师认为，法院的拖延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不正常。从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开始，作为这么高级别的一个司法机构，违法总是不应该的吧。我要较真一下总可以吧。我较真，也是希望司法部门，应该严格依法办事。

《中国经济周刊》：出来两年多，你一直在执着地“翻案”，你有信心最终能平反吗？

顾雏军：当然，也是国家给了我信心。出来的这两年多，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是，依法治国被提到了最高的高度。四中全会召开我很亢奋，激动了很久。

如果我真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底气来说话。我没有贿赂问题，也没有偷税漏税。我带了那么多钱回国，都是政府的人前来邀请我们去投资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贿赂。

《中国经济周刊》：当年你回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顾雏军：1998年，我是带着1.7亿美元回国的。那时候，也真的是想赚了钱以后给国家做点贡献。刚回国那段时间，感觉到国有企业的经营是很艰难的，改制的时候，地方政府都很欢迎你。因为1.7亿美元在1998年是一大笔钱，我们因此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客。扬州市当时的市委书记亲自到顺德科龙等了我三天，一定要我们到扬州投资。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国外赚了钱回国来投资，是可以获得认可的。当然，没有想到我最后的结果是现在这样。

但2012年我坐完牢出来的时候，国内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大量的有钱人往国外移民。这和当年从国外赚钱回国来投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低估这两个概念的区别。1998年回国前，我也在办移民，就在拿美国绿卡的前夕，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回来。我最后还是放弃了绿卡回来了。

“褚时健可以上山种橙，我不会在北京种树”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翻案”之外，有没有在做一些别的投资？你有关注褚时健吗？他的“褚橙”很畅销。

顾雏军：我跟褚时健不一样，褚时健可以上山种橙子，我不会在北京弄一个地方种树去。我是搞高科技和金融出身的，我还是想做回我的本行。

但商业这个事情是需要声誉的。你没有了信誉还怎么去投资呢？我不愿意在我背负着罪名的情况下干什么事情，因为这是干不了的。我们要干的是大事，是要证明我们是这个社会最优秀的人之一。我每次都要跟人解释我们完全没有罪。当然，有些人可能相信你无罪，但也有一些人表现为不相信你，所以，我要证明我无罪。

《中国经济周刊》：出来这么久有没有人请你出山？

顾雏军： 2012年我出来大概十几天，山东省一个地级市的高新产业开发区就找来了，他们愿意投钱给我们搞一个家电工业园，但我没有答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请我出山，但我不能出山。

《中国经济周刊》：那你现在每天的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

顾雏军：我现在在一家咨询机构当名誉董事长，在那里混口饭吃。这家机构主要做职业经理人培训，我当导师，帮他们改改毕业论文。我的房子已经被拍卖了，我就在上班地点附近租了个房子，离公司大概两公里。每天走路上下班，来回步行4公里。

然后，我每天的时间主要就是关注我这个案子的进展。我也在做一些企业并购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还不赚钱，跟褚时健那个“褚橙”相比还差得比较远，“褚橙”一年已经有2000万的利润。

“坚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就要让他们感觉到安全”

《中国经济周刊》：企业界对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还是比较敏感的，你怎么看？

顾雏军：经济问题我当然很关注。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一定还是要靠民营企业家的投资来拉动。为什么呢？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进去的钱，效率是比较低的。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在已经掀起了一股创业热潮。

顾雏军：大众创业在战略上肯定是对的。如果有10万大学生创业，能雇佣数十万人甚至更多的人，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们这个国家可能仍然需要那些已经赚了钱的民营企业能够扩大投资，这意味着更多的税收和就业。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业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这个国家总是需要民营企业扩大投资来解决就业问题的。但你要民营企业投资，你一定要坚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中国经济周刊》：那你认为怎么样才能坚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顾雏军：坚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最基本的一条是要让他们感觉到安全，也就是说，要有法律保障，让没有犯罪的人半夜敲门也不惊，这也应当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中国经济周刊》：你怎么看政商关系？在当下的反腐败运动中，不少企业家因为复杂的政商关系而涉案。

顾雏军：我不是一个对政治有任何研究的人，我就是一个研究企业的企业家。仅就我本人而言，我是高级知识分子，做高科技出身，有二十几个专利，像我这样的老板在中国可能也不多吧。我自认为我很有本事，我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又有世界眼光。我想对那些贪官污吏说，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你总不能因为我不贿赂，就进行打击报复，甚至把我抓起来坐牢，你总要给像我这样不贿赂、兢兢业业做产业的人生存的环境和空间吧。

再出山，“还要做世界上最先进的家电产品”

《中国经济周刊》：国务院日前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并提出了“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你是做制造业的，对此你怎么看？

顾雏军：这是必须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事情。你必须要打造一批世界领先的制造业企业。国内的产业升级，需要花大的力气，也需要很大一笔钱来投资，更关键的是要有人愿意去干。中国的一些投资人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是从股市和房地产上去赚快钱，真正愿意去做实业的人并不多。但中国必须有人兢兢业业地去做实业，必须有人像日本和德国那样真正地把制造业做到顶尖，一定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才行。国家的政策支持也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至少需要一代人安安静静地努力来做。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需要10年、20年不停地技术更新和改进才能上一个台阶。

《中国经济周刊》：但如同你所说，制造业很艰苦，更多的人愿意赚快钱，近些年这个问题似乎越来越突出。

顾雏军：确实，制造业不像房地产那样能赚快钱，以我们的白色家电为例，等于是在非常贫瘠的土地上种粮食，利润非常微薄。我们做的是最痛苦的行业，而我们还在坚持，我肯定还要做世界上最先进的家电产品，这是毫无疑问的。或者，我们还会做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包括大客车和大卡车。这还是我最大的兴趣。我大学本科学的就是汽车发动机，我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一点都不少，对世界上的那些汽车企业已经如数家珍了，哪个企业有什么问题，我都有很厚的研究报告。做这些研究也让我晚上能有事情干了。

《中国经济周刊》：再次出山你还是会选择做老本行？

顾雏军：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希望做制造业，我只想安安静静地搞我的产品和技术。如果能拿回我的钱，我会从收购国外的企业来重新开始做起，我第一个收购的可能会是瑞典的伊莱克斯，这是世界最大的白电公司。但那也是“平反”以后才能干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一笔大钱。

《中国经济周刊》：过去的10年，家电行业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对于你的同行例如海尔、美的、格力等这些家电企业，你在密切关注吗？

顾雏军：我是做专利和技术出身的，在技术问题上，我从不认为世界上做冰箱、空调的企业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超过我们，我们也不会跟国内的企业来比较。但像格力这个企业我们还是给它一个比较高的评价，格力空调质量做得不错。不过，现在他们要做手机，我就怀疑他们能不能做手机，毕竟做手机也是一个水很深的行业。

《中国经济周刊》：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是当下最热的话题之一，包括家电行业里你的同行也都在参与其中，你怎么看“互联网+ ”？

顾雏军：我已经快60岁的人了，对互联网真的不太懂。互联网怎么加，我不敢发表观点。但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时髦的概念，也许将来应该这么做，那是年轻人的事。我现在连企业都没有，互联网怎么加呢？我的兴趣还是在制造业，至于互联网怎么加白色家电，互联网怎么加大客车，我以后再去搞也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