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兰

人物简介：芒克，原名姜世伟，1950年生于沈阳，1956年全家迁往北京。1969年赴河北省白洋淀插队，1978年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今天》。“朦胧诗”代表人物，作品有《阳光中的向日葵》等。

“你们是文字报道吧？电视采访我一律不接受。”芒克在电话那头特意向记者强调。后来见了面，他解释说，有一次某家电视台采访了两个多小时，结果成片出来也就一两分钟，都是关于顾城、海子的片断，“弄个大灯给我照着，假模假式的，我又不是演员。”

炎炎夏日，偏偏停电了，芒克端着一碗粥，满头大汗地追着女儿喂食。看到《环球人物》记者来了，他赶忙放下小碗介绍：“这是我女儿，快3岁啦。这是我夫人。”夫人年轻秀美，女儿机灵可人，这个位于北京通州宋庄艺术区的工作室，也是他们生活起居的家。年逾花甲的诗人芒克，现在有了另外一个职业——画画。

芒克原名姜世伟，因为年轻时身材瘦高、非常灵活，素有“猴子”的外号，诗人北岛就根据猴子“monkey”一词的英文发音给他起了这个笔名。芒克是“少白头”，16岁生出白头发，22岁开始染发，到了40岁之后任其自然。如今他满头白发，加上一副好身材，成为许多摄影师心仪的拍摄对象。“我尽给人当模特了！”他笑着说。

芒克与诗歌的缘分，开启于“文革”时代。当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河北白洋淀曾诞生了一支诗歌劲旅，后来被称为“白洋淀诗群”，芒克和他的同学多多（栗世征）、根子（岳重）被称为“白洋淀诗群”三剑客。

时间追溯到芒克15岁，读初二那年，轰轰烈烈的“文革”拉开了序幕，学校停了课。因为父亲挨整，芒克连红卫兵都被禁止参加。父亲在单位受了气，回家就冲着孩子们发脾气。所以当1969年冬天，芒克在北京三中的同学多多叫他一起去白洋淀插队时，正发着39度高烧的芒克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了。对他来说，换一种环境、远离乱糟糟的家，当时是最好的选择。

插队生活极端无聊，知青中很多都是高干子弟，家里藏书多，就找出来互相传阅。普希金、海涅、泰戈尔、聂鲁达等人的诗作，美国“垮掉一代”的作品等深深影响了芒克。看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曾效仿书中主人公，身无分文就趴火车出走，像一个亡命徒一样体验了一场身体和精神的冒险。

除了阅读，芒克和同学多多、根子还互相较劲、互相鼓励着写诗。“当时白洋淀各个村子的知青们都在写诗，因为写诗是最简单的事情，有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了。”但写诗也很危险，“是反动的，搞不好就得抓进去”。他们的诗作不可能获得认可，也绝无公开发表的可能，只能在私底下偷偷摸摸地传阅。

就在这种环境中，芒克迎来了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1973年，23岁的他写下了许多富有代表性的诗句。“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诗人、评论家唐晓渡毫不掩饰自己在读到芒克这首《天空》时内心的触动，他惊叹于在一个疯狂的年代里，芒克竟如此本能地忠实于自己的直觉、情感和想象，“它的冷峻、它的激愤、它深沉的慨叹和成熟的忧思，在当年简直不可想象。”

芒克被称为“自然之子”，他的诗歌大胆、本色，拒绝被外部社会扭曲。白洋淀的风光，流浪与放逐的经历，给了芒克另一种机遇，让他的内心得以为诗歌保留一块净土。1976年，插队7年的芒克最后一个从白洋淀离开，“白洋淀诗群”也宣告解散。

返回北京后，芒克有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份正式工作——在北京造纸一厂当工人。虽说领导们对他还不错，但他工作起来总有些心不在焉。他与几个写诗的老相识来往甚密，其中有一位就是1972年认识的北岛。北岛原名赵振开，当年白洋淀诗群的名声传开后，他曾跑到那里，拿出自己的一些诗作给芒克等人看。互相切磋的过程中，两人成为了朋友。

1978年，北岛油印了自己的诗集《陌生的海滩》，并建议芒克也出一本。但芒克手里自己的诗稿并不多，大部分都已经销毁了。“当时我们就是书写自己的感受，也没有意识去批判什么。完全没当回事，更没想到今后要以诗人为职业。”幸运的是，当年流行传抄，北岛帮着芒克从友人赵一凡和其他人那里搜集到了一部分作品，最终芒克也油印了《心事》这本诗集。一来二去，芒克与北岛之间加深了友谊，也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

1978年，芒克和北岛嗅到了时代的变化，隐隐觉得应该干些什么。后来，他们组建了编委会，开始筹办诗刊。因为稿件不够，他们找来很多“文革”期间流散于民间的诗稿，使得那些“文革”十年间掩埋在地下的诗歌得以重见天日。他们还拓展了新的作者，像舒婷、顾城、江河。

稿件收集好之后，为了保密，他们在一间农民房里，偷偷摸摸地刻蜡纸、油印，连续十来天，终于把创刊号印好。芒克给刊物起名《今天》，他们兴奋于“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

当时就读于吉林大学的批评家徐敬亚曾描述过1979年拿到《今天》创刊号时的心情：“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正如听了邓丽君的磁带后感叹，歌，还可以这样唱？！”《今天》对当时年轻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从1978年12月23日创刊，到1980年底，《今天》一共出了9期，积累了一批稳定的订户。但好景不长，它终究还是接到了勒令停刊的宣判。盡管芒克等人曾为《今天》的合法化做出努力，但在那个年代里，他们终究没有成功。

《今天》停刊，芒克因为“不务正业”，被原单位开除，当起了看大门的临时工。理想幻灭，1981年，他自印诗集《旧梦》，1983年，他又出版了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80年代是他境遇最差的时候，却也是他与诗歌的又一个蜜月期。他不清楚自己为何而写，也不清楚那些诗歌的意义和价值：“我写诗，纯为兴趣。”

他也曾试图复现一个像《今天》那样的文学团体。1987年，芒克和杨炼、唐晓渡一起办了“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当时在北京但凡有些影响的诗人，基本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海子。”1991年又与唐晓渡创办民间诗刊《现代汉诗》，但在种种困难之下，终究不了了之。

1990年，北岛在海外复刊《今天》，希望能够延续老《今天》的一些精神宗旨，把新《今天》办成一个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先锋杂志，“反抗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芒克对此表现地随性和坦然：“当年玩了命地办刊物，争取写作的自由。但任何东西，它消失的时候也就结束了，再出现时，就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中国进入到商业社会的高速发展期，诗歌创作的热潮已无法复制。芒克在90年代基本没有写诗，也没有固定工作，每年去国外参加一些诗歌活动，靠着些微薄的出场费，勉强维持生计。

新千年后，他成立了家庭，与前妻蜗居在北京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斗室之内，还是租来的房子，连扇窗户都没有。妻子有了身孕之后，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老友艾丹建议他试着卖油画赚钱，还给他送来画架、颜料、画笔全套工具。他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第一次画画，全凭着感觉画了一夜。第二天妻子醒来，说了一句“还真行”。他的心里有了底气，3个月内画了12幅画。他在朋友帮助下办起了展览，还用卖画的钱交了买房的首付款。

这一画就是十来年。芒克与前妻离婚，与现在的妻子又有了一个女儿。画画成了他稳定的谋生方式：“我刚出这本诗集，出版社也就给3万块钱吧，我说钱不要了，全换成书送朋友。而我一幅画也能卖3万，一辈子写本诗集，也就值几天画的一幅画。”

芒克说，自己画画之前不会设定创作的内容，无论是构图、色彩，全凭性情所致。有人将他的画和诗关联起来解读，但芒克说，这是两回事。写诗需要有一个人孤独的时间，安静地深思熟虑。但画画即便身边乱哄哄的，也照样可以很愉快地进行：“绘画是一种视觉艺术，展现出固定瞬间的画面与场景，诗歌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及延伸空间，诗比画更丰富。”

“芒克的画，或一片树林，或一盆鲜花，形象单纯，至于什么树，什么花，都不重要，要的是颜色很鲜亮很隆重，笔触浓烈干涩，像吼出来的陕北民歌。”艺术家栗宪庭这样评价。记者问他是否受到西方印象派画家的影响，他谦虚地答：“确实很喜欢，但只能高山仰止。”

芒克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卖画的，也不愿意正经八百地将自己看作一个诗人。在写作上，他从不勉强自己，该开始时开始，该结束时结束。朋友唐晓渡曾评价：“他从未主动向报刊投过稿，也没有向任何出版社提出过出版申请，更没有请别人写过评论。写诗只不过是一件喜欢做的事，和他生活中的其他爱好没什么两样。”

时代变了，但对于芒克来说，他仍然保持着童心和平常心，过着最喜欢的“诗意生活”，写诗、画画，邀三两好友喝喝老酒。在他看来，智慧越多越好，而人格还是越简单越好。他心里始终有一盏不灭的仅属于自己的灯。

《阳光中的向日葵》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它把头转了过去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