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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俄罗斯人的情缘

2015-09-10鲁培新

世界博览 2015年23期
关键词:叶利钦使馆俄语

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几乎有30年同俄罗斯人打交道。我们之间不仅相互关系密切,而且也有曲折,还带有传奇色彩,甚至或多或少影响到两国关系。

在和俄罗斯人的接触中,有工人、司机、修理工、清洁工、教师、医生、工程师,机场场长、总调度、办票员、地面服务小姐、搬运工、海关署长,前苏联和俄罗斯驻华使馆各级外交官、外交部副部长,直到苏共中央总书记、俄罗斯总统。可以说,我和俄罗斯人有较深的感情,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多彩有趣的故事。

俄罗斯平民的几件小事

1960年8月,我顺利地结束了在外交学院五年的学习生活,被分配到外交部,直接到驻苏联使馆工作。

刚到使馆时,我被分到办公室总务科工作,办些行政上的杂事。如管理大使官邸施工工程,同俄工程师、工人联系;负责管理联系雇用的俄籍雇员,如医生、司机、清洁工、洗碗工、通讯员、打字员、修理工、花工等。他们都是下层人,但我很尊重他们的劳动,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工作都很认真,也很朴实、憨厚,按时上下班,从不偷懒。每年春节前,为感谢这些工人,使馆专门举行招待会,邀请他们的家人、孩子参加。他们都像过节似的,穿上最好的衣服出席。

记得一天下大雪,午夜,在机场送走一批途径莫斯科回国的中国人后,我只身开车回使馆,突然车胎爆裂。我不会换轮胎,正在着急没法时,一位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主动停下来,二话没说,很快就帮我换了轮胎。我要给钱,他无论如何不肯收,说“这是应该做的”。

使馆厨师长年在厨房工作,很少有机会外出,语言又不通,很想有一位懂俄语的人带他们到城里看看。一天,领导交待我带上几位厨师乘地铁进城。不料在换车时走丢了2个人,我十分着急。万一出了事,回不来怎么办?只好中断逛街,带其余几个人回使馆报告。但万万没想到,他们已先于我们回来了,原来是一位好心苏联人将他们送回了使馆。

我的宿舍在使馆沿街的二层,人行道紧挨在窗子下面。夏天一个周末,我开着窗子在屋内打扫卫生,播放着中国民乐“喜洋洋”、“彩云追月”等广东音乐,声音较大。音乐刚停,忽然听到外面传来热烈掌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探头朝外面一看,人行道上聚集了20多位男女老少,他们齐声高喊:“再放一遍”。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可见俄罗斯普通百姓多么喜欢听中国的民族音乐啊!

我在使馆行政科迎送组工作了近二年,同机场上下关系都很好。为了称呼方便,他们给我起了俄文名字,叫“别佳”。有一年外交部召开驻外使节会议,所有驻外使节都要回国参加。大使们都很忙,一般只提前1-2天才回京参会,且飞机衔接很紧。一天晚上,一批我驻外大使从捷克布拉格于晚6:00抵莫斯科,1小时后即转机飞北京。但布拉格的飞机晚点2小时,而莫斯科飞北京的飞机应于晚上8:00起飞,怎么办?我找机场场长和总调度说明了情况。他们当即决定,莫斯科飞北京的班机等待这批使节抵达并办完转机手续后再起飞,致使航班延误了两个小时。大使们十分高兴,夸奖我工作出色。而机场领导做出这一决定是很不容易的,我后来专门送给他们使馆工艺品表示感谢。

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产生了意识形态分歧。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全体苏共党员的一封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诬蔑。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回敬。这封信对苏广播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不少苏联人想得到这封信。国内把这份文件的俄译文打成蜡纸由信使送到使馆加印,然后交给我们五个人负责分送。派送对象都是我们熟悉的苏联中层人士。我车的后备箱装满了文件,一连送了五、六天。如果送办公室不方便,就送到对方家里。使馆门口远处停了好几辆苏联克格勃的车,一直在跟踪监视我们。

1963年6月2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约见我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并送交照会,指责我们五人做了“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事”, 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立刻召回”。实际上,这是限期驱逐出境。为此,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抨击苏联政府这一作法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故意破坏和恶化两国关系。

我们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成了“最受欢迎的人”。7月3日,周总理亲切接见,对我们积极负责的态度和奋斗不屈的精神进行了表扬。总理对我本人也十分关心,说我原来在使馆搞迎送、接待工作,礼宾司正合适,就到礼宾司去吧!并当即交待陪见的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安排。7月7日,外交部等单位7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席并讲话。梅文岗同志代表我们五人,介绍了这次被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的经过情况。

六年过后,1969年中苏两国进行边界谈判时,我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联络员,负责与苏方代表团会谈相关的礼宾工作。实际上,我的身份、经历,苏联人心知肚明。一次,乔冠华团长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宴请活动时,曾开玩笑地指着我向苏联人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苏联人回答:“我们知道是礼宾司的。”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接过来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件事(指我被赶回)是瞎胡闹,是我们的过错,鲁任何时候去苏联都欢迎。”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幽默地对我说:“鲁培新,你的护照现在带来了吗?我三分钟就给你签证。”大家听了以后,一阵哈哈大笑。

自1969年10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是马拉松式的谈判,每周1-2次,每次3个小时,谈判复杂敏感,世界也十分关注。我作为中方代表团的联络员,不但要做好联络工作,在日期、时间、地点等礼宾安排上不能出现一丝差错,而且还要负责生活接待上的事情。苏联代表团工作人员有四个人住北京饭店,我长期陪住。在会谈中间休息时,我方还为苏方代表团准备了丰富的点心、水果,有小笼包、烧饼、春卷等,春卷最受欢迎。酒类当然少不了茅台,每到休息时,伊利切夫团长总是先倒茅台喝上两杯。

叶利钦首次访华细节

如今,中俄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回顾两国关系的历程,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也堪称是一次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算起来,这既是叶利钦本人,也是俄罗斯国家元首对中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俄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文件,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参加了叶利钦访华接待的相关工作,很多细节至今难忘。

第一个细节,就是语言。按照国际礼宾接待的惯例,外国元首专机停稳后,被访问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和来访国大使一同登机,迎请外国元首下飞机。但见面时必定要问候,作为登机迎接叶利钦总统的中国礼宾官,我是该说中文呢,还是俄语?最终决定“秀”一下俄语。我在外交学院读书时学的就是俄语,更应发挥这一特长,以表达对叶利钦总统这一历史性国事访问的欢迎之情。

和我同时登机的是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他向叶利钦介绍说:“鲁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已是20多年之交了。”我随后用俄语对叶利钦说:“热烈欢迎总统阁下首次访华。今天天气晴朗,天气也在欢迎您,您把莫斯科的好天气带到北京来了。我国政府陪同团长等官员正在机旁迎候,请您下机。”

果然,听到我用俄语表示欢迎,叶利钦非常高兴地说:“这是我担任总统后首次访华,踏上中国土地后,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官员,又用流利的俄语同我交谈,天气又这样好,我十分高兴,这是访问圆满成功的先兆。”

第二个细节,则是喝酒。俄罗斯人爱酒,作为总统的叶利钦自然也不例外。抵达当晚,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在拟定菜单和用酒的问题上,我们做了特殊的考虑。随同叶利钦总统来访的人中有不少是中国通,他们长期同中国打交道,很了解中国菜肴的特点,而我们对他们在饮食上的喜好、要求也很了解。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拟出了一个适合俄国人胃口的菜单,其特点是不用海参(俄国人并不喜欢),菜量要大。至于是否上烈性酒,我有些犹豫----1987年以来,我国已实行了礼宾改革,国宴上不再用烈性酒。

考虑到俄罗斯客人有喝烈性酒的习惯,特别是叶利钦有饮酒的嗜好,此次又是担任总统后首次访华,我们决定破例在宴会上用中国的名酒茅台。杨主席对此事也很关心。宴会开始前,他在休息厅问我,俄国人喜欢喝烈性酒,今天是否考虑用些白酒?我说,已经准备了茅台。杨主席说:“这很好!”此时,罗高寿也悄悄地问我,叶利钦喜欢喝烈性酒,主桌能否上茅台?我告诉他,已经作了安排。

宴会开始后,杨主席对叶利钦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今天特别为你准备了茅台酒。叶利钦非常高兴地说:“我很喜欢,气味很香。”宴会上,叶利钦兴致很高,不断称赞茅台酒好。宴会后,我向服务员了解到,主桌宾客喝了两瓶茅台,叶利钦一人喝了足足有半斤多。回到钓鱼台国宾馆后,他还向服务员要茅台酒。

以上这些亲身经历——不同年代,不同人,不同背景,不同侧面,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十分难忘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异常温馨,深感欣慰。当前中俄关系处于两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一个直接见证人,我衷心希望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和发展,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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